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借用《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认为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同时，又附会《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小康”的说法，以“太平世”，即“大同”社会，乃是人类最高、最理想的社会。因此，他把“三世”说中的大同阶段加以发挥，提出了一种空想的社会观，为中国和人类发展的前途设计了一个方案，作为他的改良主义的最高理想。
戊戌政变前，康有为在他的《礼运注》中宣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国压迫国和人压迫人的现象，“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神之殊，无男女之异”；君主制度废除了，国家成了社会成员“公共同有之器”，不再是一人一家的私产；人人相亲相爱，都能把自己的财富分出一部分来作为公共财产，以抚养和教育社会上丧失劳动能力和无人养育的成员，人人都养于公产，“无所用其私”；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应从事劳动，通过风俗教化和改良人种，都能养成去私为公和舍己助人的高贵品质；总之，在这个社会中，“一切皆本公理”，没有国界、家界和身界，一切压迫和歧视都消除了。他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人人皆公，人人皆平”的大同时代。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还论述了通向大同世界的道路问题。他提出了“去家界”说，说什么家庭的存在是一切私有制的根源，废除婚姻制度，消灭家庭关系，“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生产资料也就自然归公了。
因此，他竭力攻击运动，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什么者承认有家有国，想以此行共产之说，“犹往南而北其辙”，是万万做不到的。最后，他又抬出了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认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根本途径，在于靠人类的“不忍之心”。他宣称，人类所以有各种界限和痛苦，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不能相爱，人人都把自己的“仁爱”之心发扬光大，大同世界就实现了。
他竭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说什么“孔子之仁专以爱人类为主”，“仁”就是“博爱之德”，“人绝其不忍之爱质”，“人道将灭绝矣”。他从封建的垃圾堆中搬出了孔孟的“仁爱”说教和佛教的“慈悲救世”主义，作为他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工具。
“戊戌政变”后，特别是在他同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接触后，又把“合群均产之说”看成是“大同之先声”。于是在《大同书》中又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去产界公生业”）的要求。他宣称：在大同时代，不仅废除了私人土地占有制，而且废除了私人的工厂和企业，使生产资料“尽归于公”。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造成了劳资斗争；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愈来愈严重，要酿成“铁血之祸”，今后的斗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了。由此他得出结论：“工不行大同，则工党业主相争，将成国乱。”
他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并不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害怕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带来的资本家的破产，害怕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而造成的流血斗争，害怕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的时代，一方面醉心于大机器生产造成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切成果；另一方面却敌视民主革命和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心想消除在阶级斗争中遭到的“痛苦”，于是幻想出一个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国家和战争甚至没有私有制的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把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宣布为充满着各种各样痛苦的社会，认为造成人类痛苦的原因是由于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界限和差别，其中包括国家的差别，种族的差别，等级的差别，男女的差别，家庭的差别，贫富的差别，甚至人和动物的差别；破除这些差别和界限，就可以实现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极乐世界”——大同世界。他把“去苦求乐”看成是实现大同世界的标志。他所说的“苦”，不仅包括劳动人民所遭遇的痛苦，而且包括富人、贵族甚至帝王所遭到的“痛苦”；所谓破除差别，不仅破除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而且要破除一切人所受的压迫。康有为所提出的这种理想，据说也包括在他戊戌变法时期的《大同书》的初稿中。它的中心思想是废除封建等级制和君主制度，反对强国压迫弱国，按着近代的民主主义观点解释了我国古代的大同学说。
列宁在评论俄国自由派的乌托邦时说：“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劳动群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又说“自由派的乌托邦教农民群众放弃斗争”，“是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饰品”。
其中要求取消贫富差别，多分财富以为公产，又带有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他的大同学说，实际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渴望获得自由平等的愿望，是对封建时代的传统教义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他的大同社会，也只是由于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剧烈矛盾，妄想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一种空想罢了。但是他所理想的大同社会，并没有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他所说的“人人即多私产，并当分之于公产”，所谓“公产”，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指公共的福利事业。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化了，把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美化了。他企图通过教育和改良人种的手段来实现“天下为公”的时代，宣扬“人人相爱”，不讲阶级斗争，这只能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就是这种性质的空想。资产阶级改良派害怕群众，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就表现出一种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性和十足的无能”。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幻想就是这种软弱性的表现。
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搬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表面上揭露了由于封建等级制所造成的各种痛苦，批判了封建的君权和夫权，谴责了宋明道学的封建教条。可是他却认为这些封建压迫不是由于封建制度和封建阶级造成的，说什么等级制度在外国有，而中国从秦汉以来，由于孔子学说的教化，早就消灭了，从而得出了“中国绝无阶级”的谬论。他把封建的压迫归之于“男女不平等”，又把“男女不平等”归之为由于妇女生来体质衰弱，又为封建宗法制度作了辩护。这样，他所说的“去级界平民族”的“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也就变成了空谈。
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不是来自被剥削群众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憎恶，而是出于地主资产阶级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恐惧，是社会改良主义的翻版。
二、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
当时开始传入的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他们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作论证的理论根据。康有为是一个进化论的拥护者。
在宣传进化论思想时，他又吸收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偶尔也透露出一些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但由于他没有超出庸俗进化论的理论体系，最终又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康有为在他早期宣传变法维新和介绍世界各国变法历史的著作中，十分强调“变”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个最普遍的法则。他说：“盖变者，天道也乙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
自然界是如此，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同样也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所以，“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
当时，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概括资产阶级改良派关于“变”的思想说：“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在关于“变”的理论中，康有为又着重强调了以“新”代“旧”的思想。他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
康有为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反对为封建腐朽势力辩护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中，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康有为不承认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内部新旧两种势力矛盾斗争，所以他找不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因，而最终又宣扬起所谓“三世”的变迁都有“时命运遇，不能强致”的唯心主义“天命”决定论来了。
康有为还强调在观察事物时必须注意到它的正反两个方面。他说：“大同与小康相反，太平与乱世相反，能思其反，乃为合道。……若于人事能思之，于物理能思之，于时变能思之，既思其正，而又思其反，正反既异，其道乃见。”这是康有为对古代“相反相成”思想的发挥。他认为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反复思考，才能把握人事、物理、时变之“道”，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从“物必有两”和“既思其正，而又思其反”，康有为又进一步论述了事物内部对立双方的统一和斗争对事物生成、发展的作用。
他说：“盖太极两仪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他认为事物由矛盾对立的双方组成为一个统一体，统一体又必然分为两个矛盾对立的方面，而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的斗争是事物变化的原因，这在中国一些古代思想家那里已有所论述。如王夫之就曾说过：“易者，互相推移以摩荡之谓。……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持以并立，则易之道在。”康有为在这里进一步提出了“有斗争而后能进”，强调了矛盾对立的斗争才有事物的进化，这是他比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深刻的地方，可说是他哲学思想中闪现出来的一丝异彩。
根据这个道理，在社会制度方面就应当以资本主义之“新”去代封建主义之“旧”。这也就是他说的：“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