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又有60多年的执政实践，因此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出现了一些影响和削弱党群关系的现实问题，亟待破解。
一、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
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是当前群众最为关注的一对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形，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整体运行在0.4的水平线以上，其中在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随后逐步回落。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4。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最富裕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收入之比为10.7。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通常认为的合理限度。客观地讲，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迅速的变化是让人担忧的。究其原因，大致有：其一，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本来，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不健全，如没有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根据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关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等各类税收为数千亿之多。另外，中国的地下经济十分活跃，地下经济偷漏税流失额也数量惊人。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的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最终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其二，对于基础阶层来说缺乏必要的“兜底”。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比如，中国只是职工养老保险一项的历史债务就高达两万多亿元。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其三，经济领域当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在全国分行业收入的统计中，垄断性行业人员的收入稳居前几名，如金融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行业、邮电通信业、电力部门等。甚至有一些社会公共事业部门（如某些公共教育机构和公共医疗）也存在着利用行业垄断的地位而索取高额收益的情况。
当人们关注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的一些外在指标如基尼系数不断恶化时，更应当关注这些指标后面的事情，也就是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带来的更为深刻的问题。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层面上所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其一，从社会基础阶层层面上来看，社会主要群体出现弱势化。现在中国的实际贫困人口数量较大，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极为匮乏，地方财政债务还在加速递增，债台高筑。在这样的条件下，基层政府难以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工人的劳动技能水准在降低，工人中高级工的比例只有4%不到，初级工的比例则高达80%左右。许多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没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比如，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死亡总数。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在弱势化的同时，也逐步边缘化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现在，工人农民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有所降低，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十分有限，难以充分反映和有效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今天，工人、农民代表比例从将近一半迅速降到了20％以下。其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不太合理。一方面，国家用于改善基本民生方面的资金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豪华性的公共投入比例过高。每年全国只是花在公务用车上的费用就达数千亿元之巨，在2008年之后陆续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60%用于“铁公机”项目（即铁路、公路和机场建设），等等。这些项目都是重要的，但是与此同时类似于扶贫解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项目在资金投入上捉襟见肘。
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由此引发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长4倍。这些事件的组织化倾向越来越强，如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逐年上升，从2000年2700起，发展到2003年的3700起，仅2003年发生堵公路、卧轨、拦火车的事件就达3100起。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越是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越是同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直接相关。由此可见，这一类的社会风险其可能的危害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风险。这是一件需要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事情。
总之，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现象，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执政党就会失去更多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执政党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很好地进行社会利益整合，协调平衡社会各方利益冲突，消除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既“治本”又“治标”，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民主滞后和权力集中
作为执政党，不仅要大力推进社会的经济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要大力推动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民主权利的需要。因为群众民主权利的满足程度影响着群众对党的认同度和支持度。
