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联大院里，艺术家们喜欢凑在一起抽烟喝茶闲侃，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搜罗到一起来讲。他们有当过知青的，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有当红卫兵串联到北京得到接见的，有被下放关过牛棚的……
他们说一些自己的遭际，或者是听来的野史。有山野的鬼怪故事，有官场的荒诞现形，有知识青年和农民结合的扭曲爱情。那么多人生况味、蹉跎岁月、孽债孽缘，自己的和别人的混淆一起，尽情倾吐出来，隐秘得到释放，宣泄的得到满足，讲了还要再讲，犹如上了道场一般，个个都上了瘾，老婆在宿舍楼前喊吃饭，喊了又喊，去端了饭来，继续讲。
每天从傍晚一直捱到深夜，茶无味，烟散尽，星斗摇曳，夜风吹拂，四野蛙声如鼓、虫声如织，一些宿命的故事、荒诞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困惑悲伤，讲述者声音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弱细，大家从慢慢散去，摇摇晃晃地，各自钻进爬满藤蔓的洞穴一般的宿舍楼里去。
他们散尽了，颜如卿却不得要领地，失眠。
别人的故事和感动，别人的唏嘘和冷泪，于他，真是毫无关联。地域的、文化的、年纪的，方方面面的沟壑，横亘在他和他们之间。
是啊，他们和颜如卿不同，颜如卿是十五、六年学校读出来的，知道的都是书本上来的。他们可是自己和社会共同教育培养的，对社会人生无所不知。所以，当别人说了什么，他总是只能这样回应：“真的？”
他一开口发问，他们就觉得他像个少见识的妇女。
同时，他的广东腔，听起来软乎乎的。那种单纯和天真，让这些有着僻野之气的边陲艺术家，觉得好笑、好玩，这也是他们叫他“广东姑娘”的另一个原因。
云贵高原的夏天很短暂，9月一过，细雨飘飞，秋寒就逼人了。
上班时间，或天冷的时候，大家往往就凑到颜如卿的美编办公室来闲侃，因为这是文联除了会议室外最大的办公室，而颜如卿又性格和善，天生是个容易扎堆子的好人。
这样的闲侃一直让人觉得很过瘾，大家也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兴奋，但是，有些写小说的，就拿了不少闲聊去了，写成文字出来，在本地的杂志上发表。而不写小说的，比如画家，也在他的版画里刻出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形象和构图来，聪明人一看，就知道灵感的出处了。更别提那些写词作曲的，也很投入地，写出新的怪味民歌……总之，各有所获。毕竟，那许多人性的奥妙、故事的蹊跷、感觉的怪异，都可以琢磨进自己的创作意识里，总在说不定的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某种突破。
一大院里的人，几乎天天上班就是这样闲侃，过着资源共享的创作生活。
后来，就有了明确规定，除了颜如卿，任何人都不能只当听众，每个人都要讲一些，不然就是来偷素材和灵感的了。
山思来了，大家就让他讲，他不讲，大家不饶，甚至要赶他走。他也着实讲了几场，但他的故事不是吹嘘自己的神算，就是讲些阴暗男女乌糟事，格调低，大家觉得没劲，不断嘘他，看他太经得起嘘了，就干脆走开，一点面子也不留。
别人都走开了，山思就对颜如卿讲些男女之怪事，当小颜是白纸，要帮助他长见识。他滔滔不绝地，唾沫星子乱飞。
颜如卿赌气打断他说：“如果我是女人，就决不让男人碰自己；如果我是男人，也决不让女人碰我。”
颜如卿的意思，是山思标榜的那些男男女女，都太不自尊、太轻贱了，不值一提，更不要说拿来学习。
可山思说：“哦呵，小颜，你不是男人么？”
颜如卿一时无话说，但忍住，拿张报纸在手里看着，直到山思无趣自己走掉。
但颜如卿整天都愉快不起来了。
秋天是贵州最好的季节，天空蓝，草木香，城市的人行道上铺满了金黄的梧桐落叶。他最喜欢穿上风衣出去，从冷清孤寂的外环路一直走到车马喧哗的喷水池，在喷水池边的古巷里买一包香甜的炒栗子，再慢慢走回来，象迷失在漫长回忆甬道里的老人，听厚厚的落叶在脚底发出脆裂的声音。
那种不知身在何处的异乡人的感觉非常好。
有时候他故意走远些，穿过秋水如碧的河滨公园，就到了城市南端入口次南门。八、九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还都是包分配的，据说贵州八大院校的学生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分配工作要求就是以大十字为中心、次南门为半径划圆……颜如卿不理解意气风发的青年为何如此眷恋这个城市，虽然它四季分明，秋天明媚夏天凉爽，但毕竟是一个内地小城市。
