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郭将军至少属于共党同情分子，据说刘湘选将“追剿”正是看上了这一点——甫公怕付血本。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处于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郭将军彼时彼刻身在曹营且为曹营高干，事事为曹营盘算也为自己盘算那是情理中事。同情共党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追随共党（此刻倒是掂枪挟炮在“追随”共党），“防共入川”与刘湘利害攸关也与他自己的厚禄高官利害攸关，他卖力气也是理所当然。郭将军事后也曾言：我读过《共产党宣言》，学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建国学说，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是激进一点。在我内心上，何尝愿与他们硬拼，但限于各自的环境和特点。……我部为了自己生存，为了所负职责，为了军誉均不能不努力拼搏。
的确，这当口一打起来，他不会客气共产党也不会客气。
不过客观而言，如此卖死力跟共产党打得血肉模糊，大概是郭将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土城战役。
土城战役是我党有史以来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和国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彪、张爱萍，十大元帅中的七位——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以及陈云、董必武、林伯渠、胡耀邦等共和国元勋，200余位将军悉数参战。
土城战役青杠坡山势陡峭，山峦起伏，是土城通往东皇店镇（今习水县城）的交通要道，是扼守川黔通道的咽喉。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不久，蒋介石调集川黔滇湘桂数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企图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的川黔地区围歼红军。
敌军大兵压境。中央红军决定经赤水河西岸进四川，在重庆以西过长江。
1月19日，中央红军除留3军团4师在遵义阻敌外，其余兵分左中右三路向赤水方向挺进。
1月27日，二局（情报局）获悉川军郭勋祺、潘佐2个旅4个团（实为6个团）向土城这边包抄过来，并抢占离土城东5公里的青杠坡、永安寺、寒风坳等高地，企图围歼中央红军。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得此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土城战役（青杠坡是主战场）。军委命令3、5军团占据土城以东2－4公里处两侧有利地形，9军团和1军团2师担任总预备队，摆开决战架势。
1月28日晨5时，土城战役打响。彭德怀、董振堂分率3、5军团在青杠坡首先向郭、潘两旅的结合部发起攻击，战役随之展开，与敌激战于石高嘴、尖山子、老鸦山、猴子垭等高地。川军占据南部更高地形拼命抵抗，战斗异常惨烈。红军经多次冲锋，终于攻下郭旅第8团阵地，随即向永安寺推进。永安寺地处青杠坡脚下的平坝中央，至今遗址尚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将军当时在此养过伤。永安寺当时是座两层楼的小寺庙，是敌人一个指挥所。为攻占永安寺，红军强攻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郭勋祺亲率第9团和特务营、机炮营以猛烈火力袭击红军，突破了5军团阵地，一直打到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步步向土城逼近。
由于情报有误，造成红军决战兵力不够。战斗形成拉锯战，残酷地进行着。
毛泽东当机立断，命在赤水的林彪速调1军团陈光的2师回援！
此时，干部团在陈赓、宋任穷率领下，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势。干部团个个以一当十，他们冲入敌“模范师”腹地，眼看局势已定，但敌又有增援部队赶来，敌总兵力已达1万2千人。敌援兵源源不断向土城蜂拥而至，军情万分危急！此时，又得到情报，敌强大围剿兵团从四面八方围聚而来。面临如此险境，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和军委会议改变遵义会议原定北上计划，撤出土城战役，从土城渡河西进，保存实力，变被动为主动。
