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的曹操，正在大寨中与诸将等待消息时，黄盖的密信送到。信中称：因周瑜关防甚严，黄盖一时无计脱身。巧遇鄱阳湖运粮船队到寨，周瑜遂命黄盖巡逻，这才有了出营的机会。于是，定于当晚二更来降，插着青龙牙旗的船队就是来降的粮船。曹操见书大喜，与诸将来到水寨的大船之上，专等黄盖到来。
黄盖座船的大旗上，写着“先锋黄盖”四个大字。他指挥着诈降的船队，趁着呼呼的东南风向北岸疾进如飞。当曹操看到黄盖的船队远远驶来时，高兴异常，认为这是老天保佑他成功。但曹操的部下程昱却看出了破绽，他认为满载军粮的船只不会如此轻捷，恐怕其中有诈。
曹操一听有所醒悟，立即遣将驱船前往，命令黄盖来船于江心抛锚，不准靠近水寨。但为时已晚。此时，诈降的船队离曹军水寨只有二里水面，黄盖大刀一挥，前面的船只一齐放火。各船的柴草、鱼油立即燃烧起来，火乘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冲入曹操水寨。曹军战船一时俱燃，因各船已被铁锁连在一起，所以水寨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大火又迅速地延及北岸的曹军大营。危急中，曹操在张辽等十数人护卫下，狼狈换船逃奔北岸。孙刘的各路大军乘胜同时并进，曹军被火焚水溺、着枪中箭而死的不可胜数，曹操本人也落荒而逃。周瑜、黄盖的“苦肉计”至此取得重大成果。
用无形的手制服对手
汉代的朱博本是武将出生，后来调任左冯翊地方文官。他利用一些巧妙的手段，制服了地方上的恶势力，被人们传为美谈。在长陵一带，有个大户人家出身的人名叫尚方禁。他年轻时曾强奸别人的妻子，被人用刀砍伤了面颊。如此恶棍，本应重重惩治，只因他大大地贿赂了官府的功曹，不但没有被革职查办，反倒被调升为守尉。
朱博上任后，有人向他告发了此事。朱博觉得真是岂有此理！就召见了尚方禁。尚方禁心中七上八下，硬着头皮来见朱博。朱博仔细看尚方禁的脸，果然发现有疤痕，就让侍从退开，假装十分关心地询问究竟。
尚方禁做贼心虚，知道朱博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接连给朱博叩头，如实地讲了事情的经过，请求朱博的原谅。他头也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哀求道：“请大人恕罪，小人今后再也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哈哈哈……”朱博突然大笑道，“男子汉大丈夫，本是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本官想为你雪耻，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会效力吗？”
于是，朱博命令尚方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这次的谈话内容，要他有机会就记录其他官员的一些言论，及时向朱博报告。尚方禁俨然成了朱博的耳目。
自从被朱博宽释并重用之后，尚方禁对朱博的大恩大德铭记在心，干起事来特别卖命，不久，就破获了许多起盗窃、强奸等犯罪案，使地方治安情况大为改观。朱博于是提升他为连守县县令。又过了一段时期，朱博突然召见那个当年收受尚方禁贿赂的功曹，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并拿出纸和笔，要那位功曹把自己受贿的事全部写下来，不能有丝毫隐瞒。那功曹早已吓得像筛糠一般，只好提起笔写下自己的斑斑劣迹。由于朱博早已从尚方禁那里知道了这位功曹贪污受贿的事，看了功曹写的交代材料，觉得大致不差，就对他说：“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听候裁决。从今后，一定要改过自新，不许再胡作非为！”说完就拔出刀来。
那功曹一见朱博拔刀，吓得两腿一软，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嘴里不住地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只见朱博将刀晃了一下，一把抓起那位功曹写下的罪状材料，将其撕成纸屑扔了。自此后，那位功曹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工作起来尽心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
打蛇打七寸，抓刀要抓刀柄，制人要拿把柄。要让人受制于己，就要抓住别人的短处和把柄。智者在对手身上发现了弱点，从不会轻易放过，而利用其弱点“拿住”他为我所用。
