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半山新村
章诒和
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庆李子坝的半山新村。
新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每幢可安置两家。第一幢里，1号住的是庄明远，2号住的是邓初民。第二幢内，3号住的是我们全家，4号住的是翦伯赞夫妇。所以，章、翦两家是紧挨着的邻居。
如果说我从娘胎里出来，第一眼是认识了父母的话，那么，我的第二眼就是认识了翦伯赞。
有一天，在温暖的阳光下，姨妈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里，仔细端详。母亲突然发现我的左眼角有个小小的黑点儿，以为是早晨没把脸洗干净，便让姨妈抱着我，自己跑到卧室找了块湿毛巾，给我擦洗。可那黑点儿，怎么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间，举着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来，对母亲说：“可能是毛巾太软了，我拿干净的刷子试试。”
母亲用两只手，将我的头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来蹭去，结果，黑点儿依旧。还是从事幼教事业的姨妈看出来了，说：“这是块记！”
后来，小黑点儿变成了一片树叶形状，颜色随之越来越淡，父亲（即章伯钧）和翦伯伯（即翦伯赞）还对它做过讨论。
父亲说：“女孩子的记挂在脸上，不如长在屁股上。”
翦伯赞瞪着眼睛，说：“小愚的记挂在脸上，有什么不好？还不容易搞丢呢。丢了，也好认。”
以后，我长成了大姑娘，翦伯赞见到我，也还要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严肃地说：“这丫头是小愚！”
重庆当时又称陪都，党、政、军、学、文各界精英，于1940年前后到达。天下之士，云合雾集。起初，翦伯赞居无定所，在重庆市内搬来挪去，是父亲的安徽老乡陶行知介绍他来半山新村的。
乍一听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个石阶——体力欠佳的翦伯赞有点发憷，可陶行知说：“房子虽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邻居呀！”
“谁住在那里？”
“紧挨着你的邻居是章伯钧，还有邓初民。”
“去，去，我去。”翦伯赞为了邻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过来。
新村三面环浅山，一面临路（由北碚至重庆的公路）。四周树木稀疏，梯田层叠，大多种植水稻和红薯。翦伯赞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山路行走方案。即上山时，每走三十台阶，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时，每走五十台阶，停片刻，需停六回。经反复实践，很有效，亦不觉得其累。于是，到处推广，父亲效仿，果然灵验，尽管行走、间歇的规范性和精确度远赶不上翦伯赞。
那时的翦伯赞和父亲都是活跃人物。父亲忙着抗日民主运动，忙着把第三党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赞除了忙于动笔撰写《中国史纲》之外，还担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员，还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讲课，还应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之邀，去做学术讲演。但两人再忙，也总要凑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亲，偏偏喜好文史，翦伯赞家若有史学界的朋友来做客，父亲是一定跑去掺和。去时揣上一包香烟，既不看看里面还剩几支，也不管烟丝有多劣质。抽到烟雾缭绕，山穷水尽时，聚会才算结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赞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翦伯赞的文好，诗也好。他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彼此唱和。
这让站在一边却不会作诗的父亲欣羡不已。当然，翦伯赞也有败笔，败笔就是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读者大哗”，“对杜诗的误解以及这样那样的硬伤，不胜枚举”。有人写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误。翦伯赞不作答辩，始终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跟着4月15日，翦伯赞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还写了极富革命战斗性的《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文章是为批判胡适而作。
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住所，还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又称第三党）中央机关之所在。许多第三党骨干分子来这里接头工作，开会议事。母亲大锅大锅地煮饭，请娇小玲珑却能干万分的戴淑婉过来帮着烧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问题，像杨逸棠、郭则沉、张云川这样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邓家去住。
周恩来有要事相商，会跨过三百个台阶到我家。那时的周恩来与民主人士在一起，说到高兴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烦，他会紧锁浓眉，言至伤心处，他要落泪。在重庆只待了数月、身体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门，态度谦和而礼貌。徐冰（即邢西萍）则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计较，有酒即可。如无，他便要瞪眼，还时不时骂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么又吃又骂？这王八蛋是指谁呀？”母亲问。
邢西萍笑着解释道：“我骂东洋鬼子呢！都是他们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顿好饭菜。”
饭菜做好，父亲就要对母亲说：“快去把老翦叫来。”
在半山新村，父亲创办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刊物《中华论坛》，且自任主编。在发刊词里，他阐明尊重思想言论自由，维护和发扬民主的信念与态度。这份刊物既是第三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又具有面向社会的学术性质。为此，父亲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学者约稿。其中，最踊跃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邻居翦伯赞。他的《南朝史上的永历时代》《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学术论文，皆经父亲之手，刊于《中华论坛》。每次交稿，翦伯赞一定要让父亲“审阅”，父亲则必拱手相谢。
每期刊物出来，父亲定拿数册给翦伯赞，请他转送学界朋友。翦伯赞在《中华论坛》还读到邓初民的《历史、历史记载、历史科学》《略论清代的学风与士气及其文化政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周谷城的《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英国民主运动之发展》，侯外庐的《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说”的关系》《我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答案与世界历史专家商榷》，胡绳的《猛回头“警世钟”及其作者》，施复亮的《扑灭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战后经济民主化管理的我见》，陈家康的《真实与知情》，吴泽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刘伯温论元末》《个人领袖英雄的历史作用论》，石啸冲的《环绕地中海的美苏斗争》《看国际形势》《国会选举的美国政治动向》《评印度局势》，吴晗的《论中文》，夏康农的《正视弥天战火》《论中美商约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关于〈吕梁英雄传〉》，秦牧的《牛羊阵》《西园庵的挂绿》等等。几期下来
，《中华论坛》很受知识界中上层人士的欢迎，称它是“民主政治的号角”。
许多史学家，不仅和父亲相识，且为好友。他们发表的新作，在送给翦伯赞的同时，也必送父亲。记得“文革”抄家后，父亲从地板上拣起一本侯外庐的书——《船山学案》，灰色封面上，毛笔楷体写着：“伯钧兄教正”。封底注明：重庆三友书店发行，中华民国33年4月。以后的20年间，这本书连同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送的书，经重庆带到上海，从上海转至香港，由香港运回北京。“文革”中，父亲拿出被抄家红卫兵遗失的这本书，对我说：“人（指侯外庐）看不到了，只有看书。”
“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我想，父亲定是回想起在重庆李子坝和翦伯赞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47天的衡阳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沦陷，那是翦伯赞的家乡。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泪写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沦陷记》：
桃源，这个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静静的沅江，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来，也许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这里有近代的装潢，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钟楼，耸立在这个古城的天空——然而，这两个小县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父亲阅后很激动，对翦伯赞说：“把稿子给我吧！把它登在《中华论坛》上。”
在重庆，父亲穿着件旧长衫，白天东奔西跑，搞社会活动，夜里伏案奋笔，写政论文章。凡是由父亲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笔。
翦伯赞很佩服，对母亲说：“伯钧是个干大事的人。”
那时还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党、三派以及社会贤达（即今日之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酝酿筹建期中，针对同盟的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沟通、调停，甚至妥协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程里，父亲是个中坚力量。每遇难题，常和翦伯赞研究、商量。而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父亲非常佩服，叹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38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9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成员。在22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道，于是，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
（作者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已退休。此文摘自章诒和撰写的《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章立凡主编《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