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
第一节 围绕实现利益改善党群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偕同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讲话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群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中，最重视的是人，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人及其人类的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人们首先有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和手段的需要。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人的生活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舞台，又是一切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只有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人民才会拥护我们。”因此，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的生命、生存、生活，才是执政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群关系实实在在是一种利益关系。
一、执政必须以群众利益为重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把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持执政为民，不断满足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一）群众利益的多个层面
群众利益是由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各种组织和个人的种种具体利益组成；群众利益又是指与人或人群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所谓“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是指与最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共同相关的东西，也就是最广大群众的共同利益。
人们的利益关系反映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与各时代的经济结构与分配方式紧密相联。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都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发展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遵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来分配社会财富，这种生产关系下的人民利益就变得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一元性。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都曾经努力实行这样的经济体制和分配方式，人们的个人利益被最大限度缩小，国家和集体利益被尽可能放大，群众的利益最直观地表现为社会、国家、集体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变得微乎其微或可有可无，特别是按劳分配演变为大锅饭、平均主义、甚至“配给制”等分配制度。在这种状况下，贫富差别不大，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不突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关系相对容易协调，但是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实现程度很低，物质十分匮乏，人们仅仅处于基本物质需求勉强满足甚至不足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外的多种经济成分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分配制度。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为核心组成的生产关系，为处理中国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关系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绝大部分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兼顾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合法利益。虽然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多元性，人民内部的具体利益也日益多样化，决定了人民利益关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群众的整体利益是由各方面具体利益构成的，包括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每个人的局部利益和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由于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同，主要有：阶级利益、阶层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利益等；由于利益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国家利益、地区（方）利益、行业利益、部门利益等；由于利益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方面的利益，或者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由于利益的层次不同，可以分为宏观的整体利益和微观的个体利益等；由于利益的时效不同，可以分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就是由这些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主体、不同时效的具体利益所组成，要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需要坚持维护全局和根本利益，同时又照顾和尊重个人和局部利益，正确处理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实现各种利益的统一和有机结合。
对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来说，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就要求执政党首先必须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特别是要首先考虑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了社会最大多数人谋利益，团结和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因此，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党的方针政策和一切工作，都要以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必须善于照顾全局、照顾多数，绝不能忽视、脱离绝大多数群众，这是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把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就要首先考虑仍然处于中低收入的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要求，把大多数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努力使最大多数人，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实现人民利益的基础是做大“蛋糕”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也是密切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的第一要务。要通过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来实现人民利益。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我们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的一条根本途径。毛泽东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暴力革命而取得执政地位的，在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就是推翻剥削阶级统治，打破旧的社会制度，改变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改变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的不平等状况，实现社会平等。在夺取政权的任务完成之后，作为执掌政权的党，其中心任务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发展生产力、由搞革命转向搞建设，通过动员广大群众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中国现在整体上并不富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不高，相当一部分人还很穷，中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很明显，解决和克服这个主要矛盾的方法，不能用抑制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办法，而只能是用发展的办法，靠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来解决。
