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这里是欧化地住华化人！
适者生存的公例，
在辫子上成问题！”
这几首便不能一看立刻承认它是诗。至于：
不解放的行为，
造就了自由的思想。
（这一首是《春水》里的。为作这篇论文，又取出《繁星》和《春水》来，看了一遍，觉得里面格言式的句子太多，无聊的更是不少，可称为诗的，几乎没有！）
却是一看便不能承认它是诗！
从以上几首的意思，综合起来——为抄录省事起见，因选些短的——或者可以说诗是偏于情感的；深入浅出的；言尽而意不尽，诗意常是仿佛要从句后涌溢出来的。反之，偏于理智判断的；言尽而意索然，一览无余的；日记式、格言式的句子，只可以叫做散文，不能叫做诗。
或有人说，前几首是抽象的描写、抒情的，后几首则近乎具体的、叙事的，不过少用象征的字眼，仍不能不是诗。然而诗不止有意境，还有艺术，要有图画般逼真的描写，音乐般和谐的声调的，叙事之中，仍不失其最深的情感。朱自清的《星火》全篇叙事，而他用：
我的光荣呵，
我若有光荣呵！
……
我的悲哀——
虽然是天鹅绒样的悲哀呵！
便觉得异常生动。刘延陵的《水手》，末几句：
但他却想到了，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
那人儿正架竹子，
晒他的青布衣裳。
真是一幅图画呵！一个乡庄的少妇，浮在纸上了！
旧诗有声韵，格律难做得上而容易做得像。新诗没有声韵格律容易做上而难得像。凭借愈少，自己的努力愈多。但人们以其容易做上，便肆无忌惮地做；近来小诗又流行开了，于是偶然有些可以独立的短句子，都也错杂拼上，都叫做诗，万首的新诗，模仿的去其大半，非诗的又去其大半；真正能表现自己情绪，而又经过艺术的组织的，也就所余无几了！这般中空的，容易激起反动的进步，怎怪留心文学的人，不为新诗的将来，抱隐忧呢？我以为要补救这乱做的弊病，只要在批评和创作这两方面注意。
有研究有见识的批评家，在今日是极其需要的。要他们在这春草般的新诗上，加以适当的培芟。我绝对不是说批评家可以干涉人作诗的自由，或说他们的鉴别力一定是精确的。但是有一班人，以作新诗为时髦之一种，东抄西袭，不住地作，不住地发表，来扰乱诗界的空气。又有一班真为表现自己情感而作的人，又苦于没有艺术上的指导，只得自己摸索前进，或致走入歧路。——我个人总不信批评能使作家受多大的打击或兴奋；但多少总可以使作家明了自己的作品，在别人方面所生的影响。因此作家和批评家尽可两不相识两不相妨地静悄悄地各做自己的工作。
再一说：批评能引起讨论，各种不同的见地和眼光，更能予作家以莫大的辅助。——在此又引起攻击和袒护问题。所以我主张作家和批评家尽可两不相识。固然不相识能起误解，而太相识又易徇情。不如面生些，各尽忠于艺术，为艺术而作，为艺术而批评。没有偏袒，也无意气。
在创作一方面：新诗出产，不求其多，只求其少。不是说不做，是说少做。要情绪来寻纸笔，不要劳纸笔去寻情绪。写的时候，要为“不得不写”而写，不要为“写给人看”而写。在诗的质上，要注重：修养感情，这修养不必限于道德问题；诗底目的，不仅是教训，专为教训的，不一定便是好诗。若说人格，则曹操枭雄，一般的也会作出：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委婉缠绵的句子来。不过诗歌是最表现作者的人格的，有的诗虽无教训之名，而有教训之实，那是因著作者的最高最浓挚的感情，在他不自觉中、无意中，感动了读者，如：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读之使人深思泪下！——总之，教训也好，不教训也好，感情总有修养的必要。诗思要酝酿在光明活泼的天性里和“自然”有相通和人类有甚深的同情的交感。此外更宜以美术的鉴赏自娱乐，以陶冶感情，使之澄静而优美。
在诗的形上要注重：
多看多读，中外和古今的好的诗歌，都带有最浓厚的时代的精神和特具的国民性，能予作者以极大的观感。多看能比较了许多意境，多读更能熟练了许多修辞。对于本国的特长要保守，对于外国特长要采取。至此我又想起些诗句：
他的心受了被夜风吹绉了以湖水与水面上反映着的自己身上射出来的青白色的萤光的感动。
玫瑰花，红的白的互相依傍着，他们与他们的邻人们同发出优婉的清香，互相安慰着。
我们虽不能说因着修辞的不妥，或是句子太长，便失了诗的意味，但如有更好的句法我们是不应当拒绝的。这等句法太欧化了。“中国的新诗”，不应以神似译品为止境。明了清楚，本是新诗的长处，我们要小心不要使它反成为空泛拖沓，成了它的短处。
