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世界政党的发展呈现如下显著特点，不均衡性突出、整合能力下降、治理功能面临转型、发展轨迹清晰。与此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些国家的政党在政治上普遍感受到国内、国际的多重压力，面临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动，受制因素增多，行动能力受到局限，出现了多种社会综合征。
一、当代世界政党的发展态势
当前世界政党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性。发达国家政党及政党体制的成熟性、稳定性和法治化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党的稳定性普遍较差，基础薄弱，发展机制不健全。亚非一些国家强人治党突出，武力干预政治普遍，人亡党息的风险较高；政党之间的无序竞争时常导致政治动荡，少数国家甚至出现逢选必乱。另外，一批主流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下降，越来越难以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有的国家大选选情胜负难料，大党难以独自组阁，小党作用凸显。2010年大选后，英国出现了30多年来首个“无多数议会”，澳大利亚产生了70年来首个“悬浮议会”，匈牙利前执政党社会党只获得不到1/6议席、维持了近20年的“左右均势”被打破。这些都可能对政局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增加了这些国家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此外，政党的社会治理功能面临深刻转型。当今，政党对经济社会的掌控能力减弱的同时，又面临着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生态治理等全球性问题，政党必须超越以往基于民族国家层面的治理理念和政策，在全球视野下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有效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世界政党间思想的交锋和交融现在越来越趋于激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些主流政党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张重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在发达国家，左翼政党强调市场与国家发挥“双重作用”，倡导全球治理，谋求形成有利自身发展的政治空间和国际环境；右翼政党则适度与新自由主义“切割”，强调以效率促公正，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正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主流政党则要求建立公正合理、与本国国力相匹配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以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发展权利。另外，在各类政党普遍关注发展和民生问题的同时，民粹化倾向也有所抬头。2008年下半年以来，多国主流政党加强朝野对话、社会协商，力求在刺激经济、加快复苏和保障民生方面凝聚共识。同时，一些非主流小党也更加关注就业、福利、社保、工资和社会救助等问题，并积极倡议、联合行动，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政党搁置政治理想和党的信念，利用民粹主义吸引选民的注意力，比如，阻止产业海外转移、保障本国就业、保护传统产业、反对外来移民、地区自治等，成为不少政党高调“炒作”并用以自我标榜的议题，取悦民众的倾向十分明显。近年来，政党政治的多样化演进趋势更加鲜明，“西方化”遭遇到“本土化”挑战。全球实行政党政治的发展中国家中，目前约1/4的国家建立起了不同于西方“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形式。一些主流政治力量从政治传统、特殊国情，特别是实现快速发展的强烈愿望出发，刻意弱化政党之间的竞争，主导建立了“一党独大、多党参政”“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等政党政治形式，这也丰富了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模式的多样性。此外，各国政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势更加明显。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党都着力展示全球视野与政治责任感。发达国家主流政党高调关注金融和经济体制机制变革，对环境、气候、能源、反恐、安全等议题施加影响，呼吁国际社会责任共担、联合行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主流政党则谨慎回应、积极参与，主张扩大本国在国际多边组织及活动中的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参与国际体制机制改革进程，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二、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较快发展及社会转型，一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发生了较大分化，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展。据统计，俄罗斯、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阿根廷占40％，印度则达1亿多人，南非、巴西、秘鲁、墨西哥、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急剧上升，像俄罗斯、南非、印度等国的富裕阶层人口也在快速增长，并形成较强的政治势力，向执政党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分享权力的要求。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执政党在民主等方面的要求增多。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部分传统的中产阶级落入贫困阶层，加上有些国家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赤贫阶层有所增大。像巴西、印度等不少国家，贫困阶层时常利用民主的武器来牵制执政党的决策。如巴西的部分农民发起“无地农民运动”，甚至对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执政党劳工党也带来一定冲击。印度的广大农民阶层在2004年的大选中，把忽视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印度人民党赶下了台。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阶层、团体的利益多样化日显，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给执政党带来新的挑战。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影响明显，部分知识精英常以西方标准要求本国执政党，对现行执政体制进行批评。一些国家妇女参政意愿增强，要求执政当局在实现政治、经济平等上加大力度；一些国家的工会组织不时给本国执政党施压，期望满足会员的政治、经济权利；一些国家的教会组织参与乃至干预政治，如菲律宾教会支持反对派势力对执政联盟进行施压。还有，非洲、亚洲一些国家的弱小部族、种族要求执政党给予其更大的自主或自决权。