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要靠发展，密切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要靠发展，党是在经历了很大的挫折后才得到这样的认识的，是经验和教训的启迪。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发展上，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党群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这种局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较大的扭转，把发展放在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位置上，也开创了党群关系建设的新局面。执政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都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党的任何执政行为，必须与人民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能够给群众带来最切实、最直接的利益，要见人见事，执政为民，要体现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上，体现在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党的每一条言论、每一个措施、每一项行动，都要符合群众的最大利益，都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而纠正错误，并把能否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基本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党制定了符合人民利益的发展战略。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具体的发展战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19322亿人民币，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39.3%。人均GDP指标在世界182个国家中排名95位。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1721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5613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本级)61077亿元。这使中国有能力运用政策杠杆来实现人民的切身利益。国家构筑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增强，数千万城市居民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不断增强，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发展农业的能力也不断增强，每年国家向农业方面投入超过万亿元；改善生态环境，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从1998年以来，国家投入数千亿元用于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三四十倍。居民的银行存款、外汇存款、股票、债券、职工内部持股、手持现金等其他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户均家庭金融资产大幅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与此同时，群众现阶段的需求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吃、穿、用等物质生活方面，由简单追求解决温饱向追求更高生活享受方向发展。其生活需要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表现为不但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且追求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水平的提高。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包括人民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在内的全面利益。相应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经济的发展是这种全面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只有发展了，带领人民实现富裕愿望，才叫顺民心、合民意，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对党才会满意，才会赞同党，才会与党保持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解决当前中国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比如，解决当前影响党群关系的就业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根本的出路都要靠发展。
从当代世界形势变化的情况和形势看。当代世界各国的竞争，说到底是经济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发展搞不好，综合国力得不到提高，也就难以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难以应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难以在复杂的国际较量中维护和代表好群众的根本利益，改善党群关系就必然缺少可信力。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我们以很大的压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但从实践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诞生的，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还处在较低水平；而当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还存在着诸多深刻矛盾，但在新科技发展的推动下，生产力仍有很大的发展。这就给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很大的压力。因此，努力发展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促进各项事业，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使群众从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对比中看到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能使群众坚定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三）协调和整合利益同样是实现群众利益的重要途径
政党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对社会的利益整合。所谓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要协调社会关系和矛盾，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实践表明，执政党的整合功能越是发挥得好，其地位就越是得到加强和巩固；反之，则会下降，会遭到削弱。现在我国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整体上是和谐的、协调的，但也有不和谐和差距过大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在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的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许多地方过分强调了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二是体制转轨，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市场调节滞后，导致各种灰色收入甚至非法收入泛滥。三是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监管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和技术保障，造成高收入者税负轻而低收入者税负重，还导致一部分人偷税漏税。四是社会二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不完善，缺乏必要的收入调节。五是行业垄断导致一些行业收入严重偏高。六是国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七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岗失业、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得不到相应的社会救济和保障。八是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再发展中西部的战略布局。九是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大量待业失业。十是官员的腐败现象严重。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政策的制定、实行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进行政策调整，兼顾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的支持。
