集绥，是安抚、平定的意思。靖，也是安定、平定的意思。绥靖，就是安抚，使其平静、安定的意思。在我国旧社会，统治者常以“绥靖”为名，镇压老百姓的反抗、起义。国民党统治时期，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域，派军队去驻防，镇压革命活动，防止老百姓闹事，或者剿灭土匪滋事。这样的区域叫“绥靖区”，设置“绥靖公署”，其军事长官称“绥靖区司令”。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全都失败，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1947年底，聂荣臻率领华北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把晋冀鲁豫和晋冀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使华北局面为之一新；谭震林等指挥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粉碎了敌人对胶东的进攻，改变了整个山东的局面；**、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军解放了四平等三十多座城市和地区，使东北敌人的巢穴长春、沈阳、锦州等完全陷于孤立；彭德怀、贺龙指挥西北解放军取得了宜川大捷……为了挡住解放大军的进攻，蒋介石与“小诸葛”白崇禧合谋，在日本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出生于东京四名坂町的一个没落的武士家庭，，1890年3月入坂町小学，8年后毕业。1897年，考进了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设中学部。1898年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后升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899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作为第16期学生毕业，同期毕业的还有日后的三位大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安藤利吉。同期的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被教官们公认为第16期最优异的“三羽鸟”（即“三杰”）。1905年4月冈村宁次在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日俄战争桦太岛（即库页岛）战役。其后驻扎在日本侵占的朝鲜。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间，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中尉区队长，带过3期156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军事人物，如阎锡山、孙传芳、李烈钧、何应钦。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被推荐进入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11月，以第25期第8名的成绩毕业。1914年8月，调任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1915年2月，被日军参谋本部派到青岛搜集日德作战史资料（日本1914年占领德国在山东殖民势力范围）。1921年6月，被陆军省选派与土肥原贤二等人赴欧美考察，在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停留，会见当年的学友东条英机、山下奉文等少壮派法西斯军官，畅谈“改造”日本军队使之法西斯化的“宏大伟业”，图谋推翻文官政体等问题，缔结了“巴登巴登盟约”，结成了日后在军界政坛的盟友集团，到了昭和时代，这些人正式成立了“二叶会”，后改名为“一夕会”。1920年代在受孙传芳聘请任孙军事顾问的时候窃取到了江浙一带1∶20000的军用地图、华中中部地区1∶50000军用地图等。日后，日军在武汉作战所用地图大部分就是冈村宁次此次窃取的。1927年任日本陆军步兵第6团团长时，在山东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之后调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驻伪满洲国武官等职。1933年春，关东军侵犯热河、长城，“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他代表日方迫使中国政府与之签订了《塘沽协定》。1934年起，历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第2师师长、第11集团军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
