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又名绛，生于1869年（清同治七年），死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他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曾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在《时务报》上撰文宣传改良主义。戊戌变法后，逃亡日本，同孙中山取得了联系，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1901年，他发表了著名的革命著作《馗书》，宣传了反清的革命思想，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影响。
章炳麟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哲学家。他最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的早期革命著作《馗书》中，不仅宣传了唯物主义，而且宣传了无神论，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唯心主义神权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903年被捕后，他在狱中“专修慈氏世亲之书”，受了佛教唯心主义的影响。1906年出狱后，在同改良派的斗争中，在一些问题上仍保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其思想体系已经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以后，他一直坚持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又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阵营中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代表人物。关于他的著作有《章氏丛书》。他的革命著作和哲学著作，除《馗书》外，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诸子学略说》、《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俱分进化论》、《国家论》、《四惑论》、《排满评议》、《原名》、《驳建立孔教议》和《蓟汉微言》等。
一、对改良派的批判
1902年，他和蔡元培等组织了革命团体“爱国学社”，1903年因给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同邹容一起被捕下狱，被禁三年。1904年，他与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担任《民报》的编辑，在《民报》和《国粹学报》等革命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鼓吹革命的文章，同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斗争。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幽禁在北京。1917年，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辟势力进行了斗争。以后，他脱离了人民，脱离了革命，晚年思想越来越落后，成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人物。关于他的一生，鲁迅曾评论说“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章炳麟从1901年开始，便同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路线进行了斗争。他对改良派的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到了“辨名分，申正义，使天下易其观听，而不惑于保皇，君宪之说”的作用。
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章炳麟坚持了暴力革命论，驳斥了康、梁所宣扬的“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改良主义谬论。他指出，由于国家政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因此满洲贵族集团包括光绪皇帝在内，为了巩固其统治利益，不可能推行新政，使四万万中国人有“政权自由”。
光绪推行新政，是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章炳麟进一步还指出，“立宪”绝不是什么“请求”可以得到的，各国立宪，都经过“血战”，各国的“民变”，都要靠武装暴动，否则人民得不到“自由议政之权”，结果仍旧是“君权”。他说：“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
这就是说，由封建皇帝颁布的宪法，只能是适合封建君主所需要的宪法，而绝不是代表民众的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宪法。章炳麟认为，不经过武装革命，封建统治者不会自动放弃统治权，即使君主让出一部分权力，也是人民流血斗争的结果。他引证东西各国“民变”的历史，阐述了这个真理。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改良派在民主革命问题上所散布的和平过渡的幻想。针对康、梁宣扬的革命只能造成“内乱”的谬论。章炳麟又指出，民主共和观念是在革命中形成的，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实际斗争，增长了智慧，锻炼了打击敌人和整顿内治的能力，所以“事成之后，必为民主，能够建成一个民主共和的新国家”。他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这是说，革命不仅破坏旧的，而且使人民树立起新思想和新风尚。
他驳斥了改良派所宣扬的革命只有破坏而无建设的谬论。针对康、梁宣扬的革命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干涉的理论，章炳麟又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同外国打交道，既同外国打交道，就不能避免外国干涉，问题在于为外人干涉就不革命，甘心做奴隶。他认为，只要善于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利用，革命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样，又驳斥了改良派宣扬的革命只能亡国灭种的谬论。最后，指出，改良派的“非革命论”，无非是“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做满洲贵族的奴仆而已。
在20世纪初革命民主派同改良派的论战中，革命民主派中许多人不肯承认人民革命的正义性，大讲什么革命可以“有秩序地进行”，可以避免“自然暴动”，可以不触动帝国主义的利益等这些论调，不可能驳倒改良派，反而为梁启超的“开明论”提供了炮弹。
章炳麟对改良派的反击，集中到一点，就是认为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中国才能实现民主政治。他坚持了暴力革命论，击中了改良派的要害，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作出了贡献。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章炳麟还宣传了革命民主派的“平均地权”的思想。他受孙中山的影响，早在1900年便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认为“不亲耕者”不能拥有土地，反对地主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后来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他又指出，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在中国不可能有民权政治，只有“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才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
