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267—300年），字逸民。西晋裴秀之子，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他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之职。他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提出崇有论，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万有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自生而必体有”。他还认为万物生化有其规律。从“崇有论”出发，他重视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满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力图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裴的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崇有派领袖。著有《崇有论》。
一、对“贵无论”的批判
西晋时期，门阀世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但同时却加深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士族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十分尖锐。门阀世族是一个十分腐朽的阶层，当时一些大士族都是肥田万顷，奴婢成群，过着极端奢侈、豪华的腐化生活，但是在表面上他们又都装出一副对物质十分淡薄和清高的样子，高唱“无为”、“无欲”的调子。
裴在《崇有论》中指出那些崇尚虚无的人，轻视治理世事的职责，看不起事功业绩，把脱离实际看成是高超；当官的不亲自处理政事，还把这叫做高雅；**不羁、不讲廉耻，却说是旷达，等等。这样一来，上下秩序、贵贱等级都会搞乱。
另外，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士大夫也以标榜崇尚虚无，以逃避现实的复杂政治斗争。因此，魏正始年间发展起来的玄学唯心主义到西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其流弊以致不务政事、不遵礼教，造成一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的社会风气。这种状况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裴从维护封建名教，反对政治上的“无为”出发批判玄学“贵无”论，进而对其唯心主义理论也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理论。比裴略早一些，有代表庶族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杨泉，对玄学唯心主义也在理论上进行过一定的批判。他认为，这种状况都是由“贵无”、“贱有”，提倡“无为”的理论造成的。所以他说：“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他集中批判了“无为”的说教，认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无为”，“无为”对治理群生，维护名教，没有任何益处。
在王弼看来，个体事物总有其局限性，不能自存，万有必须以“无”为其本体，才能存在。所以，“无”是“有”的全体的本体，整个万有都以“无”为自己存在的根据。裴在《崇有论》中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说：“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
从裴的整个思想看，这句话的意思是：整个万有本身就是最根本的“道”，也就是说，他把宇宙的全体看成就是由万物本身所构成的。关于全体和部分的关系，裴认为，虽然世界是一个整体，都是“有”，但在这个整体中间，由于每个具体的东西都是有形有象的，因此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即“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他得出结论说：“济有者皆有也。”不是“无”济“有”，而是“有”济“有”。
从这一观点出发，裴还驳斥了王弼“以无为心”的说教。他认为：“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这是说，人的思想活动当然不是事物本身，但做成一件事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思想活动的，也就是说，是要“用心”的。因此，绝不能认为“心”是“无为”的。总之，裴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阐明了世界上唯一存在着的就是“有”，即个体事物，具体的“有”都是有条件的，是互相依靠的，但却不需要一个“无”的本体支持它们这样一些素朴的唯物主义观点。这是裴的《崇有论》对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裴的“崇有论”
裴是魏晋时期较为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是由于他能在唯物主义的路线上反对了唯心主义“贵无”论所提出的一些唯心主义观点，而不是说他的哲学思想已经战胜了当时的唯心主义，因为要战胜当时的唯心主义，对裴来说，除有上述阶级的局限性外，还有他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裴的“崇有”论是针对王弼等玄学唯心主义“贵无”论提出来的。
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而“有”只是“无”的表现。裴首先反对在现实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什么本体。他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它成为“有”，而是它“自生”、“自有”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有”是说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事物都是有形有象的，所以，有形有象也就是事物的本体。他说“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又说“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这也就是说，没有了具体的形象，也就无所谓“有”的生存了。因此，裴明确指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否定了“有生于无”的唯心主义观点。
不仅如此，裴进一步对“无”也作了解释。他说：“生以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这是说，“有”的存在就是其本体，所以“无”只不过是“有”的一种消失了的状况。这个观点排斥了“无”的绝对性、永恒性、至上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弼等“以无为本”的观点。
王弼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万有都有质的规定性，能温则不能凉，而且温自身也不能为温，而“皆有其母”，就是说，必须有一个不温不凉的东西作为万有的本体，万有也才能共存。裴用万有互相支持的观点，驳斥了王弼的这种理论。他认为，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是全体的一部分，都有其规定性，因此不能“自足”，而需要依靠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条件。他说：“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资”就是依靠的意思，也就是“条件”的意思。裴还进一步指出：“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其宜，所谓情也。”
这是说，事物的存在要依靠条件，条件适合于某一事物的存在，对于某一事物来说就叫做“宜”，事物选择其适合存在的条件，就叫合乎实际，也就是说，每个事物的存在，总是同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万物之间互相资助，互相依靠，就是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这里裴以个体事物互为存在的条件来说明个体事物存在的原因，而不是从事物之外去寻找其存在的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唯物主义的观点。
总之，裴在这里说明了，作为世界根本的“道”，就是万有自身，“道”无非是指万有的总和，离开万有也就没有“道”。这也就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上否定了王弼“以无为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