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

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在进京途中对同行者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进京“赶考”,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不能当李自成。60多年过去了,新中国缔造者们当年谈论的那场“赶考”始终在继续,“考官”仍然是全体中国人民,“赶考”的主人依然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考题”也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评判“考生”成绩的标准,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人民群众做了国家的主人,按照党史的分期和脉络,党群关系发展经历了过渡时期、探索时期、“**”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等不同阶段,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进的发展道路。

一、过渡时期的党群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称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这七年时间里,共产党经受住了地位变化的严峻考验,这一时期的党群关系成为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的最佳时期之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成了当时亿万群众的真实心声,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局面,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在短时期内完成。对于执政党的建设以及密切党群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不断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要警惕执政以后同群众疏远以至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要全党警惕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要警惕资产阶级捧场和糖衣炮弹的攻击,保持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一时期,为了防止脱离群众,加强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血肉联系,做了巨大的努力。

(一)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连续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一系列重大胜利,鼓舞了群众,使群众对党的信心倍增,党的威信不断得到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破败不堪,工农业总产值与历史最高年1936年的水平相比,大大下降。农业总产值大约下降了25%,轻工业总产值大约下降了30%,重工业总产值大约下降40%,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经过新中国成立头三年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土地改革,使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几亿贫苦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4.9%,比1936年增长22%。农业连续3年丰收,农业和农村副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36年增长18.5%。1953~1957年,按照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的目标,中国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绝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新中国开始建立起一批基础工业,工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建设取得新进展,运输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保健事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广大群众从此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翻身作了主人,执政的共产党也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执政基础初步得到巩固。

(二)坚持从严治党,加强自身建设,反对官僚主义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以便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中纪委专门处理党内违纪现象,并且严肃查处大案要案。之后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先后成立。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不纯等问题。1950年,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等多项文件,以便更好地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内整风,第一步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1951年3月开始,中央用了3年时间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八项标准教育,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整顿。1952年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整党整风运动要与“三反”“五反”运动相结合进行。到1954年春,整党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其间,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坚决处理,惩处了党内高级干部刘青山和张子善,震动了全国。通过整风教育,尽管也有一些偏差,但在总体上提高了党员的觉悟,纯洁了党的队伍,改进了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把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党群关系提到了一个更为突出的地位,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应当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个国家机关和每一个经济组织中,预防和惩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以保持良好的党风,为改善和密切党群关系提供有力的保证。

(三)坚持群众路线,领导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加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随后,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在全国范围掀起建设人民民主政权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大多由选举产生。1953年3月,全国开始组织基层选举,并于1954年过渡为人民代表大会,以期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出发,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比如,考虑到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还比较陌生,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与当时的实际也有一定距离,因此在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暂时没把社会主义写进去。再如,三大改造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自愿互利、典型试验、国家援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整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为了加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了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来访的信访制度,鼓励群众监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为了加强党内监察和行政监察工作,中央规定,监察机关的任务之一就是接受和处理人民对各级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控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为了发挥群众对党政机关和公务员的监督作用,还在各部门、各阶层普遍发展了人民监察员。广大党员和干部,尤其是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在群众中起了模范作用。

过渡时期,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群众对共产党更加拥护,党群关系和谐融洽,党经受住了执政初期的考验,为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探索时期的党群关系

从1957年到1966年“**”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过程。与之相应,党群关系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变化。

这一时期,对改善党群关系产生积极作用的重大事件有:其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及措施,对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改善党群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官僚主义、骄傲自满以及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总结了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着重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员的标准和保障党员的权利等问题。党的八大比较清醒地估计到了执政后自身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措施,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其二,1956年至1958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对于改善党群关系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这次全党开门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党的缺点、端正党的作风有积极的作用。其三,1961年到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党群关系逐步得到改善。1961年到1965年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使“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工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逐步接近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从而巩固了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党群关系。

这一时期,党群关系总体上是良好的,基础是巩固的。在曲折中有所推进,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一是

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的错误,导致一系列重大失误,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关系。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20世纪50年代末,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个人专断的作风代替了集体领导的原则,“个人崇拜”现象在党内滋生起来。三是党内出现了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等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损害了群众利益。

(一)1957年反右派运动,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严重损害了党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

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扩大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反右派斗争不仅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而且直接错伤了大批人士,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遭到了错误的打击,许多群众和党的干部以及同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有很多是忠于人民的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历史性错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对党的执政资源、执政基础的一次严重削弱,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人民生活出现大的困难和倒退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会后兴起了以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与此同时,还兴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背后反映了党和群众的急于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愿望和情绪,但是,由于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不足,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认识不足,由于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结果事与愿违,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造成了对生产力的破坏,人民吃尽了苦头,也对巩固党群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三)1963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错误的打击了一批城乡干部和群众

在这三年间,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虽使党群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一些不良作风得到改善,但也错伤了不少基层干部,对一些人打击过重。而且由于没有正视党内滋长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暗流,致使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问题十分严重,存在一个“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并指出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不了问题,最后选择了“**”,开始走向错误的极端。

