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52年
彭伯通
在那国难深重的年代里，我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爱国心的驱使，寻找救国之道，走上革命之路。我从小爱好文艺，向往五四运动，由于有了寻找救国之道的思想基础，逐渐转向读社会科学书籍。我读了几年私塾才进小学，在小学两年半，读了大量新文艺书刊；在初中三年中，深痛国土一年年沦丧，受《生活周刊》的吸引，读了大量有关国内外时事的文章；在高中两年中，抗日战争开始，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重庆联中是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师生政治态度坚定，周恩来、邹韬奋、柳是等都曾到学校讲演，在读革命书籍的空气熏陶下，我又读了大量革命理论的小册子，那种中华民族怒吼了的情景永久难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考进中央大学。我一进去就有联中同学来找我，因过去有所知，在政治上对我很放心。前来的同学越来越多，已不限联中同学了，到了沙坪坝后，更不限中央大学，也包括重庆大学和省教育学院学生。中央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国民党控制很严，但进步势力也很强大。我同大家一道扩大团结面，并不断读革命书籍，在过去读小册子的基础上读经典著作。
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个联络网由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为了安全没有命名，称为据点。皖南事变发生后，不少同学离开学校，没有离开的仍在我这里聚会，我这里消息灵通，随时了解大局，对周围同学多了解，不露声色，区别对待，人所不注意，所以比较安全。就是在所联系同学中，讲话也含蓄，心照不宣，彼此理解，习以为常。
在中央大学4年，共产党直接对我教育培养，我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我认识到：革命必然胜利，但还需要长期的斗争，保存、积累并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为胜利所必需，一切作长期打算，个人命运寄寓其中。
离开中央大学前夕，借做“满月酒”的名义在我冷水乡的家聚会了一次，互相鼓励在新的环境里斗争下去。离开以后，我时常回学校联系，也直接到南方局青年组，过去联系的同学也经常到我家集中，但我们陆陆续续独立作战了，我虽能适应新的环境，但在财政部工作，那里情况与学校很不相同，不进入上层，感到使不上劲。后来找到同事秦敬先，觉得可以深入一步交往合作，但青年组的周力行说：“不要把关系都拉通了。”我只好作罢。抗日战争胜利了，我离开了财政部。在亲戚黄朋豪家，谈到时局，他对我的话很感兴趣，邀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我对民主党
派陌生，便到青年组询问，朱语今、周力行大力赞成我参加，我正苦于使不上劲，就参加了。
参加民主党派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大大扩展了我的活动领域。我对统一战线工作虽陌生，但青年工作本具有统一战线性质，总不外团结中间力量随时代共同前进。我同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我感到自己毕竟长期受过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在民主党派大有发挥作用的余地，提高我活动的主动性。此外，两个组织的同志对我也有所认识，谢小奇、周竞波特别是章培毅到处介绍，我参加两个组织不久，由他们推荐，就当选为陪都青年联谊会理事。民盟重庆支部成立，我担任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调与汤逊安同编《民主报》副刊《民主青年》。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成立，我为委员。在早听说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沙磁区联系了一批人，我曾打算把中央大学联系网拉在一起以加强民主党派，已约好在蜀都中学碰面，届时吴佩纶、黄可告诉我解放行动委员会联系的人较为复杂，碰面遂未实现。
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建立经济基础，发展了一些与工商界有联系的党员，组织通惠轮船公司，要我也参加其中，当作职业。但不久发现这些人乃慕民主党派之名而来，资金单薄，对经营工商也不在行，在工商界立不稳足跟。我不愿就此下去，决定另找工作。我想找个发表文章的可靠阵地，我又是经济学系毕业的，决定设法进商务日报社。此报本是重庆市商会机关报，曾经反共反苏，高允斌接办后，由于没有销路，不得不改弦更张，经过地下党员徐淡庐，还有徐亦安、杨培新的努力，转变为暗中接受共产党领导，以工商界代言人姿态出现的进步报纸。经过周折，我进了这个报社。
报社环境复杂，高允斌有两面性，但一切都是为了报纸的生存。进步力量虽然控制了版面，有的特务仍留下来等待时机。我进报社，首先要摸别人的底，别人也要摸我的底。进步力量各方面是通的，很快摸到我的底；特务摸我的底却不太容易，我进报社是国民党要员、前中央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吴干介绍的。我也从刘国志烈士那里了解到报社每一个人。我因而能在报社应付自如，扩大接触面，避开一些人。
我在采访部跑消息，赶市场，只“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为掩护，在经济上加以揭露，抨击政经政策和官僚资本，不断写消息报道和专栏文章。在报社内，同采访部主任、共产党员沈伯谋心照不宣，编辑部是可靠的；在报社外与《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的记者一起商讨形势，交换消息
。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报社人事变动，采访部搞乱了，我就少去了，全力与彭友今轮流写社论，每周各三至四篇。我经常去的是彭友今家，了解研究报社情况，努力把报纸的面貌维持下来，不出现诬蔑共产党的内容和词句，继续在经济范围内予以揭露。由于报社太穷，后来我进民生公司工作，仍如期写社论，直到重庆解放，《商务日报》停刊。在此期间，我在《茶座》上写了不少杂文，蒋阆仙去《新民报》编《西方夜谈》，我又写了许多，直到解放前夕。
当时的民主党派比较松散，成分也比较复杂，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参差不齐。我从作用效果权衡轻重，在地方领导层中稳住跟着共产党走的主流，与黄朋豪周围的人联系。我的活动根据自己条件进行，主要在青年组联系的基础上加上参加民主党派以及报社工作建立的关系展开活动，因为这些关系与共产党联系更为直接，革命原则容易掌握，不致冒失行动。我的家迁回重庆市中区后，仍然是过去青年组联系的同学聚集的地方，陈俊逸、陈学志先后长住我家，范硕默从华蓥山下来也在我家落脚。
1947年，中共驻渝人员以及四川省委被国民党当局强制撤离，《新华日报》被查封后，我们并没有仓皇失措，在白色恐怖中活动仍然坚持下去，经常互通消息，互相勉励，不能被黎明前的黑暗吞蚀掉。有人以参加民盟的身份向当局自首，又来拉傅濬下水，傅来找我，我要他顶过去。1949年初，我邀集一些人成立学习性质的星期五晚会，学习共产党地下组织翻印的最新文件，了解革命形势和政策，迎接解放。
踏上革命道路，我走得很顺利，主要原因是我追求、相信真理，自觉走这条路，因而在中央大学四年中对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心领神会，终身受用无穷。我的路走得顺利，走得稳当，我的家成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中为周围一道战斗的朋友提供方便，经受考验，坚持到底。我经常为大家对我高度政治信任而受到鼓舞，更坚定了我的信仰。革命信仰是科学信仰，不是宗教狂热，一个真正有革命信仰的知识分子，总是要革命到底的。
从我进中央大学算起，到现在已52年了。这52年的经历说明：一个人不断追求真理是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基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才有真正的革命信仰，无论遇到凄风苦雨或是急风暴雨，都毫不动摇一心一意遥指彼岸。
（作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常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市文史馆副馆长，已离休。本文成文于1991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