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民主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群众的客观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不仅对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国共产党也是生死攸关的。追求民主自由是人的天性，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人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就会越来越关注自我民主政治权利的实现。能否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是群众评价执政党执政绩效高低和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政党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反之，如果执政党不能推动民主的发展，群众的民主要求不能得以实现，群众就会对执政党“用脚投票”，就会削弱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群众的民主权利，所以推进民主进程是党的历史责任。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缺乏民主也是国民党失去政权、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同样，20世纪末纷纷垮台的那些执政党，没有成功地推进社会民主进程而引起群众不满，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党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旨在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总体而言，相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滞后的，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以党代政，三是缺乏制度保障。权力过分集中，就是社会的权力过多地集中于执政党，并且缺乏有效的约束和制衡。本来社会是主体，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意志决定政党的命运；执政党应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和国家政权都应为人民服务。然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事务实行全方位领导和全面执政，社会的权力集中于党，使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社会，社会以党和国家为中心，人民服从于执政党和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现。权力集中的问题，关键不在于集中，而在于这种集中的权力缺乏制约，缺乏对下负责的制度和机制，所以存在以权谋私、公权私用的漏洞。以党代政，就是执政党直接行使
国家机关应该依法行使的权力，使党的组织和功能国家化、行政化，相应地使国家政权机关职能弱化，从而出现以党代政、以权代法、党政不分，使人民代表大会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当家作主的渠道不畅，制约了民主的发展进程。缺乏制度保障，就是中国的民主制度不健全，还存在着大量的“人治”现象，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还没有完全纳入法制轨道，没有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这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下面的后果：一是违背了人民民主和宪法精神，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发扬；二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存在以权谋私、公权私用的漏洞；三是容易把党主动推向矛盾的焦点，造成党的被动，影响党群关系；四是容易造成“党不管党”“管党不严”，削弱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力量。
三、党内腐败和不良作风
任何国家、政党、政府都存在着腐败现象，只是程度不同。对执政党而言，最大的腐败是公权私用，是一个社会中握有权力者利用这种权力获取私利。权力是把“双刃剑”，执政党获得了国家公共权力，一方面有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条件和手段，能够用手中的权力为广大群众谋利益；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对待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则会导致党内腐败的滋生蔓延，最终损害群众的利益。
世界各国人民都反对腐败，腐败之所以引起公众的一致反对，主要是因为其破坏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是增加全社会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不过，相对于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引发的社会后果更广泛、更深刻：首先是产生社会不满，道德滑坡；其次是破坏平等竞争环境，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其三引发反对党对执政党和政府合法性的反对。因此有的学者更概括地指出：“腐败行为除了自然破坏之外，主要是其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性破坏。”而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作为一个国家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最容易出现腐败，而党内腐败的危害性也更大，也最让群众反对，它直接影响到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影响到党的群众基础。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印尼专业集团、台湾国民党，这些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在20世纪末丧失执政地位，党内腐败是致命原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腐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党内的腐败问题还不严重，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问题愈演愈烈，20世纪末形成一个高发期，党内腐败已经成为群众最为不满和深恶痛绝的问题。中国规范的官方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腐败”一词是1988年，到1993年正式开始部署反腐败的各项工作。中国现阶段腐败现象的表现各色各样，拜金、拜物、聚宝、享受、徇私、徇情、贪色等应有尽有。具体讲就是，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非法贪污、挪用、侵占、聚敛公私财物，以至于受贿、索贿，大搞权钱交易和贪赃枉法，此谓拜金、拜物、聚宝。“上午随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搂着裙子转”，包二奶、养情妇、声色犬马、吃喝嫖赌，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腐化堕落，败坏社会风气，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此谓享受、贪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权谋私、纵容包庇、大搞裙带关系，为亲属、下属非法牟取政治和经济利益，此谓徇私、徇情。凡此种种，无不严重侵害党的健康肌体，损害党的良好形象，破坏党群关系，削弱党的执政地位。在过去的20年期间，被以各种方式揭露于公众面前的腐败案件数量、涉案官员数量、涉案中高级官员数量均在不断上升，在显示反腐败之空前成就的同时，也显示出腐败现象在中国社会里不断蔓延，已经到了群众深恶痛绝，影响到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地步了。
与腐败紧密联系的，是党内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作风和形形色色、花样翻新的种种特权。这些不良作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作风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不是一个小问题。党的作风包括思想作风、组织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学风等几个方面。党的先进性必然要求党员具有先进性。党员思想上必须是先进的，组织上是有纪律的，工作上是模范带头的，学习上是自觉的、联系实际的，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党员。所以，先进性和先锋模范作用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应有的作风，这是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得以顺利贯彻的需要，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需要，也是改善党群关系的需要。如果党员没有好的作风，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先进性，没能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就不能团结群众一道前进，不能把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执政地位就难以稳固。
