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一个题目，这个人写起来是那么欢娱，那个人写起来是那么忧郁，我们想知道原因，就必须了解他的背景，所以我们教课的时候，就常常给学生讲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背景。比方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为什么说“无限江山”呢？那时皇帝是坐江山的，他是亡国之君，所以他说“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江山一丢就再也回不来了。别人写“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时候就不会像他这样写法。我们拿过一篇文章来，先看这文章是谁写的，什么时代人写的，他在什么时候写的，有什么背景，能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看懂它。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就只能说到这里。
一九六三年
（原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第二辑）
漫谈“学贯中西”
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茅盾同志对受奖的作家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讲话中，曾鼓励他们要学鲁迅和郭沫若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说：“我们现在要反映四个现代化，不懂些科学知识，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向鲁迅、郭沫若学习，也就要像他们那样，掌握多一些科学知识。”因为他是对那些“我们文学事业将来的接班人”讲话，所以他特别提到了“科学知识”，下面他又强调，如所说的：“我们绝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也提到“我们还没有把该翻译的外国名著都翻译过来。”这些话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几位对外友协的同志，同英国出版界代表团座谈，谈到早年我国翻译出版的工作时，曾提到我对于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都是从当时看到外籍的译文开始的。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吧，在我祖父的书架上，看到林纾（琴南）老先生译的法国名作家仲马写的《茶花女遗事》，以后我自己又去寻来了他翻译的英国名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述》和其他。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我看到了严复（幼陵）老先生译的英国名作家斯宾塞写的《群学肄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老先生译的都是社会科学的书籍，那时我当然看不懂，大了以后也没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们对那几本书还是评价很高。至于林译小说，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欢他的文笔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文，他可翻译英法名著，都是别人口述，他来笔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译笔很“传神”，到我自己能够阅读原著的时候，例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够把原著中十分鲜明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那就是得力于他对于中国的语文有很深的修养和造诣！
严老先生的译文，也几乎等于意译，他在译文之后，都加以注释。因为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我也没有去看原著。两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现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的名著，现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译，不必都去翻阅了。我所要讲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前，当中国人民感到国家危急的时候，像所说的“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严老先生是到英国学习海军军事科学的，他却自己研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林老先生为了介绍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请人口述，而自己执笔。这两位老先生，在当时，都起了启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后，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于这两位老先生的晚节，也不无“微词”。严老先生在晚年成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时代，曾致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大骂过白话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讲话中谈到某些译者时所说的：“但是，对翻译作品来说，不应以人废言。”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要做翻译工夫，必须像他们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外文固然要学好，本国的语文也更要学好，否则就起不了沟通中外科学文化的作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需要借鉴许多工业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我们又有九亿多人口，要每一个人都看懂外文书刊，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起着桥梁作用的翻译工作，就是极其需要的了。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他们的关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译文，是我在青少年时代所最初接触到的，也因为他们恰巧都是福建人（严、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很小就离开乡井，已经是东西南北之人，没有太深的乡土观念了，但是当六十年代初期听到福建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福建学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自豪与高兴。我希望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气和传统，能够继续下去。我希望福建的青年人，也能够“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做好现代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工作。“信”、“达”、“雅”的翻译方法，就是严老先生提出的，但要达到这三条标准，就非得把中外语文都学深学透不可。
