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清同志二三事
刘重来
李正清先生是我的良师，是我入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介绍人。我们是一个系的同事，还是茶友。他生平的一大嗜好是坐茶馆，这也许是他解放前做统战工作，广交朋友养成的一个习惯。在品茗中，他常常向我讲起几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追求进步奔赴延安
1917年6月，李正清出生于四川忠县。他先后毕业于忠县明新小学、忠县县立初中、万县师范、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侵略面前一败涂地，北平、天津相继失守。李正清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又改编为八路军，正在沦陷区和日寇进行浴血战斗，并取得了节节胜利，还发表了《八一宣言》。他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坚持抗战到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个人也才有前途。当时，到延安去、到革命的圣地去接受教育和锻炼，成了有志青年最向往的道路。于是，李正清和爱人陶顺文商量，准备一起去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礼。正在此时，李正清的青年朋友肖道履也来约他一道去延安。然而不巧的是，正当他们要上路时，李正清突然胃大出血，住进了成都肖氏兄弟医院。肖道履见他病情严重，卧床不起，只好一个人先走了。李正清心里更着急了，还未等病完全好，就急着要出院去延安。他找到同乡秦德君，由他转托郭春涛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信给周恩来，一封信给林伯渠。林伯渠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凡是要到延安的人，必须经西安办事处办手续。
约10月底，李正清和陶顺文从成都出发，开始了延安之行。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老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很快办完了手续。当时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山川，他俩无钱坐汽车，全凭两条腿，还要通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但他们下了决心，再困难也要去延安。在路上，他们碰到了不少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延安。
难忘的“抗大”生活
延安高昂的抗战精神，团结民主的气氛，使李正清耳目一新，这里的一切像磁石般地把他深深吸引住了。经过口试、笔试，李正清被录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成了第三期学员，陶顺文被录取进了陕北公学，两校相距不远。从此，他们开始了军事化的学校生活。
当时抗大学员编为三个大队，一个是军事大队，一个是政治大队，一个是女生队。李正清被分到政治大队，政治大队的课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课程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形势教育、民众运动等；军事课程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军队政治工作等。教员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从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李正清那一期是毛主席讲政治形势，艾思奇讲哲学，任白戈讲政治经济学，滕代远讲战略学，罗瑞卿讲军队政治工作。上课都是在露天，有时站着听，有时席地而坐，用膝盖当课桌记笔记。虽然已是天寒地冻，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给他们作形势报告。毛主席穿着朴素，修长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睿智的大眼，吸引着全场的几百名学员。他对抗战形势精辟的分析，生动的比喻，加上有力的手势，震动着大家的心，学员们屏息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全场鸦雀无声，讲到精彩处，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整个操场都沸腾了。一次，毛主席正给大家上大课，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气温骤降。毛主席停下来，环视了一下操场上的学员，大声说：“同志们，怕不怕冷呀？”学员们齐声回答：“不怕冷！”毛主席点头微笑着说：“不怕就好，我们前面的路，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只要我们不怕，下决心去克服，那么，出现一个困难，我们就克服一个，出现多少，我们就克服多少，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看到了光明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除了上课外，学校更多的是组织自学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收获就更大了。
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艰苦，小米饭、熬白菜汤，是抗大天天、顿顿的伙食。大家东一堆、西一堆，就蹲在露天地里吃饭。开始大家吃不惯小米，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晚上睡觉，几个、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土坑上，有时连翻个身都感到困难。而每月领到的1元津贴费，只够理发、买牙膏肥皂什么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精神生活十分愉快和丰富。过去在国统区那种苦闷抑郁、前途无望的情绪一扫而光。当时抗大的歌咏活动十分闻名，操场上、课堂里，白天、晚上，都可以听到学员唱歌。特别是在集会或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个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十分热烈。大家经常唱的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歌》《抗大校歌》等等。几十年过去了，李正清还记得那首雄壮、充满激情的校歌。
为了做好上前线和打游击战的准备，抗大还经常组织学员进行军事拉练，他们常以小队为单位，举行爬延安宝塔山活动，并开展比赛，既锻炼了身体，又进行了军事训练。
每天，李正清都是和学员们在紧张、欢快的气氛中生活学习，在延安街头
，他们经常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抗大的学员，常常把毛主席围着，和他随便聊天。毛主席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地和大家交谈。
