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则通过对事物的性质和概念的分析，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别和独立性。他的主要思想就是“离坚白”。据《庄子·天下篇》中记载，公孙龙一派的“辩者”，还提出了许多“离坚白”一类的命题，其中有些命题富有辩证法的思想。如“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这是说，动中有静，又动又不动。但这一命题的缺点是他片面地夸大了静止的一面。又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说，一尺长的棍子，每天取其一半，万世也取不完。这是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其中也有些命题，属于诡辩，如“鸡三足”等。
公孙龙所谓的“离坚白”，就是说“坚”和“白”两种属性不能同时联系在一个具体事物之中，“坚”和“白”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性质或概念。你用眼看石时，得不到“坚”，而只能得到“白”的感觉，这时是没有“坚”；同样，你用手摸石时，得不到“白”，而只能得到“坚”的感觉，这时是没有“白”。他还说，当见到“白”时得不到“坚”，那是“坚”自己隐藏起来了，摸到“坚”时得不到“白”，那是“白”自己隐藏起来了。这种藏与不藏、见与不见的情况，他叫做“不相同盈”，即“白”与“坚”是互相不渗透的。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不能把这块石头称为“坚白石”，因为“坚”、“白”是互相分离的。这就是“离坚白”的基本观点。
他在《坚白论》一文中，举了具有“白”和“坚”两种属性的“石”为例，专门论述了这个观点。按照一般人常识的见解，一块既坚又白的石头，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坚白石”。因为“坚”和“白”同时都是这一具体石头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在这一具体石头中是与石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公孙龙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坚”与“白”是有差别的，所以不能同时都是石的属性。他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他看到坚和白作为事物的共性或一般的概念是有差别的，但他割裂感官与感官、感官与感觉、感觉与感觉之间联系的论证方法是十分错误的。因此，当时就有人反驳他说，眼睛虽然得不到“坚”的感觉，手虽然得不到“白”的感觉，但绝不能说这时没有“坚”或没有“白”。这只是感官的职能不同，不能互相代替而已。“坚”与“白”同是这块石头的属性，同时包含在这块石头中，怎么能说是“离”呢？这是对公孙龙“离坚白”观点的一个致命驳难。公孙龙回答这一驳难时说：“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意思是说，我们说物“白”，那不是规定死了就是某一个物的“白”，说物“坚”，也不是规定死了就是某一个物的“坚”，这种不固定在一物上的性质，它可以兼而为其他物所具有，怎能说一定就在“石”里呢？
他认为，“坚”的性质既可以不与“石”联系在一起，而为其他物所具有，甚至也可以不与一切物联系在一起而为独立自存的“坚”。不与一切石或物联系在一起的“坚”的性质，纯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种“坚”的概念是不能为人所感觉到的。因此，他说，这就好像天下从没有这种“坚”的性质。其实，这种“坚”是自己隐藏起来了。关于“白”的情况也是如此。
公孙龙还把“离坚白”的命题，上升到哲学一般原理上来加以论证。这就是他在《指物论》中所做的工作。他在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公孙龙所谓的“指”就是指事物的共性或概念、名称。这句话是说，事物都有共性或概念（指），而每一共性或概念则不必依赖于别的共性或概念。
他认为，“指”这种共性或概念，是不能为人所感觉到的，它与具体事物能感觉到不一样。所以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指”即感觉不到，所以也可以说是天下没有的，而物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天下存在的。但是，紧接着公孙龙就说，共性是一切物所共有的，虽说我们不能感觉到共性，可不能说物是没有共性的。其实“物”都只是一些共性。
那么，是如何由“指”到“物”的呢？公孙龙承认有尚未表现为任何具体事物的属性，或尚未与任何事物结合在一起的属性，即纯粹抽象的独立自存的属性，他称为“指”，而把那些已表现为具体物的一个个属性，叫做“物指”。他说：“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意思是说，由“指”到“非指”完全是“指”的自我转化，“指”绝不需要依赖于具体的物才成为一种共性。“物指”又称为“非指”。这里，“指”不仅是独立自存的，而且是独自转化的，它不但不依赖于物，相反，物只是它的自我表现。所以说“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这就是说，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各种共性或概念，物也就无法说明它是什么样的具体事物了。
公孙龙的结论是，由各个独立自存的“指”组成一个“概念世界”，然后又自我转化为各个具体的“物指”和“物”。公孙龙的这个结论，当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他在如何达到名实一致的问题上，走上了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道路。他说：“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正其名也。”这是说，所谓“正”，就是正客观实际存在的事物，正了实，名也就正了。《名实论》则是公孙龙专门讨论名实关系的著作。《名实论》中认为：“名，实谓也。”即是说，名是实的称谓。
又说：“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如果知道这个名称不是指这个事物，这个事物不应当用这个名称，那就不应当用这个名称去称谓这个事物。从这点看，公孙龙强调名与实必须一致的思想，是有其合理的成分的。但公孙龙过分强调概念（名）的独立性与自存性，夸大事物与事物、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差别，他的思想最终陷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诡辩论。
这种以名正实的观点，在当时的现实斗争中是属于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的保守思想。因此，公孙龙的思想在当时代表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守旧立场。
公孙龙还有一篇《白马论》，通过论证“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专门论述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公孙龙认为，事物和概念都是有差别的，所以概念与概念之间是绝对没有相联系之处的。在他看来，“白马”与“马”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因此它们之间是毫无联系的，所以，“白马”不是“马”。他说，“白马”这个概念是既名“色”又名“形”的，而“马”这个概念是名“形”的，“命（名）色者非命形也”，所以说“白马非马”。从“白马”和“马”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讲，它们是有区别的，“马”概念的内涵小，“白马”概念的内涵大，但是“马”这个概念的外延相比于“白马”这一概念的外延更广泛，它包含了“白马”在内的所有的马。
公孙龙证明“白马非马”的另一条论据是：“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这里后一点是对的，求白马，送上黄黑马是不行的。但是，在前一点中，公孙龙故意不说，求马，送上白马也是可以的。他的结论是：“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于是就说明了白马非马了。
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说有类属关系，在哲学上有一般与个别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说，马和白马是有区别的，一般不等于个别，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方面或本质。但“白马”是与“马”相联系而存在的，“马”只能通过具体的“白马”、“黄马”、“黑马”而存在，离开了这些具体带色的马，是找不到一个抽象的“马”的。公孙龙看到马和白马的区别，就这一点说，他的“白马非马”的命题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由此否认两者的联系，否认“马”对“白马”来讲有着逻辑上的蕴涵关系。这当然是错误的。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这个命题，就其指出一般和个别的差别，指出由于内涵和外延的不同，应当区别概念的不同，这在逻辑上对明确概念这点来讲是有意义的。但就其排斥概念之间的联系来讲，则是违背客观实际的。他的思想方法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