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诸多优良作风，包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其中，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贯穿于党的作风问题的各个方面，是党的作风建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民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党的作风体现在工作中，就是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衡量党的作风好坏的标准，是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目前，党的作风整体是好的，但问题也是存在的，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党员身上，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不良作风更具有普遍性，更容易在群众中形成不好的影响、造成党群关系紧张，使群众对党产生不满。问题反映在思想作风上，就是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抱残守缺、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反映在组织作风上，就是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和用人唯贤，搞独断专行、自由主义和用人唯亲；反映在工作作风上，就是不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映在学风上，就是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反映在生活作风上，就是不能清正廉洁和艰苦奋斗的享乐主义、腐化主义。而群众最为不满、危害最大的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搞形式主义的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具体表现为：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不深入基层；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应付上级和群众；搞各种名目的“达标”活动，表面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只说空话套话，不干实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作风的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不讲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不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不讲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先人后己；而是有利就想，有钱就图，甚至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他们口头上喊的是为人民服务，做的却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口头上说要做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却成了人民的“老爷”。有的不是为人民谋福利，而是鱼肉百姓、剥削群众。从这些党员干部身上，已经一点也看不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他们的政治觉悟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这两种作风严重违背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会削弱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重拳出击，大量强调转变作风，推出八条实实在在的举措，目前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下一步关键要形成制度化，要首先通过治标为治本扫清道路，然后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实现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四、制度缺失和体制失范
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和理想信念教育，但最根本的是要形成对党员干部权力和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使权力和行为受到应有的监督和约束。社会民主的发展也要靠制度来保障和规范。制度缺失和体制失范，以及党的监督、制约、管理体制不完善是党内腐败滋生蔓延和不良作风形成的深层原因，而党内民主制度和执政方式的不完善是社会民主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
其一，党对干部的监督和制约的制度和机制不够健全。腐败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伴生物，无论何种形式的腐败，归根结底都是权力的腐败，都是以权谋私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更需要完善有力的制度监督。然而事实上，党对干部的监督机制仍不健全，主要表现在：（1）监督制度不健全，不规范。往往只有原则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可供操作的制度保障，监督难以真正落实；监督体制没有完全理顺。（2）党内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性，难以切实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主要领导干部
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乏力。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党内监督不力，致使党内腐败滋生蔓延、愈演愈烈。
其二，党的干部任用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中国现行干部任用的弊端主要是在干部任用机制上，仍然存在着以“人治”为主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干部任用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加快了干部改革的步伐。但是，从总体上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还不相适应，还存在“人治”现象。而且对于党委、组织部门或个别领导推荐的不合格干部人选，一旦出了问题，没有人会为此受到应有的惩处。这就使得跑官卖官、权钱交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有了可乘之机。另外，党员干部对权力的授受关系认识不清和事实上的权力授受错位，也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很多党员干部实实在在感受不到我们的政党制度是代议民主的形式，实实在在感受不到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党员干部感觉到的是不需要对群众负责、不需要为人民谋利益；他们感觉到的是自己的权力是上级党委或某个领导给的，所以他们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只为自己或小团体谋私利，而不为人民谋利益。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党员干部的权力授受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合理现象，党内自上而下的任命制、选拔制比较普遍，而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就使得普通党员难以对领导干部进行应有的监督。