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成为改善党群关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途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在执政条件下，执政党必须打破以利益为诱挑动群众相互斗争的思维方式，必须打破以维护特定群众利益为名损害其他阶层利益为代价的做法，而要立足于人民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是相容的，在整体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是可以协调的，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利益的协调发展，正如党的十八大指出的，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谋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当然，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总是存在的。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及党领导下的政府对社会资源分配具有权威性的分配权，使得各方面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反映到党群关系上来。改革开放前，社会各方面之间的利益冲突显得不那么尖锐，对社会的危害也不大。改革开放以来，过去存在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社会结构被打破。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时把中国当今社会划分为这样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阶级阶层的分化，必然带来不同阶级阶层的不同利益要求。原有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各利益主体在利益分享上出现不平衡，利益分配变化导致利益矛盾越来越复杂，各利益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
生活的艰难，已使部分群众把不满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党的领导，提出了改革开放代表谁、依靠谁、为谁谋利的问题。面对这些多层次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在社会总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把这些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整合起来，在社会总利益的分配上，向人民群众倾斜，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以满足和吸引人民群众，从而巩固执政地位，是各国执政党共同的目标。在这方面，国外一些政党有着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借鉴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密切执政条件下的党群关系，同样需要借鉴其他政党包括资本主义政党处理与群众关系的经验。在二战后，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面对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采取了对资本所得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完善社会成员生活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等对策，对社会再分配进行调节，这种在其根本经济政治制度范围内“抽富补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延长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寿命。在第三世界，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从20世纪80年代开展经济调整和改革，在改革中坚持公平分配经济发展成果，扶贫助困，降低失业率，执政地位进一步增强。在政治上，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建立了本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和学生组织，引导青年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并加强妇女权益保障，鼓励妇女参与政治生活，通过群众组织疏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党的群众支持率有很大提高。反面的典型例子是，在墨西哥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也是从80年代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但在改革过程中忽视社会公平，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加剧，丧失了群众的支持，导致该党支持率持续下降，2001年在选举中败北。而苏共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自行其是，群众缺乏利益表达的途径，党又未能争取到社会新生力量，这使该党逐渐丧失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亡党、丧失政权的后果也就在所难免了。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惨痛教训。尤其是“文革”期间，政治上搞极左的一套，民主匮乏，人人自危，社会上听不到不同声音。这种极左的做法又导致了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倒退，使党丧失了群众的信任，党的形象严重受损，尽管举国之内人们敢怒不敢言，但是党群关系实际上从根本上恶化了。正如陈云所说：一个革命政党，最怕的就是鸦雀无声，最怕的就是听不到社会上的不同声音。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利益需求的层次更加复杂。中国共产党结合群众不断变化的利益要求，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既要协调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要协调好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利益需求之间的关系。后者协调不好，同样会影响到党与群众政治上、思想上的凝聚和团结。党执政以来，不同阶级阶层政治思想和文化利益要求仍然存在着差异，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群众的利益需求不再只限于物质或经济方面，而是越来越注重政治、文化等精神生活方面。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科技文化的发展，民主发展的进步，群众的总体科技文化水平和民主法制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其素质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同时，民主政治又存在发展不平衡，党与群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群众对党的了解和理解少了，党对群众做细致思想工作也不够，存在群众的政治、文化利益实现程度不够的问题。有人提出，为什么现在经济发展了，党与群众关系反而不如新中国成立初条件艰苦的时期了。原因就在于，群众利益的实现是全面的，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利益，政治、文化利益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沟通失灵会导致民意堵塞，并会积累、发展，引起社会冲突，从而影响社会安全。执政以前，群众处于经济、政治都没有权利的地位，争取自己的利益只能通过体制外“非法”方式进行；执政以后，情况不同了，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群众应当改变过去通过体制外斗争、用暴烈行为表达利益的方式，而且要在体制内通过合法的手段和形式去反映自己的不同利益要求。文化建设也是这样，代表好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否则，所追求的现代化是无意义的，是不为群众所认可、所欢迎的。更何况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将失去智力支持和方向保证，物质文明的建设必然会被破坏，走弯路。因此，执政党需要在执政条件下调节好社会利益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健全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合法渠道，实现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参与和党群沟通的制度化、有序化。同时，积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二，既不断深化改革，又要在改革中处理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快速进步，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的基础和保证。同时，改革又是另一场革命，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而改革每深入一步，都会打破原来的利益秩序，人们在改革中的受益程度不可能完全均衡。目前，中国的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已经到了风大浪急的深水区，必然会触及更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进行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调整，深化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等，都会使原来隐藏的利益矛盾空前尖锐起来，特别是国企改革和企事业单位的下岗分流，使一部分人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甚至陷入困顿，势必会引起一部分职工群众的不满。为此，深化改革要注意群众的承受能力，把改革的力度和幅度与群众能够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选准时机，创造条件，尽早建立相应的措施和机制，进行利益的再调整，把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降到最小限度，处理好深化改革与维护人民利益的关系。