我还要提醒青年人，“博览群书”绝不等于“闭门读书”，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把我们的学习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我们的学习和努力就没有了目标，我们自己就成了空头的学问家。还有，身体健康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健康的心身，就不能健康地学习。德、智、体三者本来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对立的，相防相克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
（原载《福建青年》1979年第10期）
话说文化交流
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开罗的那一天，是二月七日早晨四时。春寒料峭之中，我们紧紧地裹着大衣，走下飞机，走向拥上前来的欢迎的人群。把一大束鲜花送到我臂里的是一位年轻的妇女，长眉秀目之间，蕴含着一股幽娴静雅之气，她一开口，说的是十分纯粹流利的北京话。她说她的名字叫杜玛德，她和她的丈夫黑白，都是北京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北京住了五年。她又指着人群里忙着和中国客人寒暄的一位阿联青年，说：“那就是黑白。”候机室中，热情洋溢，笑语纷纭，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被打断了……在开罗的几天中，我常常想起这一对画家夫妇，但是总没有机会见到。
亚非作家会议开幕的那一天，我们被邀到“现代艺术馆”去参观阿联的“绘画与雕刻作品竞赛展览”。在艺术馆的丛树浓荫之下，我忽然看到一个抱在保姆怀里的小女孩，穿着一身浅色的衣裳，颈上挂着一个坠着赤金的“福”字的项链。我走出人流，过去拉着那小女孩的手。她一点也不怕生，转着黑溜溜的眼睛，望着我笑。保姆笑说：“她是画家黑白和杜玛德的女儿，你看，那边彩棚里不是她父母的画展？”我连忙赶上人流，走进那座彩棚里去。
这里面挂着满壁的水彩画，都是中国的风光，有梳着双辫挑着水桶的姑娘，也有在灌满水的梯田里俯身插秧的农民……真是琳琅满目，若不是我身边站满了亚非各国的客人，耳中听到的尽是我所不懂的各种亚非的语言的话，我真以为是在北海或是中山公园观赏中国画家的画展了！这时杜玛德陪着一班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好容易挤上去，只说了一句：“我看见你的小女儿了，真好玩……”她也只匆匆地笑着说一句：“她是在中国生的，名叫小红……”说着她就被人群簇拥到一个陈列着中国画具的大玻璃柜边上，去作解释。我听见旁人在赞叹说，他们的绘画，是融合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埃及古画的特点，创造出了独特的风格。我必须承认我对绘画是外行，但是我喜欢他们的画，它们给我一种极其温暖亲切的感受！
大会闭幕之后，我们一班人挤出时间去参观开罗博物馆。陪我们去的是一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这位青年，一脸的书卷气，戴着很厚的眼镜，从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埃及的古代文化，那种热烈陶醉的神情，竟不像对人讲述，而像温理自己脑中的一幅一幅的辉煌灿烂古埃及文化的画图！偏偏那天博物馆又提早关门，算来我们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浏览这个世界上最古的六千年的文化！失望之余，我们只好加快脚步，在一座座矗立的大石门，横放的大石棺，排列的大石像前面，匆匆走过。这位青年，却以恳求的眼光，摩挲着几乎每一块石头，向着我们讲解：“在纪元前三三一二年……”后面跟着的是大声呼唤的博物馆看守员：“请大家快一点，再有五分钟就关门了！”这一天，谁也没有看得痛快，出门上车的时候，人人发出惋惜的叹声，尤其是那位青年，一路上只呆呆望着车窗外，好像在说：“真是白来了一趟！”
我却是满心欢喜！文化交流，就得由这种热爱友邦文化的青年们来做。埃及、中国、印度……都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给我们开出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道。在推翻阻碍亚非文化交流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同时，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阿联的画家杜玛德夫妇和这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的青年人，来“继往开来”，做出前人所未做出的伟大事业！
（原载1962年3月25日《北京晚报》）
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充满了情绪的。作者写了，读者看了，在他们精神接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生出种种的了解和批评。
精神接触，能生同情，同时也更能生出不同情。“不同情的同情”，就是完全地翻转作品的全面，从忧郁转到欢愉，从欢愉转到忧郁，只对于我们眼中的文字，大表同情；虽然也是一般的称扬赞叹，然而在作者一方面，已经完全地失了那作品的原意和价值。
我深深地感到，在我们读者生出种种的了解和批评的时候，对于作者几乎是丝毫不负责任的。缘故是作者的遗传和环境，和作者的人生哲学，我们不能详细地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他写那文字时候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也更不能知道。此外我们在读阅的时候，还有自己的，一面的心境和成见；抱定这个心境和成见，不假思索地向前走，去批评文学作品，如同戴蓝眼镜一般，天地异色。——结果不必我多说，只可怜作者受了无限的同情的冤枉！
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承认，在我们不明白了解作者自己以前，作品的批评是正和作品的原意相反的。“不同情的同情”的赞扬，毁坏创作的程度，是更高于同情的攻击的。——最不幸的是我们好意地赞扬，在不自觉里或者便要消灭了几个胆怯的作家！
作者只能有一个，读者同时便可以有千万。千万种的心境和成见底下，浮现出来的作品，便可以有千万的化身。作品的原意，已经片片地撕碎了。
作者——不灰心的作者——要避开这种危险，只有在他的作品底下，加上百千万字的注释。——我个人方面万不愿陷作者于加注释的地步。使他活泼泼的作品成为典故式的诗文。这样，便是要从世界上，根本地消灭了真正的“文学”！
在世界的作家面前，我是读者之一。我要承认，我要谢罪，我更要深深地应许。他的星儿射出来的光，他的花儿发出来的香，在我未十分明白了解以前，自我这一方面反映出来时，绝不使他们受我丝毫的影响。我只有静默，只有瞻望，只有这漠漠的至诚，来敬礼我现在所不能明了，不能探索的神圣文学！
（原载1922年1月22日《晨报副镌》）
中国新诗的将来
旧诗歌的声韵格律都打破了以后，新诗就出来了。许多的人作着，许多的人看着，许多的人讨论研究着——新诗的种子，撒在一班青年人的心底里，只要是不落在幽荫处，或是石田上，它便如同春草，随处乱生。两三年来的新诗，各时各地散见于报章杂志上的，不在万首以下，即此可见新诗是合于时代的精神，而有存在和生长的可能性的。
诗在唐代，词在宋代，曲在元代，都有它们最光荣的地位了，新诗如何呢？我个人相信：它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占它的领地的。它不但有蓬勃的现在，还有灿烂的将来！
虽然如此，有人却在极热闹之中，为新诗的前途抱悲观。他们说：“新诗太容易了，太‘频’了；人人都可充诗人，出口成章地随便乱写，作来作去，恐怕新诗要与‘平话’和‘弹词’同一价值，同一命运。”——这话很使我思索！
固然说：诗是不可遏抑的，无心流露的情绪表现，不容任何裁制来侵犯它的自由的；然而从客观上看起来，诗的界说，虽每人有他自己的意见，极不容易定准，而诗和非诗的界限，在人们脑中，却有时极其清晰，如：
风沙卷了，
先驱者远了！
——朱自清作
插在门上的柳枝下，
仿佛地看见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冯雪峰作
有风时白杨树萧萧着，
没风时白杨树也萧萧着——
萧萧外园里更不听见什么，
野花悄悄地发了，
野花悄悄地谢了——
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
——朱湘作
一看便承认它是诗。而——
“南通的文明，
（与的对齐）只是生活程度的增高，”
“日里做事夜间睡觉，
实在太平板了！
把它颠倒起来，
夜间做事日里睡觉，
岂不有趣？”
“上码头几分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