章炳麟的这些观点，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要求。因为只有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资本主义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他把土地问题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回击了梁启超等对革命民主派的“社会革命”论的诬蔑，在当时有其进步的意义。但是他同其他的革命民主派一样，没有能力解决土地问题。他并不想发动农民起来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而是主张采取政府收买土地的办法消灭地主阶级，这仍旧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章炳麟在反对改良派的斗争中，在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还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进行了批判。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了推行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竭力吹捧资产阶级两院制。到了1907年，清王朝又搞起了“预备立宪”的骗局。
为了戳穿保皇党和清王朝的政治欺骗，章炳麟抨击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他把贫富不平等归之于代议制度便十分错误了。问题的实质是，不是因为有了代议制度造成了贫富不平等，而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没有权利，才有剥夺劳动人民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列宁说：“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章炳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不想废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他所讲的富人和穷人在政治上的平等，只能是一句空话。他所设想的不要代议制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说穿了，仍旧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丝毫也改变不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实质。
他指出，所谓“代议政体”，实际上是富民豪家争权夺利的工具，议员名义为代表人民，实际上依附政党，议院为富人所垄断，国家则利用议院，“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穷人根本没有参政的自由。他说：“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他认为在中国实行代议制度，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是落到满洲贵族手中，便为富民豪右所独占，结果“民权不借代议制以伸，反因之扫地”。
章炳麟的这些观点，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虚伪性，进一步打击了保皇党“请开国会，以伸民权”的反革命阴谋。在国家体制问题上，他反对代议制度，而主张实行“直接民权”的“合众共和”制度。他认为，国家元首应由人民直接选举和罢免，国家法律应由通晓法律和周知民间利病的知识分子制定，由总统主管国家行政，由法官按法律处治总统和官吏的违法行为，学校不隶属于政府，官吏不能经营私人工商业，不自耕者不得有土地。他认为能够做到这几项，真正的平等便可以实现了（同上）。这就是章炳麟为未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设计的政治方案。
章炳麟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看到了欧美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度的虚伪性，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走议会制度的道路，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见解。
二、对儒家学说的批判
章炳麟在反对封建势力和保皇党的斗争中，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还进行了批判。在革命到来时，康有为和梁启超大讲尊孔读经，用来反对革命思潮的传播。1906年他发表《诸子学略说》，进一步谴责了孔子和儒家学说。他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孔子和他的门徒都以做官为终生志向，他们“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心求得售，而后意歉”。五四运动后，在人民革命洪流面前，他越来越保守，竟然忏悔自己早年的“诋孔”言论，说什么“中年以后诋孔则绝口不谈”。他甚至在自编的《章氏丛书》中把他早年非孔的文章一概删除。而到了晚年，他更公开鼓吹尊孔读经，声称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他还指责当时社会上“发展个性”、“打倒偶像”等解放思想的要求，说什么这是造成“世乱”、“国危”的严重弊病，而“救亡之道，舍读经末由”，公然主张以封建旧道德、旧思想来反对民主思想的传播。这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担当起彻底清算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历史任务。
康有为继承了今文经学派神化孔子的学风，宣称要把孔子学说变成宗教，鼓吹要以孔教为国教。章炳麟则打起了古文经学派的旗帜，在对待封建文化遗产问题上，同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展开了斗争。他抨击了封建偶像——孔子，反对了康有为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歪曲和附会。
章炳麟因为一心追求富贵，所以不择手段，品德败坏。他认为，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到处搬弄是非，搞阴谋诡计，“以诈取人”；为了争名夺利，甚至害死了少正卯，其心非常狠毒。他还揭露说，孔子吹嘘他自己是“无可无不可”；孟子吹捧孔子是什么“圣之时者”。其实，是玩弄权术，阴一套，阳一套，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为其“污邪诈伪”的行为作辩解。他还指出，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其实是叫人做“乡愿”，当两面派的伪君子；孔子以“矫言伪行”来“迷惑天下之主”，不仅是“乡愿”，而且是“国愿”，是全国最大的伪君子。从而他得出结论说“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用儒家之理想”，立论则模棱两可，“止于函胡之地”，搞调和折中，“淆乱人之思想”。总之，他认为：“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这也就是说，革命党人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必须反对孔教。
章炳麟对孔子学说的谴责，严重地打击了两千年来的尊孔读经论，剥下了孔“圣人”的画皮，把孔子这个封建偶像从神圣的庙堂上推了下来，在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中具有革命的意义。他之所以这样地攻击孔子，还在于打击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康有为自称是“当代孔子”，戊戌变法后，大讲“中庸之道”，把自己比作“圣之时者”。在章炳麟看来，康有为不过是为了追求富贵从事保皇的阴谋家和伪君子而已。
章炳麟认为，孔子的道德和学术都不能和先秦诸子相比，更不能和荀子相比，只是因为孔子删定了六经，后来才出了名。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超过了他的实际，正如王守仁、曾国藩一样，其道术本来浅薄、“微不足道”，由于为封建王朝立了功又善于吹嘘自己，从而被人们吹捧为大人物或“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