第三，既要坚决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要时刻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多数群众的共同利益，具体说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最紧要的，是各个社会阶层和个人利益的源泉，没有根本利益作保障，人们的切身利益将成为无源之水。党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必须首先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发展社会的整体利益。同时，不存在完全抽象的根本利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必然要分割成各种各样的具体利益，通过人们的切身利益表现出来，必须在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和发展群众的切身利益，让群众从社会发展中得到切实的利益。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就必须统筹兼顾，妥善安排，从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扩大人们可以分配的利益总量，提高社会整体利益的层次和水平，还要注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护人们的切身利益和眼前利益，把实现、维护和发展人们的切身利益寓于社会共同利益的普遍提高之中。
第四，要把握好“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发展中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确立了通过加快发展、提高效率来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现阶段，通过多种方式、多种形式来促进人民利益总量的快速增长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要把效率和公平并重，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效率，在二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这就要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认真考虑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求，把社会收入差距和利益分配的差别控制在群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要处理好群众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既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单位和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积极引导和鼓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把不同方面的群众利益兼顾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
（四）不与民争利，谨防在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所谓与民争利，是指党的组织或国家机关运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通过不正当的渠道或方式来侵吞、截留、强占本属于群众的利益，主要表现为国家公职人员通过职权对人民利益进行非法盘剥和掠夺，或者进行官商勾结，把一部分人民利益转化为行业、部门和单位的既得利益，最终演变为个人私利，使人民利益向少数人转移，从根本上损害人民利益。与民争利实质是公权私用、公权滥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腐败现象是与民争利的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腐败行为劫掠人民利益，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进行权钱交易。比如早期倒买批条的“官倒”，后期权力干预金融运营的违规贷款，权力干预生产要素的非法土地批租，城镇化建设和征地拆迁中的营私舞弊，使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大量流失；二是利用转轨时期产权关系的调整，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国有企业改制中可把国家“大金库”转移成单位或者个人的“小金库”，利用股份化的机会低价圈进“原始股”瓜分公共资产，大量国家资金、国有资产被捞进个人腰包；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漏洞，违法违规牟取暴利。比如，证券市场上，一些人串通投资机构甚至上市企业，进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价格，利用混乱的市场环境轻易地聚敛巨额财富，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损害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四是钻各种人力资源调配的空子，特别是干部选拔任用中，买官卖官的、跑官要官的，无不有权钱交易的成分夹杂在里面。惩治腐败现象，需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来逐步推进：一是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的执政行为，围绕一些腐败现象的多发领域、多发环节，加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修养和廉洁自律。二是围绕“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减少权力干预和行政审批，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三是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四是加大查办案件力度，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五是健全法制，强化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遏制腐败蔓延的根本途径。六是引入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增强信息对称性和透明度，减少腐败分子暗箱操作的机会，规范和鼓励“网络反腐”。七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真正实现“权利制约权力”和“权力制约权力”。八是坚决反对各种各样的“遮遮掩掩”或“堂而皇之”的特权现象。
既得利益问题，近年来广泛被人们提及。少数人的既得利益，根本上背离了人民利益，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就必须重视解决既得利益问题，避免在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的形成，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危害。一是会成为深化改革的拦路虎。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既得利益者的生存空间就会缩小一些，深化改革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极力阻挠触动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政策和改革措施。二是加速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三是既得利益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垄断地位，从人民手中窃取超额利润。四是既得利益者人为地设置关卡，扩大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和调配权，侵害人民利益。
从根本上避免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首先，要堵住既得利益者获取非法利益的源头，大力发展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消除集权和特权，完善“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监、权为民所收”的权力授受关系和运行机制，确保为民执政，形成全社会对政党的有效监督。其次，要坚决反对和惩治各种腐败现象，对腐败分子决不姑息，腐败现象从根本上消除了，既得利益便失去了最大的来源。此外，针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些特点，培养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健康力量、改革力量以及开放力量，以这些健康力量做支撑，去推动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革、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消除集权体制。要推进市场化进程，打破一些垄断行业通过垄断地位获得利益的经济格局。
二、实现群众利益以解决民生为本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执政实践的第一位。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说过，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民生问题会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有新的表现形式。毛泽东强调，要随时关心群众生活，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否则群众就不会跟党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现阶段坚持执政以民生为本，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一些问题：
（一）吃饭