柔桑说过：“时光漫长而又空洞，每个地方都只是一个地方，每张脸孔都只是一张脸孔。”
她的话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安心待在这个异乡城市，也使他因此无限惆怅。
出了次南门，就是宽阔的绿树成荫的花溪大道，笔直地通向云贵高原明珠花溪。如果去到花溪，那就更让人陶醉了！那里的黄金大道（阿哈湖畔一条秋季被金色落叶铺满的林荫道）十分出名，花溪的水又是碧蓝、五彩的，和他曾经在四川九寨沟看到的一样。还有那个叫阿哈的姑娘，想起来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他想念她的气息，她的苹果香（她脸上淡淡的高原红，也如同高原上秋天苹果的颜色）。他曾经按约定在零点为她祷告过，但后来因为他的作息毫无规律，常常因为疲惫、因为惆怅早早睡眠，就暂时放弃了对她的这个承诺。
秋日不多，本来想好了去山上画几天画，画箱也准备好了，没想到一夜秋雨之后，天空从此布满阴霾，阴雨霏霏，大街漫溢着泥泞。
这样的日子，他再不愿出门。
秋天过后是冬天，贵州的冬天湿冷，数九才开始，就常常雨雪纷纷。雨夹雪之后，原本高低不平的城市街道就被坚硬铮亮的桐油凌锁住，市内公交车也要套上铁链才能走，行人摔断腿脚的事每天都有发生。
上班无事，就看《黔都市报》，一路看下去，菜价又涨了多少，医院又将纱布留在病人的肚子里，考古专家在可乐发现夜郎古墓，等等。这些俗世间的事儿，颜如卿过去不甚了了，也不喜欢，如果有人在旁边唠叨，他会恍惚，现在却将他堵得慌了。
颜如卿刚到贵州的时候，甚至连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后来文联又从基层群众艺术馆调来一些人，就在狮子山下杂志社的仓库上建了一层简易房给他们住，长长的走道，颜如卿住最里一间，厕所是公用的，就在楼外山脚下，是简易设施，一到雨天就没法用，家家都备了马桶。颜如卿不好意思和那些妇女儿童一块涮马桶，就坚持去厕所，有时候冒着雨，才蹲会儿衣服就湿透了。
同事兼邻居的老婆，曾经暗示要给他介绍对象，是她的一个什么表妹之类，人在遵义，想找个云贵的对象，结婚后好调来云贵。看他窘困又茫然的表情，媒婆认为是不领情不给面子，就常常在他经过她家门口的时候，用力将门摔上。
这女人本来是老三届的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又不幸被地痞流氓奸污，后来人就变了，对男人忽而热情得不得了，没有了分寸，忽而又十分敌视，欲将他们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她年过四十才嫁给一个比她小好几岁的阮姓男人。
男人头大，原先在民政部门做会计，蛮老实的样子，后来写了个讽刺自己上司的小说，竟写得入木三分——人们才知道他天天老老实实在上司面前屁也不敢放，原来一直在就近观察并且蹩足了劲要拿起笔做刀枪——就此改行进了群众艺术馆。群艺馆发工资不正常，他自己又是个王老五，就靠自身找出路：经人介绍了个据说能干又有背景的老婆。老婆年纪比自己大不要紧，长得丑不碍事，关键是能来事——还真是老婆不知想的什么法将他调进了《黄果树》编辑部。
这阮大头成天哼哼着不出声。常有人向他告他老婆的八卦状，他哼哼着对人家露一个十分难为情的笑容，赶紧低下头去在一桌子灰尘中看那些永远看不完的圆珠笔写的稿件。
颜如卿心里很看不起这个同事，觉得他可能智商都有问题。但大愚若智啊，他对待所有的人和事都是一种谦卑包容的态度，实在是那些性情中人、情绪化的诗人作家画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这不，年年被清高的文人们推来推去的先进工作者最后都评给了他。
社会学家说个人进入群体、少数融入多数之后，智慧被消减、素质被拉低。所以，社会精英害怕的不是自己不够优秀，而是被这个“大多数”吞没。
阮大头就是这个“大多数”。
颜如卿自己一个干干净净的大办公室，阮大头和别的三个编辑共处一室，四张写字台上堆满稿件并覆盖着灰尘，屋角的破扫帚、湿拖把散发出下水道的龌龊气味。
但颜如卿没有一点优越感，相反，他潜意识里有被这些低级的“大多数”欺压的担忧。
每到下班时刻，大家都走了，颜如卿就有不知去哪里、做什么的困惑。
他的担忧，不久变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