1938年下半年，指挥了武汉会战。1941年晋升为上将，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1944年，先后任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他在职期间，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5年9月9日，于舉行受降典禮時，代表日本政府在南京签署降书。由于他过去的战绩与剿共成绩不错，战后蔣介石为了国共内战而让冈村逃过自己身为中国战区最高负责人的战争责任，并参与国共内战，帮助蔣介石国民政府參謀**。）帮助下，决定实施“总体战”和“分区防御”的新战略，在江淮河汉流域划分若干个“绥靖区”，绥靖区司令官兼任辖区行政长官，实行“一元化”指挥，党、政、军、特、财、文大权一把抓。对“小敌”分区应付，遇“大敌”互相援救，力求肃清区内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大部队追击入境时提供情报和补给。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1946年李默庵，1948年8月周嵒，12月丁治盘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嵒，张光玮（1948年10月）第七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1947年4月潘文华，12月张雪中，1948年12月张世希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良荣，1948年8月李延年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盘，1948年12月刘安祺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孙震，1948年2月陈鼎勋，10月李振清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第十四绥靖区司令官：李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霍揆彰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第十八绥靖区司令官：董钊第十九绥靖区司令官：高桂滋，8月谢辅三在各绥靖区中，第十五绥靖区是比较晚的一个，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其驻地襄樊位置的重要性。襄樊如今是湖北省省辖市，鄂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水流域的中段，秦巴山系和大别山之间，是鄂、豫、陕、四川省水陆交通要道，进退东南或西北的咽喉，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俗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它北通关（中）洛（阳），南接沙（市）宜（昌），东连随（州）枣（阳）走廊，直通武汉三镇，西扼川陕大道，夺取此地，则直接威逼武汉重镇，并进而可南渡长江，西进四川，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历代都将它们作为军事重镇，是群雄角逐的战场。宋代的陈亮说得很好：襄樊“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明清之际的顾祖禹也说过：“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顾祖禹曾经说：「襄阳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常为天下重地」由此可见襄樊在控扼南北的位置上有其重要性，它也是南船北马的分界城，进之可图中原，退之可固东南。襄樊可由汉水西制汉中，又可从武关北出关中，东又可出许昌以争中原西南进向秭归可封锁长江三峡。
襄樊，其实是襄阳和樊城的合称，长江的最长支流汉水从两城之间流过，南是襄阳，北为樊城，两城隔水相对。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南有羊祐山、真武山、琵琶山、虎头山、凤凰山等，群山连绵，山势险峻，向北可瞰制襄樊全城。向西、向南又可控制公路交通，为襄樊南侧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古代许多军事名将的故事都发生在里。三国时，孙权的父亲孙坚，就被射死在岘山脚下。刘备跃马檀溪得以脱身，檀溪，就在真武山前。关羽水淹七军，活捉庞德，也在襄阳城外。宋朝时，岳飞击败金兵于襄阳，至今，城西诸葛武侯祠内，还留有岳飞手书的《出师表》。明末，李闯王率起义军攻克襄阳，在此建立政权，称新顺王……正因为襄阳历来是争战之地，古人重视它的战略位置。所以城池的建筑，也是从军事上着眼，选在汉水由西向南转弯河套处，使城北、城东紧临汉水，利用河流构成天然防御；城南背倚丛山，高处五百余公尺，群峰耸立，向西逶迤二十余里；西面则为一狭长走廊，也在南面大山扼控之下；北面与樊城隔江相望，当时虽然没有架通桥梁，但渡船往来也起到呼应支援作用。四周还筑有高三丈宽两丈的石头城墙。除北有汉水外，东、西、南三面尚有宽两丈余、深一丈多的护城壕维护。如此坚城，傍山依水，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古称“铁打的襄阳”，实不为过。樊城北面比较平坦，实际上是南阳盆地的组成部分，进取较为容易。为此，就有“纸糊的樊城”之说。襄阳与樊城隔水相望，襄阳是政治中心，樊城则是商业中心，两者可谓是唇齿相依。但两城在历史上却往往属于不同的州府。襄阳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所有，秦属南郡，汉置襄阳县，后汉末分置襄阳郡，郡治襄阳。三国时属魏，东晋襄阳仍为郡治，并于此侨置雍州和梁州，不久梁州省，而雍州至南北朝时竟成实土。西魏有襄阳后，改雍州为襄州，后周又于此置总管府。隋初废襄阳郡，大业初又废襄州，复改为襄阳郡。唐初仍改称襄州，并置山南道行台于此。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襄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襄州。宋属襄州襄阳郡，宣和元年（1119年）升为襄阳府。元为襄阳路治，明清均为襄阳府治。1911年废府称县。