(四)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对党群关系产生了持久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小说《刘志丹》的批评升级到政治高度,作为阶级斗争对待。1963年5月,报纸又对电影《李慧娘》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从此,开始了对文艺界过火的政治批判。《怒潮》《谢瑶环》《早春二月》《红日》等电影,先后遭到公开批判。对于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文艺理论观点也展开了批判。从文艺界开始的政治批判,蔓延到了学术界。哲学界开始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和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经济学界开始批判孙冶方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想,历史学界开始批判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点。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完全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混淆了政治与艺术、学术的界限,严重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影响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对党群关系产生了持久的消极作用,一直影响至今。

这一时期,党也不同程度意识到由于自己的失误给群众造成了许多损失和牺牲,党为了挽回由此造成的党群关系损害,也做了不少努力。一是在一定范围内纠正“左”倾错误,维护群众利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建设方针。为了保护群众利益,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提出纠正“一平二调”等错误的十二条政策措施。随后,中央为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而专门发出了《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经过这些努力,情况有所好转。二是调整各方面的政策,加强党内外的政治团结。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推出一系列调整政策,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检查纠正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改善共产党和这方面群众的关系。三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把1961年作为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中央为此还发出一封给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的信,要求把调查工作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在中央的倡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四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强调党要管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开展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是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作自我批评;建立轮训干部制度、交流干部制度、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制度等。五是领导带头以身垂范。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领导同志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带头艰苦奋斗,过苦日子。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这十年间,虽然党群关系存在一些问题和曲折,但共产党在群众中仍然保持着崇高的威信。遗憾的是,共产党高层没能就建设社会主义和代表群众的利益形成共识,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岁月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违背了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却以为是正确地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愈演愈烈,最终把全党和全国人民拖入“**”的灾难之中。

三、“文革”时期的党群关系

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大的错误,党风遭到破坏,党的威信下降,党群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十年,共产党高层当权者的政治决策总体上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给党、国家和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使党群关系受到极大的破坏。这些全局性的错误主要有:

(一)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10年间,直接损失估计达到5000亿元,与1949年至1979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4892.5亿元)不相上下,相当于毁掉了全国人民经过30年辛勤劳动而积累起来的全部家当。群众生活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有所下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数以亿计群众的身心受到伤害乃至摧残。

(二)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群众生命财产失去保障

国家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受到严重破坏,宪法和法律失去了权威。“全面夺权”“全面内战”“砸烂公检法”,扰乱了社会秩序,削弱了国家政权。派别林立,社会动荡,加剧群众内部的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大批无辜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底至1987年3月,全国各级公、检、法部门平反、纠正“文革”时期造成的冤、假、错案就达到110多万起。凡此种种,也对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三)党群关系遭受严重扭曲

一方面,“群众自发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恶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另一方面,个人迷信盛行,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也泛滥到了极端的地步。

(四)党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一是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党的各级组织在长时间内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二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党内民主生活被破坏,个人专断严重发展。三是党风受到严重破坏,腐败现象滋生蔓延。造反派群起,争权夺利,一些党员干部专横跋扈,损人利己;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权比较严重。四是党内秩序大乱。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荒谬绝伦,“自发论”“天才论”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横行于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作风无从谈起。在“斗、批、改”阶段,提出了错误的建党方针,混淆敌我,造成严重混乱,加剧了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

(五)思想文化方面对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本来是从文化思想领域开始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在“文革”十年内乱中,意识形态领域颠倒是非,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遭到极大破坏,极左思想严重泛滥,人们的思想意识无所适从。“八个样板戏”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思想文化领域几近荒漠。这种状况从精神层面削弱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动摇了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其后遗症非常严重,影响至今。

总之,“**”的错误,使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誉大大下降,群众对党的感情淡化,在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出现信仰危机,甚至少数群众对党产