珍贵的题词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到了1938年夏天，这一期学员该毕业了。记得毛主席对第三期学员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徒步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就是要到实际斗争中去学习锻炼。同学们都争先恐后报名上前线，投入抗日的战火中去。但非常不巧的是，李正清此时胃病再次发作，吐血不止，身体十分虚弱，但他还是坚持要求到前线去。此事被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罗瑞卿知道了，就找他谈话，当罗瑞卿询问了他的病情后，就亲切耐心地劝导他说：“目前延安医疗条件太差，你的病这样重，补血的针药在前线都很缺少，这里就更没法找到。你还是回四川去，一方面治病，一方面直接和当地组织联系，做一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管在哪里，都一样是干革命嘛。”李正清只好答应了。罗瑞卿亲笔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到重庆去找吴玉章。
临行前，李正清多想毛主席给他题词留念啊。可巧就在毕业的前一天，毛主席又一次来到抗大给学员作报告，当报告结束时，李正清和其他几个学员不约而同地把早已准备好的纪念册、笔记本掏出来，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很高兴，当即挥笔一一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团结干部，连系民众，是一刻也不应该忘记的。如果这样做，就有了工作胜利基础。”抗大的校长林彪和抗大的老师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徐以新等也都在李正清笔记本上题词赠言。
苦读马列著作
李正清回到重庆后，吴玉章热情接待了他，对他说：“你现在身体还十分虚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先把身体养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再就是趁此机会多读点马列著作，以便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进步青年要想读马列的书，谈何容易。不但难以寻觅到，而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到哪里去读马列的书呢？他想到了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
邹韬奋，是著名的爱国学者、进步的政论家和出版家，他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出版和销售马列经典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而闻名全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进步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那黑暗的年代，它是一个进步的文化堡垒，在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李正清心想，何不到那里去读马列的书呢！
生活书店坐落在重庆武库街（后改名民生路），店面并不大，但吸引着无数进步青年。每天清晨，当书店门一开，李正清就迫不及待地挤进了书店。那时候，生活书店趁国共合作的机会，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书架上摆满了各种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进步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刊。特别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摆上了书架。看到这么多好书，李正清非常兴奋。但当时他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常常是身无分文。吃饭尚且成问题，更何况买书了。他只能天天来书店站着看书。有时站得两腿发麻，还舍不得放下书。时间长了，他的勤苦学习劲头，引起了邹韬奋的注意。
那是1939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李正清照例一早就来到生活书店。这些天，他正如饥似渴地阅读刚出版的《资本论》，常常是书店要关门了，他才依依不舍放下书，怏怏离去。这一天，李正清正手捧《资本论》聚精会神地看着。突然，一个身穿西装，戴眼镜，面带微笑的中年人向他走来，这就是邹韬奋。邹韬奋一连好多天都看到这位穿着单薄、清瘦的年轻人在专心致志阅读《资本论》，觉得有些惊奇，产生了好感。他打量着李正清，和气地对他说：“你天天都来这里读《资本论》，既然这么喜欢它，何不买回去细细读呢？”李正清脸红了，只得抱歉地向邹韬奋说明自己没有职业，没有钱买书，只能每天来书店看书。邹韬奋同情地望着眼前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从书架上取下一套三本精装的《资本论》，送到李正清手里说：“你喜欢读《资本论》，这很好。你就把这一套拿回去看吧！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把钱送来，实在没钱，就送给你。”李正清手捧着三本沉甸甸的《资本论》，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李正清感慨地说：“这件事对一贯热爱青年、关怀青年成长的邹韬奋先生来说，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凝聚着邹先生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几十年来，这套《资本论》一直伴着他，不论是在颠沛流离的革命期间，还是在“**”的动乱年月，他都细心保存着。
加入民主党派开展地下斗争
李正清回到重庆后，牢记罗瑞卿在延安临别时对他的指示，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得到组织上的帮助和支持，1945年，经周新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又经郭仲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此时，抗战已胜利，然而蒋介石又大搞专制独裁，破坏国共合作，挑起内战。李正清又投入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1947年6月，农工党重庆市委成立，李正清与王善继、郭仲衡、章培毅、王希哲等