在一些国家，国内的反对党或反对派对执政党构成的政治压力明显加大，特别是政治民主方面的挑战更加凸显。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要求执政党开放党禁，期望通过选举向政党化转型。南非人民大会党指责非国大破坏新党的活动是“民主的倒退”，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观察员来监督南非在2009年举行的总统大选。哥伦比亚几个反对党也曾联手反对右翼保守党领袖乌里韦谋求连任，强调这会动摇本国的民主基础，要通过结束乌里韦的专制统治来挽救哥伦比亚的民主。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反对派阵营在安瓦尔的率领下，高举结束巫统独断专行的旗帜，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打破了国民阵线“一党独大”的稳定政治格局，以此推动本国政治生态向多元化的方向变革，等等。
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带来新挑战。冷战结束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日益开放，非政府组织也在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埃及等国目前有多则数十万、少则数万人参加了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活动范围很广，涉入政治领域的情况也日益增多，在民众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一些非政府组织往往高举民主、良政、公平、自主等口号，积极参加政府决策和治理，参与本国的选举、司法维权和促进民主化等方面的活动，坦桑尼亚的非政府组织还与执政党一起讨论国家修宪问题，尼日利亚的非政府组织积极推动本国的良政、人权、法治、新闻自由等活动。亚非拉一些非政府组织有时还直接参与反政府的抗议和示威活动，给执政党的统治带来了程度不同的挑战。
西方国家对国外政局的施压和干预近些年也逐渐加强，它们相继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朝鲜、缅甸、津巴布韦、海地以及部分独联体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实施经济制裁，甚至直接进行军事恫吓和军事打击。西方国家还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些国家的反对党、反对派，如柬埔寨的森朗西党、埃及的穆兄会、津巴布韦的民革运、蒙古的民主党等，来对本国执政党施压。西方国家还通过资助在发展中国家部分从事政治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来进行分化、渗透。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部分非政府组织，暗中支持和怂恿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缅甸等国的反对派掀起“颜色革命”，支持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国的反对派向执政党发难，并在把前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赶下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国家还利用宗教活动，借传教布道之机，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思想理念，影响其国民的价值取向。俄罗斯学者维克托·皮罗任科近期就强调，美国“传教团”比共和党人布什的单边行动对世界和独联体国家构成的威胁更大。
面对以上种种变化和挑战，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采取了各种各样
的应对措施：
一是结合国情改革政党制度，建立竞争性的政党体制。面对政党政治的民主化大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开始主动推行多党制，建立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实行政治多元化，特别是定期进行公开、透明与自由的选举，在形式上向西方所要求的多党民主体制靠拢。至今，在1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已有大约130多个国家实行了多党制，剩下的多为无党制国家。拉美少数长期存在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的国家（如牙买加、圭亚那、哥伦比亚等）实行了两党制。多数国家建立了“一党主导”型的多党制，比如，新加坡、埃及、突尼斯、安哥拉等实行的是“一党独大、多党陪衬”的政党制度，贝宁等实行“一党主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南非、马来西亚等实行的是“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另外，俄罗斯、委内瑞拉、中亚等国实行以政坛强人为核心的多党制，执政党主要依靠政治强人而起作用，其他政党允许存在但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约旦、摩洛哥、伊朗等国是在多党制框架下实行威权领袖型体制。非洲的科特迪瓦、索马里等和拉美左翼当政的部分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实行带有过渡性的不稳定的政党体制，执政党处在重塑过程中。在执政体制与运作方式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实际特别是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塑造国家权力构架，多数拉美、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采取总统制的体制，部分国家采用半总统议会制或议会制的体制。印度尼西亚近期的政体改革突出了国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淡却了总统长期专权的阴影。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通过部族头领、酋长会议和执政联盟政党领袖定期会晤来予以辅助，使得行政权力的实施在形式上体现出某种平衡，以防过度集中。