樊城在西周是仲山甫的封地（一说仲山甫封地在今河南济源之阳樊），春秋时为邓国所有，后属楚。秦置邓县，属南阳郡。两汉与秦时相同。三国时属魏，晋初邓县改属义阳郡。南北朝刘宋时以邓县属京兆郡，西魏据有其地后，别置安养县为河南郡治，又置樊城县。后周废樊城县和邓县。隋初废郡，安养县改属襄州。大业初废襄州，安养县属襄阳郡，唐初属襄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安养为临汉县。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移临汉县治于古邓城（今樊城西北），改为邓城县，而樊诚降为镇。北宋时，邓城县属襄阳府，至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废邓城县为镇，地属襄阳县。此后，樊城均为镇。1950年襄阳与樊城合二为一称襄樊市。襄樊在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内本来就处于重要地位。它是蒋介石“汉水防线”枢纽的，而汉水防线又是连接“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的枢纽；守住这个地方，可以防止解放军南渡长江或西出汉水进入川陕。自人民解放军于南线实施战略进攻以后，襄樊更是引起敌我双方的高度重视。夺占襄樊后，对于解放军来说不仅能斩断华中国民党军与其西北军队的联系，有力地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战场的行动，而且可以直接威胁武汉三镇，进而南渡长江，西入四川。因此，对襄樊的防守，蒋介石十分重视。在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先后开辟大别山、桐柏、江汉解放区后，他的脑海突然出现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人一对巨眼，两道剑眉，本来应该生出一派豪气，可是一配到康泽的圆形的脸盘上，等他抬起头来，便令人想起饿狼下山觅食的样子——他就是康泽。
康泽，字代宾，号兆民，1904年7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双龙铺（现来凤乡），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1927年10月黄甫军校毕业后投靠蒋介石。历任蒋介石侍从室参谋、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兼宣传处处长、《中国日报》社社长、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中央军校特训班班主任、禁烟总监部武汉辑私室主任、军政会政治部二厅厅长、复兴社总书记、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战时期，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
康泽曾苏联中山大学留学，1928年毕业，但不认同马列主义，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回国后不久建议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采用俄国保卫局制度（格别乌），保护政权。初在南京**总部任侍从副官，中原大战结束后，1931年经蒋批准成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共军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督促地方进行清剿，恢复政权行使。在共军长征之际，蒋派薛岳率中央军追剿共军进入川、康、贵、滇地区，每个县都有康泽的别动总队，以之监视地方共党与左派份子，作用极大。
康泽所带领的别动总队，其队员的成分，乃是收容黄埔军校的失业学生而组成。按期别有校尉之别，人数初为数百人，后来发展至数以万计，当年的刘伯龙、公秉藩等将军都是康泽系要系。1932年，蒋介石授意其心腹、黄埔毕业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等人仿照法西斯特务组织意大利黑衫党、德国褐衫党，又称“蓝衣社”成立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由蒋介石核定干事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13人为该组织骨干，被称为“十三太保”。康泽担任过中华复兴社中央干事与书记及国民党中央委员，深受蒋的器重。
蒋介石还要在蓝衣社内人为制造一个在陈诚之外可以和贺衷寒、“湖南派”、政训势力相抗衡的小组织。这就是康泽、“西南派”、别动队。1933年，蒋中正在庐山成立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任用康泽当主任，招收各省高中毕业生，每期数百人，成为康泽集团的政治骨干。
在短短两周的庐山集训后，康泽对别动队进行了组织设计。这首先是一个全盘效仿党卫队的组织。康泽设立了一个庞大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队部”。总队以下，以“三三制”的党卫队编组为模式。即总队辖三大队、各大队辖三支队、各支队辖三中队、各中队辖三区队，区队下设分队。分队配轻机枪一挺，各成员****各一支，自成一个行动单位。别动队的服装也效仿党卫队，一律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鞋、黑袜，腰扎横皮带。此外，各中队的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持有特务证”，以方便秘密活动。组织上采用“军装掩护便衣，便衣领导军装”的原则，从而形成三层结构，即总队——便衣——普通队员。康泽对别动队颁布了极其严格、具有蓝衣社和党卫队双重风格的纪律：别动队成员不许辞职，每个人都要做到“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进行；在江西工作期间不许结婚，不许离开营房，每晚组长都必须组织查铺；等等。违背这些纪律中的任何一条，康泽都有直接处以死刑的权力。思想控制则更为严格。康泽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我的奋斗》等书外，禁绝成员阅读任何别的书籍。至于成员**，康泽更宣布“即使进民宅只取一只鸡、吃一顿饭而不付钱，指导组也可处死”。为杜绝**，他首先以身作则。许多原别动队成员几十年后都谈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康泽一直“着士兵服装，穿草鞋”，腰上别着一支匣子枪，这结合他的丑陋长相，一段时间里，许多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伙夫。
