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川北组织的地下斗争
敬文温
先父敬浑如偶见群犬围咬一拾粪小儿，此儿奋力自卫，无惧色。奇之，知为孤儿彭大元，遂培养其读书，并亲授以经、史、武术，成长后忠信诚悫，肝胆照人。
1946年秋，先父及笔者加入民盟后，介绍大元参加革命，在柏树乡建立了中共、民盟领导的群众组织：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民主实践社”和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忠义堂”。
1948年彭大元撰写了《新三民主义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后由我党创建人之一、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罗任一吸收其加入农工党，成为我党在川北的第一个党员。大元在成都发展了关静澄（朝阳学院毕业，曾任国医学院训导主任）等知识分子，并在太平街的人力车工人和通惠门的纺织业工人中发展党员，然后在中江、三台、射洪、遂宁、蓬溪、安岳、南充等地发展组织。1949年春，罗老（罗任一）得刘伯龙的承诺：支持川北组织的装备、军事干部、通信器材及人员。同年4月，会见我党元老刘宗宽（刘老现为我党中央咨监常委，时代理“西南长官公署参谋长”）。刘老支持建立川北组织及川北农工党自卫军计划，并愿在适当时机前去领导这支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
罗老于1949年端阳节前一天，在乡间古庙慈云寺召开会议，报告了形势、任务，传达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及政策界限，并代表中央任命彭大元为川北组织主要负责人，笔者副之，并兼管宣传，杨克己负组织责任，谢震副之兼管青年工作。川北农民自卫军以罗任一为政委，刘宗宽为司令员，彭大元为副司令员。在司令员不在川北时，由副
司令员代行司令员职权。
罗老还在慈云寺培训党员，亲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形势课。还经常徒步跋涉于中江、三台各乡镇间，发展组织及做统战、策反工作，直至1949年农历九月才返蓉。
这时作为我党川北外围的群众组织“中华起民社”发展到2000余人，党员数百人，游击队员数百人［发展了一些党支机构，如曾任命何树人为古（井）鲁（般）支队政委兼支队长］。当时除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捐外，还用彭尧军名义印发了《告川北民众书》，揭露四大家族罪行，号召川北人民武装自卫，反对内战，策应解放。这时，三台、中江的一些乡镇人员多表示不与人民为敌，服从指挥。
1949年12月上旬，三台、中江的两个柏树乡联合成立了以敬浑如为主任，彭大元、敬文温、杨克己、中共杨乔等为委员的临时治安委员会，协助解放军，迎接解放。中旬，解放军镇江部队47大队来到了柏树乡，川北组织派出向导，筹备了军粮、马料，帮助运输，无偿供应茶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张贴标语迎接解放军。敬浑如、敬文温、杨克己向大队长李争先汇报了农工党川北组织及其活动情况以及临时治安委员会情况，李争先肯定了农工党川北组织及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绩后，并指出今后任务是：支援前线、安定后方、瓦解敌人。当即改组了治安委员会，以杨克己为支前组长，笔者为宣传组长，宣传《共同纲领》、“四面八方”政策等。
不久，有国民党军朱兴汶师窜驻于张宝寺、八角梁一带，意向不明。彭大元将所有自卫军布防于各山垭隘口，临时治安委员会也动员各方面力量协助。然后派专人去信敦促其起
义投诚。旋即得到回应，该师立即向解放军缴械投诚。
这时笔者、谢震随彭大元率队近百人赴中江县城，应中共中江工委邀请，协助接收工作及加强城防。
1949年12月下旬，蒋军127军11纵队闫君石率一个大队500余人溃退至柏树乡，杨克己劝其放下武器，保证其安全及生活，并代为联系向解放军投诚，闫君石所部放下了武器。在三台幸福乡小学的敬富章、王顺生也以同样方式瓦解了蒋军罗广文残部近百人。
三台古井乡于此时有国民党军残部向场镇进犯，何树人组织武装在瓦子垭斗争，保护了古井乡不受侵犯。
随即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薛敏泉师溃退至柏树乡街上，士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敬浑如在其士兵中政策攻心，并劝其放下武器，立即供应膳食，保证安全，愿起义投诚的代为联系，愿回家的发给路条及路上吃的食粮。除少数上级军官外，均放下武器，一时集贤茶饭店武器堆积如山，弹药等不计其数。
1950年元月初，敬浑如主动造册移交了所有武器，计82炮10门，60炮14门，轻重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手枪、步枪等共3000余支，战马200余匹，又协助清回散失于民间的轻重武器百余件、战马5匹。为此，解放军镇江部队46大队大队长郭从戎亲笔写了表扬感谢信。
1951年春，敬浑如、彭大元竟不幸被错杀，秦国安和笔者被错判。直至1985年2月，三台县人民法院才撤销原判，宣告敬浑如、彭大元、秦国安和笔者无罪。《前进》《农工川讯》均为此作过专题报道。
（作者系旺苍唐家河煤矿诊所医生。本文成文于1990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