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把手里的抹布扔在一边，走上来拉着我的手：“多大的娄子都替你平了，还有什么事不能说啊？说吧，又惹上什么事了？”
“我怎么就老得惹事呢？”
“不是陈白露欺负你，也不是惹了事，你这欲言又止的德行……也就是你吧，换了别人，我肯定以为是勾引我呢。”
“滚！”
我想了想，杨宽是我们当中最老成的，熟读《三国》，崇拜曹操，只比我大三岁，我和陈言还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他早就是他爸的左膀右臂了。
“我最近有点儿糊涂—”
我只说了这一句，他就乐了，拉着我往客厅里走：“现成的人生导师在这儿呢，哪儿能让你犯糊涂呢？”
杨宽烧水泡茶。
“杨宽，你告诉我……”我低头咬着嘴唇，“为了赚钱，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
“不是。”他干脆利落地回答，声音里不带一丝一毫的犹豫。
我倒意外。
“拐卖婴儿当然不可以啦。”
“那是当然—贩卖器官还不可以呢！贩毒还不可以呢！我指的是没有触犯法律，或者打擦边球的事。”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他很警觉。
我赶紧分辩：“不是我，是一个朋友—呃，一个人。”
我怕他会立刻想到陈白露。
“就是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她想赚钱，可是手段有些……我……我心里有点儿乱。”
“那么她赚钱是为了维持生存呢，还是为了维持虚荣？”
“我说不好。生存和虚荣之间一定有明显的界限吗？如果有一种人，他们从小生活奢侈，在只能勉强维生的人看来，这是虚荣；可是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杨宽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他站起来，在飘窗前点了一支香，昂贵的奇楠，一小缕白烟从做成兽头形状的香炉里飘出来。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一个朋友。也许在你们做编剧的看来，这个故事不够曲折，可是放在现实里，也算有意思的了。
我随便一讲，你呢，随便一听，如果有一天你写剧本的时候不知道该添什么情节，这个故事你尽管拿去用。
“我的这位朋友和陈白露一样是大院出身，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也一样，那就是‘低调’。在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任你父母地位再高，也有看人眼色的时候。这位朋友从小就是在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里长大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的。如果他一直在大院里住下去，像身边的同学一样读个青年政治学院什么的，也许这一辈子会平安又顺当；可是呢，他父母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送他去LA读大学。哇，这位朋友一到了自由的LA，就觉得之前十八年伟光正的人生简直白活了。原来人生来是平等的，没有人应该忍受别人在尊严上蔑视自己；原来值得人用智慧去获取的只有自由，而不是钱或者权力什么的。
“人在一个封闭的、官本位的地方待久了，突然被丢到平等自由的世界，那是一种类似‘醉氧’的感觉。你会带着仇恨过去的情绪同之前的十八年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并且不问对错地接受新环境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实人心大同小异，贪婪和残忍是不分国界的，只是这个道理呢，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并不懂得。
“这位朋友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自己身上‘大院子弟’的标签完全洗掉，一点儿不剩，并且变成了它的对立面。他和LA本地的街头混混搅在一起，戴头巾、飙车、飞叶子，整日整夜high着醉着，除了卖叶子给学弟，几乎不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