生了较深的芥蒂。对于“**”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内部始终有一股健康力量和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抵制和斗争,这成为在困难条件下广大群众相信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结束“**”、重新恢复党群鱼水关系的重要基础。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群关系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恢复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全面改善党群关系的新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群关系较好的时期,但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始终奉行一个基本理念,即以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真实诉求为出发点,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巨大成功。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而使国家经济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得到迅速增强,群众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经济总量现在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在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政治生活方面、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共产党逐渐走上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道路,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有了实质性发展,群众的权利主体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群众当家作主意识得到鼓励和加强。文化和精神方面自由度和空间大为扩展,文化教育事业得到繁荣。改革开放30多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群众对党现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真心拥护和基本满意的,对党也是真心拥护和信赖的。这是党群关系密切的根本所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同时,在依法治党、从严治党和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努力探索,推出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措施,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任务。党规党纪逐步得到完善,党内生活逐步实现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反对特权和腐败,反对铺张浪费和特殊化;反对公权私用和以权谋私;不断打击经济领域和各方面的犯罪活动;加强监督、依靠制度建设反腐败,建立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党群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反复强调党群关系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检验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核心的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党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的中心环节。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都有强调党群关系的重要内容。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还专门讨论了党群关系问题,作出了具体切实的规定。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党的作风问题,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研究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核心问题同样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伴随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大发展,党群关系发展在整体向好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比如,党组织吸引力和政府公信力在一些地方呈现下降趋势。一是信仰危机升级。部分群体尤其是“两新”组织人员、大学生和青少年一代信仰缺失,对党的意识淡薄,感情疏远;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理想信念丧失,不信马列信鬼神。党组织在群众和青年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所减弱。二是信任危机加剧。近年来的腐败危机、征地危机、住房危机、医患危机、股市危机、食品安全危机、通货膨胀危机、新闻真实性危机、就业危机、弱势群体歧视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加剧。三是党群和干群之间隔阂加深。党群干群沟通不畅问题突出,干部“不知道群众在想什么”,群众“不知道干部在干什么”。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也有所降低,个别群众对某些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甚至反感。

再比如,社会冲突在一定范围呈现上升和加剧势头。一是利益矛盾突出。诸如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利益分配不公、衣食住行等突出的民生问题等等,特别是城市建设与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劳资关系纠纷、劳动社会保障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矛盾十分突出。二是群体性事件有所上升。一些地区和行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潜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群体性事件。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5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8.7万起,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32万起,并保持上升势头。三是矛盾激化明显增加。有些集体上访常常在短时间内聚集并迅速扩展,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组织化程度高、冲突剧烈、负面影响大。当少数不群众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习惯采取各种过激行为。

还比如,一些地方党群干群“主仆”关系发生错位。一是少数干部与民争利。一些党员干部把入党、当官作为提升自己、获得财富的平台,不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由“公仆”变为“私仆”。有的党员干部立身不正,什么地方有利益就往什么地方冲,只讲感情、不讲法律,只讲关系、不讲原则,完全把自己置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二是部门特权愈演愈烈。一些政府部门过度扩大部门利益,出现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不良现象。有的部门在制定决策或落实工作措施时,总是从维护部门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忽视群众的承受能力。一些部门拿人民赋予的权力为筹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吃、拿、卡、要,胡作非为。三是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党和政府的反腐力度、反腐措施、反腐效果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影响了群众对党的信任。有的地方和单位“笑廉不笑贪”,腐败者反而成了令人羡慕的所谓“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廉洁者反而被人瞧不起。近年来,腐败案件发生的频率增快,仅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4万多件,处分14万多人。其中,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人。腐败问题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党的整体形象,加剧了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

又比如,密切党群关系在实践中常常流于说教。“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很难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不是在比喻的、象征的意义上同群众在一起前进,而是真正地同群众在一起前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少数党员干部只把密切党群关系当作挂在嘴边的说教,真实的想法是,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上级封的、领导给的,跟群众毫无关系。他们对上级阿谀奉承,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对群众飞扬跋扈,无所顾忌。在他们眼里,所谓“执政为民”,只是维护自己手中权力、地位和利益的幌子,一旦遇到考验便露了原形。

回顾执政60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发展变化,有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组织,并不是天然先进,也不是永远先进。只有当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才能与最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改善党群关系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绝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要按照改善党群关系和巩固执政基础的客观规律,从现有的客观实际条件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推进。

第二,执政条件下改善党群关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有一条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符合规律的政治路线。需要密切关注党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有全局的眼光,顾及党群关系的各个方面。这样,实践中才能够真正取得成效。共产党必须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聆听群众的真实诉求,不能把党自我封闭起来,不能主观地一意孤行去改善党群关系。党群关系是一个双向问题,是一个良性互动的问题。除了发挥政党的主动性和主导性,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还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章完)

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三节 考量党群关系的新课题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三节 “一党独大”执政党下台根源探究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三节 考量党群关系的新课题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三节 “一党独大”执政党下台根源探究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三节 “一党独大”执政党下台根源探究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二节 历史方位变化及其影响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三节 “一党独大”执政党下台根源探究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三节 考量党群关系的新课题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二节 历史方位变化及其影响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二节 历史方位变化及其影响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
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三节 考量党群关系的新课题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三节 “一党独大”执政党下台根源探究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三节 考量党群关系的新课题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三节 “一党独大”执政党下台根源探究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三节 “一党独大”执政党下台根源探究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二节 历史方位变化及其影响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三节 “一党独大”执政党下台根源探究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三节 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三节 考量党群关系的新课题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二节 历史方位变化及其影响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选择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二节 党情和民情的新变化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二节 政党之于群众第三章 历史坐标与现实维度_第一节 执政以来党群关系述评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二节 围绕掌好权力改善党群关系第五章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_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第四章 治国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三节 群众之于政党之执政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二节 历史方位变化及其影响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四节 党群关系的三个层面第一章 经典理论与普遍规律_第一节 群众之于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