一个朋友说：“新诗内容不是没有好的，不过读完不易记住，介字和形容字太多了。”这话十分的有意思。介字和形容字太多，和声调很有关系。旧诗词里有些词句，是可减却许多介字，而并不难索解的。“中国的新诗”，在这一点上，不可不注意。
总而言之，我想新诗的将来，是上升不是下坠的，“好诗太少”，不足为病。三年历史的新诗，确已有了相当的贡献，将来更不能不趋向光明。只要作诗的人慎重地做，批评的人忠实地引导批评。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原载《燕大周刊》1923年第1期）
论文学复古
新文学运动的声浪，到了今日，沉寂了许多；译作的出品，到今日也少许多。正值近来坊间又发现了几种“反新文学”的出版物，一班关心新文学的青年人，以为新潮已到了狂澜将倒的时代，都为新文学的前途抱了无限的隐忧。
我要安慰青年人说：时代流水似的向前走了，民族思想绝不能石子似的停在中流。无论如何防阻，如何挽留，总不能使二十世纪的人物，仍去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无论如何复古，也不能使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人，仍去守那尊奉君王和一夫多妻的制度。新思想一日不能灭，新文学一日不消沉！
新旧文学的最大的分别，绝不在于形式上的语体和文言，乃在于文字中所包含的思想，某一时代特具的精神。人们既不能上下更易时代，便也绝不能来和时代的文学占夺位置。
拿起那些“反新文学”的出版物来看一看罢，它们果可算为新文学的劲敌吗？我每每不解，以为似这般无聊的作品，何致使一班新文学的热爱者，不惜奋其全力，天天对它们下攻击！
论到思想一方面：摊上流行的各种小杂志，尽是些流氓口吻的滑稽文字和滥调的英雄儿女文章，无思想之足言，不必说了。就是稍大些的也是对于国内的文学，没有提倡；对于国外的文学，没有介绍。除了琐谈笔记以外，就是俗调滥套的小说，竟难有几篇向上的、建设的文字。我推测着说一句，似乎其中的作者，不尽是明了文学的人，不尽是已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的人。他们描写宗教、法庭，以及社会主义，等等，都取同一的态度，意思模糊，不是极端攻击，不是极端赞成，也更未有自己的建议和判断。以文学为消遣的，为不足轻重的人，本来不推求这个，看完掩卷欠伸而起，自然也没有什么。而一班以文学为神圣，要它引导，要它提醒，要它来替他们解决各种问题的人，对于这般麻木不仁的文学作品，是绝不能满意的。时代渐渐地旋转过去，这种出版物的领土，当然是要渐渐缩小的，无可讳言！
论到艺术一方面：他们很少在前人未走过的文学田地，开辟自己的新途径。人物相似，背景相似，开端和收局也相似。是为作文字而作文字，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可遏抑的情感和问题，而作文字。对于西文学的研究，似乎也见限于坊间流行的言情或侦探小说，转来转去地沿袭模仿。看完意兴索然，不留印象，似乎书中的人和读者还隔着万重烟雾。这样感人不深，趣味又少，几乎失了文学的效用。而且他们无条件地反对新文学，同时也拒绝了新式标点，一字一点，一句一圈，层层斩断，神气不完，未免是个缺点。
反新文学的作品，既是在思想艺术两方面，都难得立足的地位，为何它们又有了复兴机会呢？至此我不得不向新文学家说：“是谁之过？”
新文学不能普遍地得国人的欢迎，固然是因为国人不了解新思想，但如果介绍得得法，中外人民的头脑构造，原是一样的，绝不至于瞠目结舌，像听天书一般。无奈一班介绍者，太令读者为难了，一知半解，漫无头绪，佶屈聱牙地说下去，弄得人莫名其妙。不解就生厌烦，愈烦厌就愈不解。结果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同时国人又需要些文学的慰藉，就不得不返求于这些无聊的出版物了。
我以为“反新文学”作品的流行，是新文学进行中最可看的现象，是新文学家的当头棒和兴奋剂。如果一班读者对于所谓新文学的作品，糊里糊涂地领受了去，没有一毫的反抗和怀疑，新文学就真是不幸了。因为他如何糊涂地接受了去，也要如何糊涂地倾吐了出来。像这般无根基的建筑，新文学的前途，真是危险到不堪设想。而这种不自安，自寻活路的态度，却可以见出国人对于新的物事，不能强以不了解无条件的盲从！这真可促一班新文学者的反省和奋斗！
