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的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烟台是我们的
夏天的黄昏，父亲下了班就带我到山下海边散步，他不换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底金线的肩章取了下来，这样，免得走在路上的学生们老远看见了就向他立正行礼。
我们最后就在沙滩上面海坐下，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红霞满天。对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浓云，那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
有一天，父亲只管抱膝沉默地坐着，半天没有言语。我就挨过去用头顶着他的手臂，说：“爹，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吗？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这些都是父亲平时常说的话，我想以此来引出他的谈锋。
父亲却摇头慨叹地说：“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
我瞪着眼等他说下去。
他用手拂弄着身旁的沙子，接着说：“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好很美的……”
我说：“爹，你哪时也带我去看一看。”父亲捡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
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愤激到这个样子。他似乎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对象，在这海天辽阔、四顾无人的地方，倾吐出他心里郁积的话。
他说：“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我们是被挤到这里来的呵。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现在大家争的是海上霸权呵！”
从这里他又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他是在威远战舰上的枪炮副。开战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都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以后，父亲把在烟囱上烤焦的肠子撕下来，放进这位战友的遗体的腔子里。
“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永远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赔的款，割的地还少吗？
“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我觉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视着我，仿佛要在他眼里把我缩小了似的。他站起身来，拉起我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一般父亲带我出去，活动的时候多，像那天这么长的谈话，还是第一次！在这长长的谈话中，我记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烟台是我们的”这一句。
许多年以后，除了威海卫之外，青岛、大连、我都去过。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过，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并没有觉得抬不起头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
但是，“烟台是我们的”，这“我们”二字，除了十亿我们的人民之外，还特别包括我和我的父亲！
一九八一年四月
（原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祖父和灯火管制
一九一一年秋，我们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老家去。在还乡的路上，母亲和父亲一再地嘱咐我：“回到福州住在大家庭里，不能再像野孩子似的了，一切都要小心。对长辈们不能没大没小的。祖父是一家之主，尤其要尊敬……”
到了福州，在大家庭里住了下来，我觉得我在归途中的担心是多余的。祖父、伯父母、叔父母和堂姐妹兄弟，都没有把我当做野孩子，大家也都很亲昵平等，并没有什么“规矩”。我还觉得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几个小家庭的很松散的组合。每个小家庭都是各住各的，各吃各的，各自有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比如说，我们就各自有自己的“外婆家”！
就在这一年，也许是第二年吧，福州有了电灯公司。我们这所大房子里也安上电灯。这在福州也是一件新鲜事，我们这班孩子跟着安装的工人们满房子跑，非常地兴奋欢喜！我记得这电灯是从房顶上吊下来的，每间屋子都有一盏。厅堂上和客室里的是五十支光，卧房里的光小一些，厨房里的就更小了。我们这所大房子里至少也有五六十盏灯，第一夜亮起来时，真是灯火辉煌，我们孩子们都拍手欢呼！
但是总电门是安在祖父的屋里的。祖父起得很早也睡得很早，每晚九点钟就上床了。他上床之前，就把电闸关上，于是整个大家庭就是黑沉沉的一片！
我们刚回老家，父母亲和他们的兄弟妯娌都有许多别情要叙，我们一班弟兄姐妹，也在一起玩得正起劲，都很少在晚九点以前睡的。为了防备这骤然的黑暗，于是每晚在九点以前，每个小家庭都在一两间屋里，点上一盏捻得很暗的煤油灯。一到九点，电灯一下子都灭了，这几盏煤油灯便都捻亮了，大家相视而笑，又都在灯下谈笑玩耍。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而祖父是一家之主！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原载《福建文学》1982年第10期）
我的父母之乡
清晓的江头，
白雾茫茫；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繁星》一五六
福建福州永远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不在那里生长，但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到今日为止，我这一生中只回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是在冬季。从严冷枯黄的北方归来，看到展现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红花绿叶，使我惊讶而欢喜！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风帆，已从蔚蓝的海，驶进了碧绿的江。这天我们在闽江口从大船下到小船，驶到大桥头，来接我们的伯父堂兄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用乡音和我的父母热烈地交谈。
我的五岁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东话问我说：“他们怎么都会说福州话？”因为从来在我们姐弟心里，福州话是最难懂难说的！
这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就过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岁时节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丰富而有趣。特别是灯节，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后街，那里是灯市的街，元宵前后，“花市灯如昼”，灯影下人流潮涌，那光明绚丽的情景就说不尽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一九五六年，也是在冬季。那时还没有鹰厦铁路，我们人大代表团是从江西坐汽车进去的。一路上红土公路，道滑如拭，我还没有看见过土铺的公路，维修得这样平整的！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还到了漳州、泉州、厦门、鼓浪屿……那是祖国的南疆了。在厦门前线，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金门岛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忆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写了。总之，我很喜欢我的父母之乡。那边是南国风光，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见底！院里四季都有花开。水果是从枇杷、荔枝、龙眼，一直吃到福桔！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
我在故乡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迹、侨乡，到处可见，福建华侨，遍于天下。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辛苦创业的福建侨民，握手之余，情溢言表。在他们家里、店里，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乡是可爱的。有人从故乡来，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过，我都向他们问起福建的近况。他们说：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进步得不可辨认了。最近呢，农业科学化了，又在植树造林，山岭田地更加郁郁葱葱了。他们都动员我回去看看，我何尝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愿和故乡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侨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把故乡建设得更美好！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原载《福建画报》1983年第1期）
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銮恩（子修）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原原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儿，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儿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待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