在政府构成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减缓压力，化解矛盾，实行较为灵活的政策。贝宁和马里等国推行由无党派人士出任总统，不设执政党，主要政党基本都处于参政的地位。津巴布韦实行执政党与反对党分权的模式，总统、总理各属一方掌控。柬埔寨人民党近些年来即使在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也不搞一党执政，而是拉其他政党入阁，展示联合执政的姿态。但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强化集权、弱化竞争的趋势，它们在宪法上大都实行中央集权式的共和政体，大权集中于个人尤其是执政党领袖，在俄罗斯和拉美等一些国家近期还推动修宪，延长总统任期或扩大总统权力。俄罗斯把每任总统任期从四年延至六年，有利于日后俄政坛强人更长时间掌权，委内瑞拉修宪则为总统继续谋求连任扫清了法律障碍。在选举制度上，为缓解内外压力，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放宽了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条件。此外，新加坡、俄罗斯、南非等在内的许多国家在议会选举上推出改革选区制、提高议会门槛率等举措，增大执政党获胜几率，限制小党特别是挤压反对党。
二是增强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以提高执政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越来越重视利用“软实力”治国，注重塑造为大多数民众认同的主流价值体系。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顺应形势变化和民意夙愿，调整了原先所秉持的较为激进的指导思想。比如，坦桑尼亚革命党、蒙古人革党改奉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吸纳部分社会主义的思想。马来西亚总统则倡导广泛的民族主义，提出各族“一家亲”的口号，强调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都是“一家人”，强调在“国旗下的忠诚”。巴西劳工党、秘鲁阿普拉党等在内的拉美一些执政党在吸纳原民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倡导和推行新民众主义思想，淡化意识形态，在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同时，注意兼容其他思想，注重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反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主张对外开放，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和保护弱者，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扩大就业。俄罗斯的统俄党则基于其大国振兴和民族复兴的诉求，秉承普京倡导的“主权民主”思想，认为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自主地选择民主模式，探索本国的民主发展道路，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强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现国民思想团结和精神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维护国家主权，奉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俄执政当局把主权民主视为主流价值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符合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意愿。
三是化解国内政治矛盾和冲突，缓减体制内外的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不影响其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对反对党或反对派的利益诉求给予一定回应，并放宽新闻管制，允许选举中出现适度的竞争局面。多数较强势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只允许反对党存在，但不让其发挥实质作用。有的侧重于对反对党进行安抚和拉拢，埃塞俄比亚革命阵线党积极推动反对党在议会框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让反对党议员参加议会常设委员会，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坦桑尼亚革命党坚持以对话、谈判等手段处理同反对党的关系，党的领袖、总统带头做反对党工作，并形成总统出访必随带一名反对党成员的惯例，从而弱化了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对抗态度。也有一些国家执政党对反对党采取打拉结合的政策。蒙古人民革命党2008年对反对派发起的骚乱采取紧急状态措施，同时又拉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入阁，组成联合政府，从而实现了政局和社会局势的稳定。针对一些国家反对派的上升势头，各国执政党采取各种举措进行防范和挤压，柬埔寨人民党通过拉拢人权党等办法来分化森朗西党，甚至曾在2005年冻结森朗西等三名议员的豁免权，并判处森一年半徒刑。埃及民族民主党在推进政改的同时，又通过修宪禁止成立宗教政党或从事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活动，彻底割断了穆兄会政党化、合法化的渠道，有效缓解了其对执政党的压力。2009年初，赞比亚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领袖、总统班达借赞比亚航空公司拖欠政府高额税款和债务问题，对反对派掌控的航空公司的大股东《邮报》进行整治，并趁机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南非非国大等一些国家执政党在避免宗教干政、宗教政治化的同时，又注意借重本国的教会势力来为执政党掌控政权服务，利用宗教的道义力量与较高威信来安民和降服不安分势力，收到较好效果。