当时土城渡口水面宽200米，水流湍急，要在一夜完成几万人的渡河浮桥并非易事。但在周恩来指挥下，在当地群众支持下，天亮前架好了浮桥。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此乃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渡赤水。
当地居民中流传着一个传奇故事，当年21岁的张震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营长，战斗中受伤后在青杠坡永安寺养伤。寺庙主持秦修大师见到张震后评价：此人天庭饱满，体格强健，实为有福之人，如果赶上红军大部队，将来必定是将帅之才。惜才的秦大师找来几个农民，背着受伤的张震躲过敌人封锁，追赶上了红军大部队。1993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将军故地重游，然而永安寺早已不复存在，回忆当年情景，他感慨万分。
无独有偶，康克清当年在此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脱险经历：红军撤离时，朱德夫人康克清因救护伤员而掉队，被追赶的敌人发现，当一个敌人伸手抓康克清时，她急中生智，扔掉背包给贪婪的敌人，迅速甩脱“尾巴”，赶上红军大部队。当康克清神情自若地向朱德讲起此事，朱德不禁哈哈大笑，既为康克清的机智脱险而高兴，也在嘲笑敌人的贪婪和愚昧。
郭勋祺虽为川军名将，可八年抗战他只参加了三年便被蒋介石闲置了起来，若不是康泽，说不定他就只能在“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中安度余生，所以他对康泽也充满了知遇之恩。他对康泽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整训军队。川军虽说以能征惯战相著称，一六三、一六四旅也是整建制，一六四旅以前还是师的建制，可相当一部分为新补充的，一0四旅以前被打垮，十五绥靖区成立后又重新在老河口组建，其实也只有一个团，因而，各部战斗力与以前相比实奈天壤之别。不过这个果子却没有那么容易吃下去，首先郭勋祺全想吃这么好的果子，就必须接受康泽派来的副师长，师参谋长，整训部主任，还有他们各自带来的互不统属，一手驳壳枪一手冲锋枪，双披挂，高头大马的警卫连。按照高大全的估摸，这三个严重超编连的兵力，几乎抵得上一个旅的警卫营，加上特务营的兵力。尤其是根据调查和情报，已经确认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军官和普通士兵里面，都掺杂了如蚁附膻般康泽以前的党徒和大大小小的情报人员，至于普通士兵里面的三青团团员更是海了去了！眼看着将是遍地烽火，大战将起.郭勋祺是老将，当然不会在乎.将国民党派来的副师长，师参谋长，整训处主任当神佛一样摆设起来，无论是他们自己抑或是身边的人想到下面的部队里面，都是数十人的中央社会部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一脸微笑和恳切的全称陪伴着。至于手底下的部队，则是按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办法，来一个扩编和缩编的工作。首先按照淘汰老弱和病好双枪兵的办法，把康泽派进来老别动队的那些七老八十的送进了荣军院里面去修养，种菜去。然后按照老蒋颁布的军法，严格处罚那些吃喝嫖赌的军官士兵，郭勋祺以身作则大义凛然的样子，又把掺进来的沙子淘洗了一遍，而剩下的都是一些潜伏很深的老油条了。因为一0四旅是新兵旅和新建旅，这让郭勋祺的借口寻找起来越发的容易。因为前线作战造成“损失较大”，将这旅拆成以班排为单位，插进川军的行列，甚至于是一个班就插入一两个零散的三青团团员和别动队队员。于此，郭勋祺还在部队里面建了新兵团，补充团，干部整训大队，学兵团，将形形色色的人员抽调进不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是打入冷门的进行一番教育整训。
