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农工党川北游击队的革命经历
谢震
我的父亲是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江县柏树乡的联保主任。虽然他不是国民党员，但是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和蒋介石的绝对服从者。日本投降后，他由于与地方绅士不和而下了台，这时我的大哥已到外县去当职员了。而我是中江县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和弟弟在假期中一接触我的父亲，就会听见他说：国事莫为呀、民生凋敝呀、政令失和呀、有失众和呀、同室操戈呀、自相残杀呀……在我父亲这位愤世嫉俗的老人面前，我感到家庭生活困苦，加以由小康之家落入贫困，我走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1947年暑期，我到三台县后北街去当家庭教师。当时物价飞涨，学生毕业就是失业，青年学生中形成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一类的民谚越来越多。
1947年，敬文温、彭大元两人介绍我认识了民主同盟盟员、中共党员李代斌（仲达），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向我宣传革命，我们四人由于有共同的理想抱负，自然也就有浓厚的感情了，接受李代斌的指引，我组织50个失学失业青年，等待统一行动的使命。我在中江的中心、龙台镇、柏树小学，三台县的白店子建立了四个点，共计100多人。1948年，李代斌在剑阁失踪后，彭大元认识了农工党中央委员、中共党员罗任一，加入了农工党。彭大元回中江时，带来《中华论坛》以及纪念邓演达的一些文献，叫我们学习；并介绍农工党的政治宗旨及罗任一的身份，动员我和敬文温参加农工党。经彭大元向罗任一汇报，批准我和敬文温为预备党员，并把原来联系的群众和青年学生用“起民社”的名义统一组织起来，作为发展党员的桥梁。后来“起民社”社员就是本党川北地下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员。
1949年春，罗任一认为川北有了基础，亲自来中江、三台两地发展组织。为了保卫罗任一的安全，彭大元叫我去弄两支手枪，于是我把父亲掌握的两支手枪偷出来，交彭大元使用。
后来我宣誓正式加入农工党，罗任一亲手拟定入党誓词：“我誓愿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接受并完成组织赋予的工作任务。”原来的预备党员都与我同时履行了正式入党手续，有敬文温、向春海、杨克己、何树人、秦延道、许育年、黄绍远、王开丙、向同升、向理标、魏鹤岑、徐既明、秦国安、谢震、石希贤等20多人，成立了农工党川北支部，在罗任一的指导下，选出了党务执行委员：彭大元、杨克己、敬文温、谢震、何树人、向春海。敬文温、彭大元为主任委员，我负责青年工作，协助组织工作，实际上一切情报、联络等都由两个主任委员叫我去完成的。
为了接待我们所联系的群众，我从龙台镇中街高胜茂（起民社社员）那里拿来200个茶碗，与刘成华（成华大学刚毕业）合伙在柏树荣龙港开了一个小茶馆，我们在这里工作，一是接待群众，二是搜集情报。后因走漏了风声，茶馆不是久留之地，于是由谢与久介绍我到三台上新巍顶小学去代课。
1949年6月，川北农学院招生，我到三台县投考，后被录取在先修班。我向罗任一汇报说：“我将要到校学习，暂时放弃农村的党务活动。”罗任一答复我说：“我们加以研究，过几天来决定。”后来罗任一说：“这个学校是徐堪私人投资办的
，收的学费很高，师资又缺乏。”他劝我不要上学，继续在农村工作，等四川解放后，保送我上更好的大学，公费学习。当时我觉得几担米的学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于是我把强烈的求知欲望暂时压下来，把希望寄托在解放后。7月底，在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川北农民自卫军”，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大约是在1949年8月，农工党川北支部派我到南充联络民主同盟盟员、中共党员陈西虞。我初次到南充，不曾见过陈西虞的面，按照敬文温告诉的方法去寻找。我到南充凤仪街摆地摊的皮匠那里去访问，那皮匠带我到武胜路陈西虞家，面会了陈西虞和他的爱人龙玉（南充市小学教员），得到当时时局的最新消息。他们告诉我，川东已打开一个缺口，可能重庆不久就要解放了，同时告诉我《约法八章》的全部内容。我步行来去共8天时间，回柏树乡向农工党川北支部汇报，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深受鼓舞，士气高涨。这时，因工作需要，罗任一转移川南，他向支部交代说：“战争时期一切服从解放军，在一定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联系。”罗任一指定杨克己主持支部一切决策。彭大元发出了《告川北同胞书》，并到处书写《约法八章》，控诉国民党罪恶，鼓动民众不纳粮、拒当兵，打垮蒋介石，为解放四川出力。