这就是早期别动队的组织状况。1933年10月初，编组完成后，这群大部分装扮奇异、兵不兵民不民的人，这个带着枪管理着一半江西的“马上政府”，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和最近的收复区去了。它的总队部驻扎抚州，各大队沿南城、南丰、崇仁、宜黄、永丰等地散开。最后，各支队、中队及区、分队，布置满了各要线、要点。别动队首先开始的，是对前线周边10余县原和平居民的编保编甲工作。编保编甲从社会调查、户籍调查开始。此时，盖有康泽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现在村村镇镇：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别动队不咎既往。违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康泽目光冷峻，指挥着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士兵，将数以百万计村民驱赶出他们村庄，像牲口那样圈入标准“战略村”，管束在“保甲制”之中。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制度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苏区。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枪毙灭门。一家犯事，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效果卓著。一个多月时间，别动队就控制了近20个县的数百万居民。“战略村”、编保编甲完成后，在别动队员、保甲长带头下，数十万居民被发动起来。他们手执“刀片、长矛、锄头”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盘查哨”，以盘问、检查过往路人。康泽命令，各盘查队伍一旦发现苏区交通员、二道贩子、走私的马帮驮队，不论有无“私通敌区”嫌疑，一律就地枪毙。其次，对稽查部队则一手软一手硬：凡勾结私运者一律枪毙；凡查获物质或举报受贿者，一律予以重赏。重赏是奖励给有功人员“全部抄没”，并连升“两级薪饷”。在数以万计的保甲长的协助下，几万民工被发动起来。一条一条的简易公路被修建，连接不断地通往苏区，通往瑞金。在公路逐渐形成环状包围时，依照德国顾问建议而构筑的“堡垒”接连出现了。无数的钢筋、水泥、砖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绵数百里，被调集往前线。四个月之内，江西共修筑了2900余个钢筋水泥堡垒。1934年初，事实上，瑞金已在望。瑞金在望前后，康泽已接管了江西六十余县中的大约一半。别动队已迅速扩充到五个大队一万余人。另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队的两个师也划归康泽指挥。
“新江西模式”是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社会实验。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这个举措有双重目的：争取青年；断绝苏区兵源。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康泽的别动队反**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风暴”和15年后蒋经国的“打老虎”，它声势更浩大。它并且把反腐重点直接指向官员的贪污、索贿、受贿。举报箱悬挂在村村镇镇，使别动队成功地发动起江西的千万民众，短短一年多时间，它共查处了1200件“**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半个江西的基层**。在这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下，整个江西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在大约3年时间里，康泽的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短短几年就变成了没有男人的县份，至于寡妇村、寡妇镇更比比皆是。最鲜明地折射着别动队本质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别山。在蒋伏生，这个贺衷寒的中学同窗、蓝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统治的漫漫长夜开始笼罩在这片自古贫瘠的土地上。它的凶残、彻底、干净利索，足以使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征服者都自愧不如。“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是集体屠杀大别山近百万青壮，并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最后像野狗一样死去的一个计划。