8人被选为市委委员，李正清还兼任宣传委员。为了革命活动需要，他到重庆辅仁中学任教员兼高中部主任，秘密联系附近的大中小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进行针对国民党的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1947年，国民党加紧了对民主党派的迫害，不少民主党派成员被捕，李正清没有被吓倒，还参加了营救入狱战友的活动。1947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迁至香港，11月，民盟总部被解散。为了得到中央的指示，这年年底，他和章培毅（农工党重庆市委负责人、章伯钧之侄）一起去香港，向农工中央总部汇报工作。时任农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彭泽民热情接待了他们。彭泽民已年过古稀，他家门口挂着“国医彭泽民”的牌子。原来彭老在香港以中医职业为掩护，主持农工党中央工作。他医术高超，在香港享有盛誉，被称为“一代神医”。李正清和章培毅当时都是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但彭泽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点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详细询问了农工党在重庆的活动情况，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并向他们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认为国民党政权已到了穷途末日，作为民主党派，要和中共一起，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努力奋斗。彭老鼓励他们多学习革命理论，广泛联系革命知识分子，发展农工党组织，壮大进步力量。
1948年夏，李正清、章培毅回到了重庆。不久，章培毅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李正清担任了农工党重庆市委代理主任委员，他来到青木关中学任教务主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国民党末日临近，更加紧了对革命人士的迫害，李正清在学校组织了抗议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志士血腥镇压的罪恶行径。他代表青木关中学，参加了重庆十院校罢课罢教委员会，组织领导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国民党当局将李正清列入黑名单，要抓他。他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安排好农工党重庆组织的工作，传达完中共关于“保护城市、保护工厂、保存物资，掀起护厂、护校运动，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后，化装成工人，再次到香港农工党中央总部请示和汇报工作。这时已是1949年底，离全国解放已不远了。
重任在肩 不辞劳苦
李正清到了香港，才知彭泽民已应中共邀请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了。李正清在组织安排下，也乘船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他参加了1949年11月召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即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1月初，李正清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农工党中央和民盟中央的重托，回重庆整顿农工党组织，并协助楚图南、萧华清等同志整顿民盟组织。这一年是他一生最繁忙、最活跃的一年，不少活动，清楚地记载在有关的文件档案之中。
1951年，肃反镇反开始后，重庆农工党组织有9名成员被捕（后多数已平反），李正清因为曾举荐过其中一些人而受到牵连。从此，李正清被排除出农工党重庆市委领导层，但逆境并没有使他消沉，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
弃官从教 良师益友
李正清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列主义理论有浓厚兴趣。如今革命胜利了，对仕途并无兴趣的他，深感对党派工作力不从心。因此，他要求到学校工作，一方面可以向青年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可以继续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1950年，他被求精商学院、正阳法商学院聘为教授，讲授“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担任正阳法学院院长兼教务长。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1952年又去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深造。1988年11月11日，刘重来（右）与李正清（左）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0次代表大会时，在长城合影1952年调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直到他逝世。40多年里，他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于教学工作，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课程。他曾费数年时间，写有一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书稿。
李正清曾先后被选为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农工党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和北碚区委顾问，政协重庆市委第一至第八届委员和农工党西南师范大学支部主委。但他淡泊名利，从不居功自傲，从不炫耀自己。他十分热心党派活动，严格要求自己，市里通知他开会，不管刮风下雨，他都按时参加。他晕车，只能坐那种车窗都不全的破烂车子。学校的组织生活会，他也是坚持参加，从不迟到早退。对学生，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青年教师，他热情关心，从不摆架子。因此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他身体自小就羸弱多病，为了强身，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用冷水洗澡擦身。
在公众场合，他不善言辞，在民主党派的会议上，他也极少发言，但发起言来，中心思想很明确，那就是时时刻刻要牢记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要旗帜鲜明，永不动摇。说心里话，当年我之所以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也是因为我第一个接触的农工党员就是李正清，他的高尚人品深深吸引了我。我是从他身上开始认识并自觉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
〔作者系农工党中央委员、农工党重庆市（直辖）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委、西南大学教授。本文成文于1999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