在博弈中脱离被动，掌握主动，进而牵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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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当上东汉开国皇帝后，有一段时间很是忧郁。群臣见皇帝不开心，一时议论纷纷，不明所以。
一日，刘秀的宠妃见他有忧，怯生生地进言说：“陛下愁眉不展，妾深为焦虑，妾能为陛下分忧吗？”刘秀苦笑一声，怅怅道：“朕忧心国事，你何能分忧？俗话说，治天下当用治天下匠，朕是忧心朝中功臣武将虽多，但能治天下的文士太少了，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行呢？”
宠妃于是建议说：“天下不乏文人大儒，陛下只要下诏查问、寻访，终有所获的。”刘秀深以为然，于是派人多方访求，重礼征聘。不久，卓茂、伏湛等名儒就相继入朝，刘秀这才高兴起来。
刘秀任命卓茂做太傅，封他为褒德侯，食二千户的租税，并赏赐他几杖车马，一套衣服、丝绵五百斤。后来，又让卓茂的长子卓戎做了太中大夫，次子卓崇做了中郎，给事黄门。
伏湛是著名的儒生和西汉的旧臣，刘秀任命他为尚书，让他掌管制定朝廷的制度。卓茂和伏湛深感刘秀的大恩，他们曾对刘秀推辞说：“我们不过是一介书生，为汉室的建立未立寸功，陛下这般重用我们，只怕功臣勋将不服，于陛下不利。为了朝廷的大计，陛下还是降低我们的官位为好，我们无论身任何职，都会为陛下誓死效命的。”刘秀让他们放心任事，心里却也思虑如何说服功臣朝臣，他决心既定，便有意对朝中的功臣们说：“你们为国家的建立立下大功，朕无论何时都会记挂在心。不过，治理国家和打天下不同了，朕任用一些儒士参与治国，这也是形势使然啊，望你们不要误会。”
尽管如此，一些功臣还是对刘秀任用儒士不满，他们有的上书给刘秀。开宗明义表达了自己的反对之意，奏章中说：“臣等舍生忘死追随陛下征战，虽不为求名求利，却也不忍见陛下被腐儒愚弄。儒士贪生怕死，只会搅动唇舌，陛下若是听信了他们的花言巧语，又有何助呢？儒士向来缺少忠心，万一他们弄权生事，就是大患。臣等一片忠心，虽读书不多，但忠心可靠，陛下不可轻易放弃啊。”
刘秀见功臣言辞激烈，于是更加重视起来，他把功臣召集到一处。耐心对他们说：“事关国家大事，朕自有明断，非他人可以改变。在此，朕是不会人言亦言的。你们劳苦功高，但也要明白‘功成身退’的道理，如一味地恃功自傲，不知满足，不仅于国不利，对你们也全无好处。何况人生在世，若能富贵无忧，当是大乐了，为什么总要贪恋权势呢？望你们三思。”
刘秀当皇帝的第二年，就开始逐渐对功臣封侯。封侯地位尊崇，但刘秀很少授予他们实权。有实权的，刘秀也渐渐压抑他们的权力，进而夺去他们的权力。
大将军邓禹被封为梁侯，他又担任了掌握朝政的大司徒一职。刘秀有一次对邓禹说：“自古功臣多无善终的，朕不想这样。你智勇双全，当最知朕的苦心啊。”
邓禹深受触动，却一时未做任何表示。他私下对家人说：“皇上对功臣是不放心啊，难得皇上能敞开心扉，皇上还是真心爱护我们的。”邓禹的家人让邓禹交出权力，邓禹却摇头说：“皇上对我直言，还有深意，皇上或是让我说服别人，免得让皇上为难。”
邓禹于是对不满的功臣一一劝解，让他们理解刘秀的苦衷。当功臣们情绪平复下来之后，邓禹再次觐见刘秀说：“臣为众将之首，官位最显，臣自请陛下免去臣的大司徒之职，这样，他人就不会坐等观望了。”
刘秀罢免了邓禹，立刻让伏湛代替邓禹做了大司徒。其他功臣于是再无怨言，纷纷辞去官位。他们告退后，刘秀让他们养尊处优，极尽优待，避免了功臣干预朝政的事发生。
在某些方面，该放的就要放；而在另一些方面，该收的也一定要收。收放结合，才能把人牢牢制住。
奋力对抗不如将计就计
官场险恶，与人无争，与世无争，貌似消极，但其实却是一种知晓进退的智慧。
王秀之，字伯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他小时候就深受家中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他的祖父王裕，曾任南朝刘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父亲王瓒之，曾任金紫光禄大夫。
王裕当官的时候，徐羡之、傅亮是朝中权臣，王裕却不与他们往来。后来，徐羡之、傅亮因权重被皇帝所杀，王裕没有受到牵连。
王裕辞官后，隐居吴兴，给他的儿子王瓒之写信说：“我希望你处于与人无争无竞之地。”王瓒之遵循父亲的教导，虽然做到了工部尚书这样的官，却始终没有巴结一个朝中权贵。父祖的影响、家庭的熏陶使王秀之也养成了一种不媚上、不贪利的品格。
南朝刘宋时，王秀之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当时褚渊任吏部尚书，深受宋明帝的信任，百官也非常敬佩他。每次朝会，公卿官僚以及外国使节，无不对他延首目送。
