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人心目中，能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可不是件小事，恨不得穿上红袍，打马游街：越是数学水平低劣的人，越有这种冲动。这也难怪，在北大、清华等所谓名牌大学的录取规则中，奥赛获奖将有机会获得保送或加分。
对此，着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杨乐先生却表示，奥赛获奖没有什么价值，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指出，在解题技巧强化训练的情况下拿到名次，无法说明我国选手的数学水平比国外选手强。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的一些着名学者，也竟然跟杨乐院士一样，对时人奉若神明的考试，全然一副不屑的态度：大家都知道“闭卷考试”，然而，却未必知道“离卷判分”。所谓“离卷判分”，也可说是“全闭卷判分”，即完全不看试卷来进行“估分”。民国初年有几位文化大师，给学生讲课非常认真，但对阅卷判分却觉得无足轻重而随便应付。显然，他们认为分数并不能代表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成绩。
梁启超“估分”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讲座，亲自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末考试该生只得了50分。该生前往请示导师，梁启超随口说：“你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既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100分，并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得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钱玄同“印分”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刻上“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顿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黄侃“定分”
着名学者黄侃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与鲁迅、钱玄同等皆同过学。他在中央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法”课程时，就只管讲课，根本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到了期末考试，他是既不肯看学生试卷，又不肯在这试卷上判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看试卷，又怎么能打分呢？可是，他这种偷奸耍滑的做法在教务处那里行不通——他不判卷子评分数，教务处怎么给学生填成绩册呢？于是一再催促他阅卷判分。黄侃何许人也？天是老大，他是老二，他与校方有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被称为“三不来教授”。他一身傲骨，目空一切，岂肯轻易就范！把他逼急了，他就给教务处写一张字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学生不配，自己也不愿意；给七十分，又非甲等，学生不愿意，八十分正合适。这统统八十分，判跟不判有什么区别？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鉴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也只好暗自摇头，不了了之。
林语堂“相分”
林语堂博士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他曾自提一副对联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博士的判分方法堪称“另类”，用时下的网络语言来说，则是“很雷人”：他不判试卷，却判脸面——根据学生的面相来判分。林博士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时，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他的理由是：“我在大学课堂上课，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多半是见面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这也太马虎了，打死我也不这么做。”那么，期终成绩怎么办呢？林语堂的做法是“相面打分”：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他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然后依次唱名，叫到的学生一一站起来供他“相面”，他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说，学生——尤其是面相“好”的学生对他这种判分法大为赞赏，还说这比阅卷“公道”！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
——可以想见，如果要林语堂先生给今天死学死考得高分的高考“状元”判分，他一定会说：“你也敢把考试高分拿到我这里来？我观你少年老成之相，定是加班加点、熬夜“复读”之庸才，——庸才能做什么学问，我现在就判你死刑！”
北大清华主导的所谓“北约”、“华约”之2011年自主招生考试正紧锣密鼓，粉墨登场。考完之后，百年老校——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评道：“考试题从形式到内容都跟高考没什么差别，相当于又增加了一次高考，相当于又增加了学生们的负担，还不如不考。”
其实之前，好几个省都出台了新的高考方案，差不多都是“变一次考试为几次考试，避免‘一考定终生’”。换言之，按“命题专家”们支的招，考试将更加频繁，一次高考将变成多次高考，可怜学生将更紧张，负担将更繁重，折腾将更厉害。
减负，减负，怎么越减越重了呢？正在不解的时候，院子外边传来驴子的嘶鸣，我恍然大悟：“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蠢驴就是蠢驴，它只会做简单工作，它只会推磨，只会围绕着石磨打转。
若有人斥它：“你怎么这么蠢，不会干点别的吗？”
蠢驴听到，立刻噘起嘴：“谁说我蠢？谁说我不会干别的？哼，我现在就换一样做给你们看看！”
说完，推磨的蠢驴果然有了动作，只见它换了个方向，改刚才的顺时针方向为逆时针，卖力地推起它的磨来：“怎么样？这是我的新方案：你们说‘一考定终生’不好，那我们就‘两考定终生’、‘三考定终生’。”
考试，纸笔的考试，尤其是“ABCD四选一”的考试，由机器来打分，也确实有它的优势，这就是：简单，可操作性强，形式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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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简单的背后是粗暴，可操作性强的背后是细致深刻的操作被遗漏，形式公平的背后是内容公平和实质公平的受损和缺失。
比如，你高考不就是认分数吗，那么，中国人就无所不用其极：熬夜者有之，“复读”者有之，拼命者有之……无一不是在用透支未来的方法制造“高分”这一经不起时间检验的“虚假繁荣”。
只要高考能赢，即便“伤筋动骨”，付出“吐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只要高考能赢，以后怎样，大学还能否学好，大学还有无后劲学，是死是活，兴耶衰耶，一概不管；只要高考能赢，“滚钉板，下油锅，都拼了”竟然成为某些中学高三年级考前冲刺的口号，听来让人心惊肉跳！
这样的高考，对个人和社会是百害而无一利，唯一受益的只有中国“培优”市场的所谓“名师”们。对此，林语堂们不知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