其三，党内民主制度和执政方式不够完善。首先是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完善。执政党的民主对社会民主的进程起着主导作用，应该领先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现阶段党内民主的现状存在着与社会民主发展和人民的民主要求不相适应的现象，制约了社会民主的进步和社会主义民主目标的实现。党内民主制度不完善，就是民主集中制难以真正落实和普通党员的权利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实现。主要表现在党的权力太多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尤其是第一书记，而广大普通党员的权利和民主、各级代表大会的权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人，不是由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员选举产生，而是过多的由上级任命，而且下级党组织选出的领导人，往往在未征求全体党员的意见的情况下被上级党组织随意调动。其次是党传统的执政方式不完全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党传统的执政方式，在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方面，还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法律规范，没有理顺党与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没有和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造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以及党与社会、人民的主体颠倒，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进程缓慢，人民当家作主难以真正实现。而分析这种执政方式能够得以长期维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制的惯性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是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成型，但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依然没有根本突破，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十分不成熟，旧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党的执政方式短时期难以发生根本转变。二是历史的惯性作用。党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加上本来就缺乏民主的封建传统，使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对这种高度集权方式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依赖性，在行动上形成习惯。三是对执政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善于从执政规律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对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的含义、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是导致党不能或者难以纠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现象和做法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另外，党政分开是一场深刻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势必要触动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改变某些权力和利益关系，致使少数过去大权独揽的人难以接受，因而产生抵触情绪，使改进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一部分领导群体中缺乏内在动力。
案例链接
亮“杀手锏”治“舌尖腐败”
——山东乳山大力转变作风纪实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转变党的作风，山东省乳山市从本地实际出发，从制止公款吃喝入手，采取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有效措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招数硬：教育制度监督一个都不少
接待费超支，一把手需自掏腰包，是山东省乳山市严控公务接待费用的一个“杀手锏”。2012年，该市三家单位一把手因接待费超支被处罚后，该市各单位纷纷出招严控公务接待费支出，该市机关事业单位接待费与上年同比下降50%以上，城乡居民对干部作风的满意度提升10.59%。
在乳山市财政局办公室，放着这样一份该局局长的承诺书：“我承诺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决做到带头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承诺书中注明，承诺人承诺期内如果部门、单位出现公务接待费违规问题，自愿接受处罚；如果单位公务接待费超支，该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埋单。
该市规定，市级领导机关和部门组织的考察、走访、检查等活动，原则上不得在基层就餐。确需就餐的，需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批准，按照工作餐标准提供，将厉行勤俭节约贯穿于公务接待全过程。
该市实行公务接待费半年报告制度，每年的6月底和12月底，各单位书面向市政府报告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报告内容包括，根据规定，本单位公务接待费应列支金额、实际列支金额、超支金额、超支原因及资金来源，支出情况至少每季度在领导班子内部通报一次，每半年向本部门、单位干部职工公开一次。
同时，建立接待费专项审计制度，经济责任审计中，逐一严格核实接待费发票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并将接待费支出情况作为审计报告的一项重要内容单独列出。
市纪委每月对各宾馆、饭店进行一次全面巡查，公布社会监督电话，并在干部调整前后、年终岁末和人代会、政协会等公款吃喝问题易发时期，集中力量密集检查。
二、威力大：公务接待费用大幅下降
“对接待费超支的，我们绝不手软，无论是现任还是已经离任的领导干部，我们都要追究责任。去年三名部门一把手因单位接待费超支，被责令以个人工资支付超支部分，分别负担了7800元、2.87万元和3.4万元。”乳山市监察局副局长宫洪霞对新闻媒体这样介绍，因为接待费超支而受经济处罚，在该市还是头一次。
2012年2月28日，乳山市制定出台一份遏制政府工作人员“舌尖上的腐败”的文件——《关于加强机关事业单位公务接待费开支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因公务经费超支形成接待债务的，单位主要负责人个人全额偿还。对以假发票报销、隐匿不报、虚构招待事项、规避转嫁公务接待的，在追究经济责任的同时，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该意见出台后，乳山市公务人员纷纷感叹“应酬少了”。“以前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往来，如果遇到饭点，就会安排工作餐。但现在工作结束后就走了，不再安排饭局。”该市市直单位一位公务员称，“有时因工作需要不得不留下吃饭的，会安排到单位食堂就餐。吃得也很简单，基本上是快餐。”
该市对于公务宴请之类的接待任务，招待标准和陪客人数也有了明确限制，“不再一客一陪了，有时候人多就安排自助餐，人少就安排份餐。”宫洪霞说。
三、影响广：树立厉行节约新风
“以往觉得公务接待不管多少都是为公的，即使超出了预算也是工作范畴内。没想到，如今直接跟考核问责挂钩了，所以大家一下都紧张起来，把紧公务接待的口子。”一位单位负责人坦承。
从严从细做起，严防新的超支出现。该市规定，公务接待费必须由经手人、分管财务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共同签字，并将支出情况作为单位党务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至少每季度在领导班子内部通报一次、每半年向干部职工公开一次。
“请客吃饭现在太‘麻烦了’。”不少公务员都这样说。因为，公务接待费用的报销很严格，每个环节都管得很紧，很多公款吃喝的漏洞都给堵上了。
不仅是公务接待，乳山市所有的公务经费支出都严格控制。在市政府一间办公室，记者随机打开一台电脑，点击属性，内存和配置都不高，但完全能满足办公需要。该市把规范资金使用作为“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重点来抓，全市36家机关事业单位由市机关事务局统一代账管理，对单位超过50万元的大宗物资由市采购办统一招标采购。2012年，乳山市共组织集中采购104次，节约资金9000多万元。
“其实，节约是一种态度，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率先垂范，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杜绝公款浪费，从而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乳山市纪委主要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