四是努力调整自己，谨慎应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压力。许多国家执政党都做出姿态，谨慎地回应西方提出的某些政治民主要求，力图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换取实质利益的维护，允许本国反对党在体制内开展有限度的竞争，给予反对党一定的生存空间。如埃及民族民主党近来进行修宪，首次确立公民权概念，叙利亚复兴党近来扩大了公民的结社与言论自由权，特赦了一批政治犯。坦桑尼亚、蒙古、中亚等诸多国家执政党主动或被动邀请西方观察员来“监督”其大选，彰显其民主、透明和公正的形象。非洲多数国家在政治上已不再回避甚至主动使用民主、良政、自由、监督等概念。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佐海尔·穆扎法尔就强调，巩固民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强调民主是既不能倒退，也不可滥用。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确保其执政地位与安全，重视防范西方的渗透、干预和破坏，一方面对西方的政治施压或曲意指责能够坚守立场，如新加坡人行党、突尼斯宪盟对西方指责其搞威权政治，敢于正面回应，开展适度、有节制的斗争。另一方面，对西方通过非政府组织、反对派插手本国内政严加防范，包括俄罗斯、越南、南非、叙利亚、加纳、尼日利亚、埃及等多国执政当局为此制定了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本国活动的法规条例，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其活动内容严加控制，发放许可证，特别是对涉足政治领域的国外非政府组织高度警惕，防范其与国内反对派联系和勾结，但在方法上内紧外松，以避免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口实。此外，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都比较重视治党与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与借鉴，努力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本身的一些有效机制和成功做法，从而提高其执政能力，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
案例链接
案例链接：“阿拉伯之春”的警示
——近年来北非西亚等国的执政危机
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暴力运动。这项暴力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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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拉伯之春”的起由及演变
这些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联的方式，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从2011年初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究其本质，不过是阿拉伯的混战。
这场运动以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形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浪潮，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革命运动浪潮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部分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但大都因政府的让步或示威规模不大而逐渐平息。
截至2012年12月，此阿拉伯革命已经推翻了4个国家政权。2011年1月14日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流亡沙特；18天后的埃及示威浪潮导致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宣布正式下台，权力移交军方；利比亚领袖卡扎菲的统治在2011年8月23日被推翻，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被俘身亡；2012年2月27日，也门政治协议正式生效，总统萨利赫退位。
卡扎菲是“阿拉伯之春”中丢掉性命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显然，这场变革仍然方兴未艾，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火，但这并未让抗议人群停止呼喊“轮到你了巴沙尔”；也门人对总统萨利赫说的也差不多，他们喊道：“卡扎菲死了，你就是下一个哦，刽子手。”
在这次运动中，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后的第29天，在国内骚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突尼斯这个自己独裁统治了23年的国家，在2011年1月14日深夜飞往沙特。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起点。由于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因此发生在突尼斯的这次政权更迭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及社会状况使得突尼斯的动乱迅速蔓延其他阿拉伯国家，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激发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抗议运动，并逐渐呈星火燎原之势，席卷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之春”也影响到了中东世界以外，东亚、西欧、北美无不涉及其中，尤以希腊的反政府示威游行、2011年8月发生在英国的骚乱和在美国持续数月并一度影响全球七十多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为典型，这些活动的方式包含温和的网络号召、小型公开聚会、大型游行、其他创意活动等，以敦促政府主动实行缓助措施或改革。这些运动的性质并不完全等同于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二者政治诉求更是迥然不同，但因几乎同步的时间段、相似的网络号召和活动方式而被部分人认作“阿拉伯之春”运动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某种意义上的延续。