二是巩固城防。在100公里防区是这样布防的：国民党一六三旅旅部率其四八八团守谷城，其一营驻石花街警戒，四八七团守老河口；一六四旅一部沿汉水两岸重点布防，其旅部率四九○团、四九一团防守樊城外围据点；一○四旅3个团防守襄阳城南门和城南诸制高点；一六三旅四八六团防守西门；一六四旅四九二团防守城西各高地；少数正规军和襄阳专员李朗星的保安旅3个团守城东门和北门；整编第二十三旅教导队和宪兵连保护康泽的司令部；特务营作机动部队；蒋军中央炮兵第十四团七连的炮兵阵地设在中原中学门口等地，并备有美制化学臼炮8门。不仅如此，康泽还在襄阳城及城南和西南的岘山、凤凰山、虎头山、羊祜山、真武山等所有制高点构筑了以碉堡为核心，周围辅以地堡和交通沟的工事群；在开阔地带及死角遍布地雷、鹿寨；在城墙周围设外壕，铁网密布，坚不可摧。
易守难攻的地形，加上苦心经营的坚固工事，康泽以为万无一失。
三是令李朗星组织自卫队和保安旅，以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
李朗星，字文斗，生于一九○二年，排行老二，襄阳东津人，地主家庭，族大人众，在当地有一定的权势。他始于私塾，继转入襄阳县立模范高等小学，读至中学，大学肄业，后即从戎。一九二四年，于国民革命军第十师某团团长方殿甲的团部充司书、见习参谋（李、方系襄东同乡）。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时期，该部在武汉溃败后，李即回襄。未几时，在西北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部创办的军政学校充教官。后随军北行。一九三二年，又回襄阳。当时襄阳县境内土匪猖獗，到处烧杀抢劫，民众惶恐终日，李视此情况为有利可乘，即以“欲为民除害，而安生业”的旗号，马上联络邻乡曾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学校的军官王坚（地主）和南乡欧庙康家湾的康克明（地主家庭）及在乡军人刘仲汉等人，并利用他们拥有的枪支、人财权势，组织地方自卫队。李自任队长，王坚任副队长，刘仲汉、肖大诰、李明昭等人任分队长。全队约一百五十人，大肆宣传，凡为匪欲意收编者不究既往，骗得当地有名的土匪关兴启归顺，关至东津与其接谈，饭后于厕所内，乘其不备将关击毙，继又歼数股小匪。自此，李的名声大振。一九三三年，湖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员兼保安司令公署，拟成立区保安大队时，经绅士杨君谟等人举荐，专员刘骥即将李朗星的自卫队改编为区保安大队，并委任李朗星为大队长，王坚为副大队长，刘仲汉为大队副官，康克明为第一中队长，肖大诰为第二中队长，李明昭为第三中队长……。全大队的兵员迅速扩充到五百余人。此后，李朗星在地方剿匪中作出了一些成绩，赢得了专员刘骥的信赖，即保送李赴江西庐山鄂、豫、赣、皖四省自卫部训练班训练六个月，结业回队后不久，即逢湖北省保安司令部要在全省成立十八个保安团，下令各区专署所属的区保安大队均归编于各省保安团，八区保安队即编入省保安第十团（后改为省保安四团），李朗星编任第四营营长（各中队长为连长）。编入近半年时间，该团团长李如苍有消息要调离（李如苍系八区保安副司令兼省保安十四团团长），李即认为是往上爬的良机，于是就向家族各户请资助，便赴省贿通省保安司令丁炳权，给予提升团长。当李如苍调离后，李即被任命为省保安第十四团团长。李接替团长后，即进行人事调整，即马行健（襄阳人，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任副团长，严德修任团副，刘仲汉任团部副官，肖伯川任团部军需主任，康克明任第一营营长，肖大诰任第二营营长，第三营营长由李明昭代理（系李朗星侄儿），全团官兵更换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更换后多系襄阳县及邻县人。在此期间李朗星被调往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学员队受训六个月，结业仍回该团任团长。一九三八年春，省保安第十四团整编为省保安第四团后，即调郧阳专区驻防，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实为纵容官兵抄抢。郧阳地区民众深感不满。
一九四○年初春，该团复调回襄阳。是年五月，日军进犯襄樊时，李朗星率全团官兵，于唐河西岸的上刘集、洪山头一线布防阻击，在战斗中，击毙伤日军连队长一名和官兵三百余名。一九四一年，湖北省政府以李朗星抗战有功，即令兼襄阳县县长。犹如虎添翼，既有军权，又掌握了地方行政、财政大权。他利用权力，以加强地方自卫队组织为由勒令县属各区乡民众筹款购买枪支，以扩大自己的实力并推行保甲连座，严防异党（指共产党）活动，充分暴露他反人民的本质。
一九四二年春，李朗星被免去兼襄阳县县长的职务，调任湖北省第三区（随县地区）行政督察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