它的下达者，是那个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像个慈善长者的人。它的执行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和康泽。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杀了一百多人……”这是编录进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的记录。是蓝衣社、别动队无可抵赖的法西斯罪行。区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仅一个月时间就被别动队及蒋伏生的83师杀了上万人。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各地爱国青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起许多团体。蒋介石为把全国的青年组织起来﹐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并且给已经衰老**的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青团。蒋介石派遣“复兴社”和“CC系”的骨干分子在武汉等地组建三青团，大量吸收公职人员﹑军警﹑政工人员入团，并且将“复兴社”完全并入三青团充作骨干力量。同年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团长。由陈诚﹑陈立夫﹑康泽等三十一人组成中央干事会。1937年7月，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抗战头两年，康泽一身兼有别动队总队长、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两个特训班主任、禁烟缉私处主任等职务，显赫一时。在武汉期间，康泽、陈诚常常跟随蒋介石出席各类集会或“纪念周”（国民党军政官员每周星期一上午集会），被人视作“蒋委员长”的左右二臂。康泽与蒋介石早无历史渊源，也无乡亲关系，学问、才干也有限，只因他尊奉蒋如君如父，在蒋眼中成为“忠实可靠”的门生。蒋介石的中央军中流行着一首据说是由康泽作词的颂歌：“在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对蒋介石的吹捧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康泽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一听见“蒋委员长”的名字，就立即起身，两脚一并，带头“立正”。早在江西特训班时，蒋介石每次到班视察，康泽总是紧贴蒋的身后，亦步亦趋，其他跟随蒋的要员也不得不让他。1938年秋季，武汉失守，康泽迁重庆浮图关，蒋介石住在李家花园，相距不太远，汽车往来经常碰头。康泽在与蒋的小轿车相遇时，总是在几十米外就叫停车，礼恭毕敬地站在路旁立正举手敬礼，目送蒋车离去几十米后才上车。抗战初期，康泽、戴笠这两个曾在四川相互斗法的特务头目，在国民党内博得了“康戴二公”的称呼，康、戴谒见蒋介石可以不必先到侍从室登记，随时可获蒋接见。享此特殊待遇者只有戴季陶、张群等几个人。即使是何应钦、徐永昌，要会见蒋介石也要先通报，蒋不一定每次都愿接见，比不上康、戴两个宠儿。
人们对国民党特务的恐惧，也许是从康泽的神态开始的。也许，蒋介石考虑到康泽在十年内战后期第五次“围剿”时有过带领别动队搞“绥靖”的历练和经验，才任命他当新成立的绥靖区司令官。
事不宜迟，立即召康泽。
“襄阳地处要冲，向来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点，是保卫武汉、四川的重镇，所以派你去。”
“我知道此去责任重大。”
“你同**斗争多年，**有经验。绥靖一方，军事、政治斗争一并进行，发扬你之长处。”
康泽明白，这是要他加强特务统治：“校长放心，地方治安我会注意的。只是……那里靠近豫西，刘邓、陈赓的部队都在向那里靠，不知襄樊地区的兵力够不够？”
“这个……这个，那里有三个川军旅……我准备把65师、85师、203师，还可考虑20师，也交给你指挥。这些兵力足够对付那一带的共军了。”
四个整编师加三个川军旅，相当于五个军的兵力。康泽心里踏实了。
蒋介石又道：“那个地方四省交界，不要弄成个几不管。”
“现有的区域是湖北西北的三个专区，别的地方要管也管不了。”
“你这个绥靖区，可以划大一点嘛。现在你管的是襄阳、随枣、郧阳三个专区。去了以后，先管起来。搞好了，把河南宛西一只角、四川城口、万源地区、陕西安康地区、汉中地区也划给你。条件成熟后，可以成立一个省嘛。这对绥靖西南门户，是很有好处的。”
蒋介石如此信任，康泽激动不已，眼里闪着泪，倏地起立：“校长，学生蒙知遇之恩，一定竭尽全力，报孝党国！”
“坐下、坐下。”蒋介石很高兴。
康泽刚坐下，又站起：“校长，此去襄阳，我要把那里搞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政治模范区，挺进豫西，解决刘邓、陈赓！”
