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第七章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1)

孙中山,字德明,号日新、逸仙。生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死于1925年,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因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故世称“中山先生”。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领导人,也是中国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思想家。本章所讲的孙中山的哲学,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孙中山的著作,解放后出版的有《孙中山选集》,其中《孙文学说》代表了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思想。

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孙中山出身于农民家庭,在香港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医学教育。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激起了他的爱国意识。五四运动前,他在反对改良派和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宣传了进化论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知行观,在局部问题上陷入了唯心主义。五四运动后,特别是1924年,他提出了民生史观,他的哲学体系又转向了二元论或唯心主义。1894年,他曾上书给李鸿章,向清王朝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主张,希望清王朝改革内政,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个人上书失败后,他到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在华侨中进行救国工作。

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他感到“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求朝廷推行“新政”,已经没有希望,要救国,只有倾覆清王朝(《伦敦被难记》)。他回香港后,便和当时的会党分子取得联系,组织了香港兴中会总部,在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口号,确立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信念,并且积极准备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机密泄露,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之后,他流亡到欧洲,在外国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0年,在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他又联络会党分子,在惠州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在国内外爱国运动和革命思潮兴起的影响下,他更加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5年,孙中山又从欧美返回日本。这时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成立了各革命团体的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联合发表了《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明确而又全面地发出了推翻封建政体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号召。

同盟会成立后,他为《民报》写了发刊词,明确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对三民主义第一次作了理论上的阐发。同时,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同盟会高举革命的大旗,同改良派在思想战线上进一步展开了斗争。在大论战中,孙中山有力地回应了改良派所鼓吹的反动路线,在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党人,为革命民主派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奠下了思想基础。所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党人进一步在会党和新军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从1906年开始,同盟会员联合各地的会党和革命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包括规模较大的广州起义,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到了1911年,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全国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终于爆发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政体,成立了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国家的政权,又在中国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年,张勋又拥护溥仪复辟,企图恢复清王朝。从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封建帝制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所以又说:“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孙中山才开始觉悟到革命并没有成功,中国“有共和之名,无共和之实”。于是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反袁斗争,领导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又举起了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为保卫民主进行了斗争。由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他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仍然遭到了失败。但是,孙中山并没有灰心,继续探索救中国的道路。1918年,他写了《孙文学说》,对革命失败的教训作了一次总结,企图从哲学上寻找重建共和国的答案。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这时在政治上已经丧失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孙中山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他一直处于苦闷之中。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诞生了。

1922年,孙中山从广州到达上海,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建议,在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并且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924年,在中国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获得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从而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所以说:“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家战斗的一生。为了救中国,他不怕艰难挫折,再接再厉地坚持斗争。他能够通过革命实践,吸取经验教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使自己的思想跟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进步。他不愧是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阵营中伟大革命家的典范。

但是,他的学说中也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是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二、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也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孙中山最初把民族主义理解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解除满族人对汉人的压迫。后来他在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论战中,对民族主义作了新的阐发。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从种性发出来”的,但最要紧的是,“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

他还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革命的教训,如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了蒙古贵族在中国的统治,但不懂得政治革命,建立起来的仍旧是君主政体,结果不能抵抗外人的侵略,被“满人”把政权夺了去。后来他还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同样是因为“革命后仍不免为”,没有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所以,他把“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看成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据此,孙中山指出,改良派的政治路线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企图把君主制度保存下来,灭亡中国。他还指出,“凡为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辛亥革命后,他又积极地投入了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的斗争。在反袁斗争中,孙中山断言,“帝制实不能与共和竞争”,任何野心家企图阴谋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时,遇到三个重要问题:摆脱国内民族压迫和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独立问题,废除封建政体的政治民主问题;以及解除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束缚的社会经济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企图解决这三个问题而提出来的。所以说:“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

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政权,便是“亡国之民”。由此他得出结论:“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国的,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他指出,有些人把民族革命说成是“要尽灭满洲民族”,是完全错误的。在实行革命时,只要满人不进行破坏,“决无寻仇之理”。

孙中山把“民族主义”说成是来源于种族的“天性”,仍旧是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它以抽象的人性论掩盖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但是他断言,民族主义不是种族复仇主义,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民族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压迫汉族人民的清王朝。他的这个论点,摒弃了单纯的种族革命论,澄清了革命民主派内部因种族仇恨而模糊政治革命的错误思想,有力地回击了改良派对民主革命的歪曲和污蔑,争取更多的人站到革命阵营中来,在当时有很重要的意义。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核心。他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政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推翻封建政体,改造国家政权。他坚信民主共和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复辟势力都必定垮台。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在旧民主主义时期是革命的,但它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民主主义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都是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他的民族主义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还幻想中国革命能够得到帝国主义的援助。辛亥革命时,他曾向帝国主义国家表示:“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辛亥革命后,又提出“欢迎外资与门户开放”的口号。由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首先是革帝国主义的命,结果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篡夺了革命的果实。

到1924年,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他才认识到这个严重的教训,他说:“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他的民族主义,对内也没有提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求,直到1921年他还宣称“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吾族的民族主义,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这种大汉族主义,到了1924年在中国的帮助下才得到了克服。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解释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政体,这种政体,不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他指出,从18世纪和19世纪以来,欧美许多国家都推翻了政体,建立起民主的国家,中国革命的目的,不只是光复民族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实现民主政治。他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来分作两次去做。”

从而他得出结论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认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指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种族问题,“纯是政治革命”,中国应该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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