这场规模空前的暴力运动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横扫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几乎无一幸免，但是，位于海湾和西非的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如巴林、卡塔尔、沙特、摩洛哥等国，则在短暂的混乱后平稳过关。于是，评论家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之锚”。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能够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独善其身，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尽管此次动乱并未在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引发伤筋动骨的叛乱和领导人的更替，但是汹涌的革命浪潮仍旧令阿拉伯王室坐立不安。同为产油国，利比亚的结局已经给海湾王室敲响了警钟，显然，“石油美元”并不能确保家族统治的千秋万代。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君主国同样存在，约旦、摩洛哥，巴林、阿曼乃至沙特，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民生问题。这些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年龄低于30岁的年轻群体，都将为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
二、缘由探究和初步观察
人们普遍认为，导致这些动荡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主要包括：国家的专制统治、政治体制僵化、人权的侵犯、政府贪污腐败、国民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贫困；领导人长期执政，不思改革，政治经济分配不透明，等等。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困难，推动了革命运动的爆发。另外，人口结构中大量受过一定教育、熟谙网络且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成为这次运动中的主要角色。值得关注的是，从突尼斯到利比亚，从西方军事打击到卡扎菲的惨死，均没有引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大规模的反西方浪潮，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阿拉伯之春”更多诉诸自身的自由、尊严、公正，更为关心自身的前途命运，这是这场变革最值得关注和鼓舞人心的所在。
历史证明，没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放眼整个阿拉伯世界，自1980年到2004年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这一地区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相同。在3亿总人口中，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00万人失业，失业率甚至在沙特这样富甲天下的王国也高达30%。如埃及近一半人口、约旦约1/4的人口都处于贫困线以下；也门230万人口中近半数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1/3的人长期挨饿。人民在痛苦中煎熬，王公大臣们却用万亿石油美元，在海外穷奢极欲，排场腐化。有统计显示，阿拉伯世界有1/3的GDP被腐败所吞噬。
而从政治上看，阿拉伯世界也一直是盛产独裁统治者的地方：布尔吉巴统治突尼斯长达30年最后引爆民怨被本·阿里夺权；本·阿里又执政23年并重蹈前任覆辙；穆巴拉克在位30年依旧不肯放权；也门总统萨利赫掌权33年誓言不下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台42年依然为权力而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位30年后儿子接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幕后台前操控国家35年直至被送上绞架；阿拉法特主持巴解组织近40年。
这一切，在那个以革命和斗争为主旋律的旧时代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近10年来，互联网和科技进步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打破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追求更为平等公正的互动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三、“阿拉伯之春”的长远影响
在“阿拉伯之春”尘埃未定之际，就推测它的长远影响，肯定会有疏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阿拉伯世界长达数十年，表面近于一潭死水的传统政治格局，终于已经被一朝爆发的社会矛盾所冲垮，但最初的发泄过后，在对于未来方向的设想上，社会却严重撕裂了。“阿拉伯之春”无疑将对国际关系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执政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阿拉伯世界历史上历来是西方的强大对手，阿拉伯世界控制世界经济的石油基础，阿拉伯世界属于西方认定的“非我族类”。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的“阿拉伯之春”并不是建立在对西方的仇恨之上，阿拉伯世界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审视和批判自己的内部问题上，反独裁、反专制、要还权于民、要工作。而与以往主要由上层统治者和外力来推动的模式不同，此次的变化是自下而上的，这代表了阿拉伯社会的日趋成熟。鉴于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特性，它们在现阶段的政治改革中，必须汲取伊斯兰政治中适合于当下社会环境的合理成分，努力生成现代与传统政治结合的具有中东特色的民主政治。
当然，民主和稳定的确立并不是革命的必然结果。更可能的结果，是权威的崩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混乱。长期的权威主义统治使中东国家没有真正意义的反对党，中产阶级远未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统治、世袭制等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在中东国家还比较普遍，政治生活中缺乏严格的分权制衡或有效的监督机制。这都意味着“阿拉伯之春”只是变革的开始，而远非结束。一个国家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可能靠别人的恩赐，而必须来自自身的探索和争取，而这一过程通常都是艰难曲折的。
今日的阿拉伯世界，无疑正处于历史变革的黎明与阵痛时期，他们必将经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的新时代。这一地区历史上社会进程反反复复的旧事太多了，人们不应盲目乐观。但假如这场变革导致出现一种全新的带有伊斯兰特色的民主体制，国际关系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一新时代，西方将面对一个真正自信开放的阿拉伯世界，届时几代先贤所孜孜以求的阿拉伯团结和复兴，才是可期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