自黄埔军校毕业以来，康泽一直在带领“不打仗的军队”，搞特工，搞政治，搞“青训”，没有做过中下级军官，也不懂参谋业务。他既没有直接指挥部队打仗的经验，也未受过高层次的军事教育，全靠蒋介石一手提携，飞黄腾达，成了“党国要员”。康泽看到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最需要的是能够带兵打仗、替他保江山的人。康泽在南京受到黄埔系同学们的强烈影响，更加体会到";有兵才有权";的道理。因此，他爽快地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有人得知此事后，认为康泽不是作政治家的材料，他只佩当政治家的工具，何不如弃政从军，走军事家的路也许还好些，较多的人则认为康泽搞军事更不适宜，困难多得很，前景难以预料。第十五次绥靖区设在鄂西北，抗战时期这里是第五战区的中心基地，扼守襄阳、樊城、老河口wWw.等战略要点，地当川鄂陕豫四省通道，又是川东门户，康泽觉得驻守襄樊可以靠近四川，以四川家乡为依托，第十五绥靖区北面毗邻第十三绥靖区（司令部设在南阳），那是王凌云率领的河南地方部队，康泽动他不了，但是，南面靠着以宜昌为中心的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的辖区，潘文华部整编第163旅、164旅（原为师的编制）已调到鄂西北，归康泽指挥，川黔湘鄂绥署只留有一点小部队，康泽打算在十五绥靖区站稳以后进而夺取川黔湘鄂绥署的地盘和兵权，移驻宜昌，称霸于华中、西南之间。第十五绥靖区除川军两个整编旅之外，又把驻河南的吴绍周部一个旅临时调来，由康泽指挥。接到任命后，康泽找沈重宇商量，要物色一位副司令官。沈便向他推荐川军老军官郭勋祺，郭资历较老，富有带兵作战经验，抗战期间曾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军军长，与潘文华有历史关系，康泽同意这个人选，报给蒋介石和国防部，很快就获得批准。
郭勋祺，字翼之，四川双流人氏，生于1895年。1912年参加入藏新兵，随军西征。入藏征战数年，于1915年返回成都，在潘文华部历任排、连、营、团长。1921年随潘投刘湘部，遂成为刘的得力战将，因功升任旅长兼重庆城防司令。1925年8月，参加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活动，思想逐渐倾向进步。1926年9月，又参加了由杨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引起刘湘猜疑，被撤职。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曾掩护一些革命人士和学生脱险。1931年复任旅长，派往湖北参加“围剿”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升任模范师师长，赴天全等地阻击红军。抗战爆发，率军出川抗战。1938年春升任五十军军长，驻防皖南，与新四军配合作战屡立战功，受到嘉奖，晋升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五十军军长。其间与新四军往来和相互支援，被告密。1939年冬蒋介石借贵池战役“作战不力”撤去郭军职并送回重庆，入陆军大学特五班学习。郭勋祺有几件事是进过军史、党史的，印象较深的有几点1.四川“3?31”惨案发生后，28军3师代理师长王学姜捕杀陈毅。郭勋祺是陈毅的同学，私自放过必死的陈毅，陈毅离开杀机四伏的重庆去了武汉。2.土城一战是**的“华容道”，郭勋祺就是放了曹操的关公。那一次，走在前面的正是川军的王牌——装备精良的川军郭勋祺旅，辖3个步兵团和特务营、机炮营，相当于四个团的兵力；后面的是潘佐的3个团，距离郭勋祺旅只有十多里路，这是郭勋祺想出的行军方案，目的是能够互相照应。当时，说起郭勋祺，别人不知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却是认识的，因为他以前就是刘伯承在四川时手下的一员虎将，也可以说是徒弟，现在则是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兵很有心得，否则他的部队就不会被称为川军的“模范师”了。不过这些事，离川已经很长时间的刘伯承却无从得晓，就连郭勋祺有多少人马都不太清楚，虽然是情报部门的责任，但身为总参谋长的他，也脱不了干系。这次师徒对决，也算是造化弄人吧。土城一战郭勋祺名声鹤起，差点把在庙里开会的**中央政治局连锅端掉，改变中国历史。因为顾惜红军北上抗日，才没有开炮。刚在遵义会议上抬起头来的**一出山就是一个败仗，气的要命。总司令朱德最后亲自上前线指挥，陈赓把骨干干部团都拚上了。最后多亏**回援，杀开条血路，周恩来亲自护驾撤退，才有了一渡赤水的故事。
康泽又点名要了军统通讯处少将副处长董益三，做他的情报处长。
董益三。一九二七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在武昌荆门同乡会参加中国**。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逮捕，两年后被保释出狱。后来，他与**失去联系。此后曾到浙江省警官学校任政治指导员、在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任主任。至此，他走向反革命道路。
3月初，康泽登上一架运输机，从武汉机场起飞，到襄阳就任。
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江汉大地清晰地展现在机翼下，康泽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当飞至襄樊上空的时候，康泽传令飞机绕空一周。
飞机降低了高度，康泽把目光投向舷窗下。很快，他就人神了。襄阳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的版图上实属少见。它从东到北再到西北，紧紧被浩瀚的汉水包围着，樊城在北岸与其隔江相望，成了理想的桥头堡。它的南面和西南与城紧密相接的是羊祜山、凤凰山、虎头山等几乎成等边三角形的几个高地，地形险要，可瞰制全城，控制城南和城西的道路。虎头山沿城西向北梯次而下，又有琵琶山、真武山几个绵亘的山头，像一只粗壮的胳膊从南到西把襄阳抱了个结结实实。襄阳城就坐落在这一条水带和一只胳膊的当中。汉水自不易渡，几座山头又彼此呼应，实在是天赐一处易守难攻的险地。
如今，这块争夺拼杀了三朝五代的襄樊成了他康泽的属地。想到此，康泽浓眉舒展了。在南京当官儿到底是虚位，现在有兵有权有地有钱，据守襄阳，独霸一方，虽不能称王，又与古之王侯何异？多少天来，这位无兵司令第一次开怀畅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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