新文学者中不犯“反新文学”者的毛病的又有几人？新文学的作品，又有几篇是真建设、真向上、真有自己的哲学，不追逐时尚，拾人牙慧的？滥调的“资本家万恶”“妇女解放”、“心弦”“爱人”等等的句子，和“怜我怜卿”“成仙成佛”不个性的作品，相去又几何？只满纸的“呵，么，呀，的”和“！？：——”这种堆砌白话字眼，乱点新式标号的假新文学作品，不必反新文学者，一班新文学者，先须起而廓清扫灭！
我相信除了建设，没有破坏。我们既认定：新思想是有介绍的必要的；时代的精神除了新文学，是无处寄托的；便当抖擞精神，折回原路，来寻找向上的建设的途径！
第一我们要永远拒绝：不明了原作，而以介绍为时髦的事，三天脱稿，四天出版的译述。
第二我们要永远拒绝：思想没有系统，对于艺术没有习练，对于物事没有观察，随波逐流，西抄东袭的假新文学作品。
第三我们要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至此便牵连到文法问题，中外的文法，几乎是绝不相同。介绍者图省一点整理的手续，便文不加点地，和盘托将过来。因此语气颠倒，文义拖沓，意思暗昧，此等例举不胜举！而且许多新文学不但译文直得过火，连作品都是以外国人的口气说中国话，令读者很难了解他说的是什么。托尔斯泰说：“假如不令大多数民众了解，这艺术就是坏艺术，或者竟不是艺术。”这话虽然太偏，却也有他的真理。意思好了，工具如不好，在作者一方面真是心力枉费。文学既不是专为一班新文学者互相读阅的，还请把民众放在心上，用中国人的语气来叙述描写，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
我素来不关心，而且不喜欢讨论这些事，不过教员方面既愿意我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将我的意见说一说。转以为对于这些无聊的出版物，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太过注意，反动更大。——而且理论是无用的，强有力的后盾，还是真正的新文学作品，真正的新文学发扬光大起来，时代自会把它们驱走的。新文学家呵！四面重敌之中，突围而出的，必不是摇旗呐喊的人，沉默的创作吧！
乘客呼唤着说：
“舵工！
小心雾里的暗礁吧。”
舵工宁静地微笑说：
“我知道那当行的水路，
这就够了！”
——《春水》五九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
（原载《燕大周刊》1923年第8期）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我看到一九八二年“红领巾读书奖章”活动的消息，从心底为小读者们感到幸福，你们真是生在好时代啊！
我小的时候（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没有进过小学。而且那时的小学里也没有少先队的组织，更谈不上什么“读书奖章”了，但是我的确从读书上得到极大的快乐和益处，从书上得到的思想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我从小是个独游无伴的孩子，我又住在山边海角，白天还可以出去跑跑，晚上或刮风下雨的日子，我就只好待在家里了。感谢我的母亲，她从我三岁起，就教我识字，她将这把打开“知识之宫”的钥匙交给我，我的生活就变得无比丰富。
那时候还没有专为儿童写的书，我所能得到的，只是大人书架上的那些小说。我看到的第一部书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引起了我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和对于古代英雄人物的向往。我接着又看《水浒传》《精忠说岳》和大人枕头底下藏着的“”。那时正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我读到邹容写的《革命军》和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的刊物，如《天讨》之类，都是抨击清朝政府无能和警惕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危险，等等。读了使我悲愤激昂，使我从小就认为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大好河山，必须牢牢保住，而且要使它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