大约194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后方败退，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分点在柏树乡、上新乡、古井乡等地活动。国民党一个警卫部队停留在柏树乡附近，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员暗地监视他们的行动。有一天，游击队员发现有军官拿着自己的手枪寻找老百姓换饭吃，我们分析国民党军队得不到军饷补给，势必引起灾难。经彭大元同意，由我带了一个柏树乡的游击队员到柏树小学找到杨克己、敬文温和敬浑如，商量驱散国民党。我和敬文温都建议：“用历史上张子簧吹散项羽八千子弟兵的办法，以语言引动他们思乡的情绪。”当即由敬浑如写好十多份公开信由这位游击队员向国民党军散发。公开信的内容是：“各位官长、各位弟兄，我们同为炎黄子孙、同胞弟兄，各有父母妻子、亲戚侣眷，离乱之年，渴望团聚，古人说：‘月是故乡明……’贵部官兵，如能放下武器，各归故乡，我们当迎之以礼。此刻，我们略备薄酒，敬请各级官员，来集贤饭店共议后事。”并在溃军周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展开政治攻势。
公开信发出以后，陆续有国民党的军官来柏树集贤饭店谈判，农工党川北支部便准备了酒肉热情款待，请他们号召各自的部下放下武器，前来柏树小学的操场里领取干粮，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已准备了花生十多担、大米十多担以及红苕等食品。这个消息传出，张家沟和钟家柴山及大湾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放下武器，前去柏树乡领粮，彭大元、我、向春海、秦国安、彭天文等组织了起民社社员及群众数百人，乘此搬走军队丢下的武器，遣散了军队，使老百姓免遭兵灾之苦。
过了几天，解放军镇江支队46大队前来追击这股国民党军，农工党川北支部派人报告国民党军已被遣散的消息，并迎接解放军到柏树乡。镇江支队的大队部就设在农工党川北支部办公处集贤饭店。我们给解放军供应了茶水，并发动群众，陆续将所缴获的武器交给他们，他们感到非常满意，支持我们公开挂出农工党川北支部招牌正式开展工作。
这个战役完毕以后，解放军镇江支队46大队把我们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战马以及望远镜等开了清单，写了工作证明。他们离开柏树乡时我和彭大元商量，准备把游击队原有的武器全部交给46大队，解放军政委说：“现在不等于太平了，你们还要保卫自己的支部和地方秩序，我们只收战利品，不能收兄弟部队的武器，你们的武器将由当地政府处理。”
1949年12月22日，农工党受中共中江地下工委的邀请，与中共地下工委配合接管中江县。黄大成（民主同盟盟员）通知我们带游击队做县城保卫工作。我们带了80多名游击队员到县城，中共中江地下工委书记刘平安排我们住宿在北门外师范校，伙食由他拨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无论白天黑夜荷枪实弹站岗放哨，防止敌特的破坏，一共坚持了十几天。中江县大队成立后，游击队的全部武器便交由黄大成清点接收。
后来，由黄大成介绍，刘平安排我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室工作。工作一月左右，常习之建议派我到兴隆，清理积谷和搞点预借粮供应起义部队。临去时，常习之向我交代了情况，他说：“我们虽然接管兴隆的征收处，但是粮食已经不多了，那里的留用人员曾敬候是个50多岁的老头子，只能写中式账。一天，突然来了一师多军队，逼着他要粮，他没有办法，向我告急，这个问题如不处理好，恐怕要扰乱县城，所以我派你去，需知这次任务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当成又一次地下工作，你到了那里必须用手腕，拉拢伪乡保人员，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我来到兴隆乡公所，乡公所大门紧闭，并无人迹。我的同学袁代英给我介绍认识了乡长刘得贤，刘得贤把我接到乡公所，说：“贵党来接收乡公所，我们立即办理移交手续。”于是就叫来一位名曾富之的干事，准备移交了事。我看情况不好，就拉他们去喝酒，喝酒中闲聊，拉近关系。我认真回答刘得贤想要知道的县城解放方面的问题，并向他指明前途，鼓动他办点粮食给起义部队，使地方不受扰乱，建立功德。刘得贤表示愿意配合我工作。于是我们便讨论粮食的来源，刘得贤说：“一是有四仓积谷，二是可以按往年的田户预借一点，明天召集各保长前来开个会，大家动手，事情就不难办了嘛！”我听了乡长的这番话，便称赞他说：“这次我这项差事就要依靠刘乡长做主啰！”按照这些办法我们行动起来。那里情况复杂，工作困难、艰苦、危险。在征粮过程中，我屡被国民党军殴打，但为了中江各级人民政府的奠基事业，我忍辱负重，忠实地努力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们弄来了一些粮食集中在伪征收处，挂上临时仓库的招牌，并出安民告示：此粮“暂时供给当地军需民食”。不久，解放军到达兴隆，派来了军事代表。县城派来了正式征粮工作队，我就只管收发粮和账目，不管催粮的工作了。曾敬候因病退职，由我接管伪征收处，改为县仓库派出仓库。这里的国民党军通过改造向解放军交了武器，社会秩序便比较安定了。在中江县第一次扩大干部会上，我被选为第一名模范，在大会上受到中共中江县委陈秘书的高度赞扬，并获得银质奖章一枚和奖品奖励。会后县委任命我为冯店区粮食仓库主任。
（此文根据谢震1986年所写简历修改。谢震，已故，原系农工党川北支部党务执行委员；整理者周时秀，系农工党四川省委调研员，已退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