褚渊看到王秀之气度优雅，神情秀逸，很是喜欢他，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吏部尚书在当时专管官吏的考核、奖惩、提拔，权力很大。做吏部尚书的女婿，正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然而，王秀之却不肯为了升迁而违背家训，因此没有答应。于是，他长期只是担任下级官吏。
后来，王秀之做了太子洗马，桂阳王刘休范想征召他任司空从事中郎。当时正值明帝刚死，刘休范自认为是宗亲长者，想要争夺到辅佐大臣这个职位。可是辅佐大臣这个职位最终落入他人的手中。刘休范心里满怀着怨恨，于是在自己的驻地招募勇士，修缮器械，广罗士人，准备起兵反叛。
王秀之察觉到刘休范的反叛意图，他知道刘休范迟早要起兵造反，于是他就推说自己有病，没有应召前往。
刘宋末年，王秀之担任晋平太守之职。晋平这块地盘很富裕。在这里当官的人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油水很多。可是王秀之在这里刚刚任职满一年，就对别人说：“这个地方很富饶，我已经在这里得到很多好处了。我所得到的俸禄已经足够了。怎么能够长久地停留在这里做官而妨碍国家招纳贤士呢？”
他于是上表朝廷，请求让别人来代替自己，被人称为“恐富求归”的太守。南朝萧齐时，王秀之担任太子中庶于、吏部郎，又出任义兴太守，迁职为侍中祭酒，后来又转任都官尚书。
在他担任尚书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王俭，但是王秀之从来就没有与王俭过分亲密。
做人处事，最难修炼的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人为的痕迹太重，很容易事与愿违。王秀之的可贵之处在于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无论是做小官还是赴重任，都不卑不亢，不媚上、不欺下，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权力场上变化无常，欲免于忧患，应保持一种淡泊的心情。权力常常是求而不得，不求却自然而来。“与人无争”说到底是智慧的“退”，而“无人能与之争”则是聪明的“进”。
修炼自我，避免掉进受人摆布的陷阱
南宋高宗时，秦桧久居相位，炙手可热。朝廷内政外交，均为秦桧所把持，在外人眼里，高宗对秦桧可谓宠信无比，毫无猜忌了。
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现象。由于秦桧长期专权，他的党羽遍布朝野，各要害部门均被其心腹掌握，甚至高宗身边的贴身侍从和御医都是秦桧的人，他们随时把高宗的一举一动向秦桧报告。
如此局面，高宗既恨且怕。他深知如若对秦桧采取行动，要冒极大的风险，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举妄动，何况秦桧有金人作后台，更是令他棘手，心有余悸。他进退不能，深悔先前轻信重用了秦桧，现在，他只能把仇恨压在心底，对其严加防范了。
每次上朝，高宗都在靴子中暗藏一把短刀，以作防身之用。秦桧所进献的美食，他佯做收下，暗中却统统丢弃。有病用药之时，他总是令人先尝，直待确认无毒才敢服用。长此以往，他始终不敢大意，以至不知内情的妃嫔们还以为他得了怪病。
公元1155年，66岁的秦桧重病在床，他自知大限将至，于是希望能让儿子秦熹接掌相位。眼见秦桧将死，高宗心头窃喜，为了防备万一，他仍是装出对他十分关爱的模样，不仅派人送医送药，慰问有加，还在秦桧临死的前一天，亲自驾临秦府，探视病情。
秦桧见高宗亲至，挣扎着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高宗，无奈他虽有一口气在，却是已经说不出话了。秦熹自知父亲的心意，于是向高宗探询将来由谁任宰相，高宗冷冷作答：“此乃国家大事，你根本就不该打听。”
离开秦府的当晚，高宗下了决心，命人起草诏书，解除秦桧祖孙三人的一切职务。第二天此诏公布天下，秦桧得知此事，当天夜里便急火攻心，哀嚎而死。高宗闻讯大喜，如释重负，他拔出靴中的短刀，丢在地上，大声说：“老匹夫已死，朕再也用不着这个东西了。”
人的自私和贪欲，决定了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为别人着想。既使有人肯为别人牺牲，那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何况人随时在变。更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由此看来，相信自己才是根本。对人保持防范之心实属必要。不轻信别人便不会失去自我，任人摆布；对人设防便不会毫无准备，无力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