中国人口众多，让所有百姓吃饱饭曾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基本解决。但是，目前中国还有数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吃饭问题，说到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其根本措施，首先在于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非农化、农村的城镇化。产业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基本出路，非农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战略。其次，保持粮食、肉菜的稳定增产与合理流通。粮食是特殊商品，政府对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应实行特殊政策，既不能管得过死，又不能完全放开，必须始终保持粮食、肉菜的总量足以保证全国人民的需求。其三，增加对高消费的税收，补贴最低食品价格。一方面，加强对高级餐饮的税收；另一方面，通过有力措施，稳定普通百姓日常吃的米面、蔬菜、肉类的价格，使人们都能够买得起、吃得饱、营养足。
与吃饭紧密相关的是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急剧变化、全面转型的时期。仅就农村地区而言，中国在20世纪末的20年间，使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现在的2000多万，与全球贫困人口从8亿上升到13亿恰成鲜明的对比。国际社会把这一成绩称为“中国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下降到3%。但中国绝对贫困人口还有两千多万，尤其是中国2011年11月29日宣布，进一步大幅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从201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升至2300元（2010年不变价）。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除港澳台地区外）的近十分之一。扶贫形势仍相当严峻。而且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占有资源多，农村占有资源少。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将影响教育和收入的不平等。加上人口基数大、经济欠发达以及种种历史的、现实的和社会成员自身的原因，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急速转型，社会各阶层急剧分化，在社会性资源
占有方面的不平衡将更加明显和突出，中国城乡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绝对数仍较大。
目前，脱贫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自我发展能力弱，经济实力仍然比较低，如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疾病，极容易返贫。因此，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扶贫任务和压力，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来加以应对和解决。现在有些国际媒体认为中国已经不算发展中国家了。这个评论是不客观的。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达到6000美元，而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都在20000美元以上。
近年来，中国社科院组织人员对上海、天津、武汉、兰州和重庆等5个城市2500户贫困家庭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结果看，这些贫困家庭在得到政府救助及其他社会支援以后，虽然不至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但也仅仅是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活下去。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他们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还远远谈不上生活质量和做人的尊严。总之，中国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解决好了，党才可能博得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党群关系才能得到发展。
（二）看病
及时、方便地治病，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在，是民生的重大问题。当前，普通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较为突出。必须认真研究并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继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必须探索适合国情的新的医疗体制，选择有利于所有公民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方法。这就需要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形成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竞争有序、投资多元的医疗服务体系。政府应综合运用市场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大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力度，如严格控制药价虚高、限定医院收入比例等。此外，应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和保健活动，防患于未然。近年来，这方面正在迈出较大的步伐，经过多年筹划的新医改方案在一步一步实施中。人民群众在热切期待着从新医改中得到更大的方便和实惠。
（三）就业
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尽管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2012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但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实际失业率已远远超过7％的警戒线，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虽然一两千万，但其他未登记的和隐形失业的数量更大，失业人员中青年劳动力偏多，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相当比例，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率连续几年大幅下降，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刚出校门就加入失业大军，成为新的严峻问题。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状况仍比较严重，新生劳动力充裕，文化技能相对较高，形成了35岁以上的劳动力再就业较为困难的局面。加之下岗职工文化程度偏低，职工技能不高，即使是已有的职业技能也不能够满足其转岗的需要，导致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农村劳动力过剩现象尤其严重。中国人口多，农村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大量劳动力。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问题，数百万大学生以及部分研究生一毕业就失业，既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也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幸福安宁，处理不好，成为潜伏的社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没有充分的就业，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没有保障，社会也就难以安宁。因此，如何解决失业和下岗职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切实做好群众工作，保障群众生活，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极为严峻的课题，是事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大突出问题。目前，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大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下一步，在就业指导方向上，主要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扩大就业渠道。在就业机制上，坚持以市场导向为主，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政府服务方面，加强职业培训工作，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综合运用税费减免、财政投入、小额贷款、就业援助和服务、社会保险补贴、控制企业裁员和信息服务等手段，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针对不平等就业的问题，尽快制定有关反就业歧视的法规，以保障和促进公民的平等就业。
(四)教育
教育直接关系人的素质，关系社会文明程度，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果教育水平低下，还会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制定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已经取得一定效果。但是，目前中国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对干部的教育问题。一些地方党风政风不正，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其次是社会教育问题。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不讲信用、庸俗文化泛滥、社会风气不良等问题。再次是学校教育问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教育体制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教育腐败时有出现。近两年许多留学归国人员由于小孩上学难、教育不公平而选择再次离开祖国，这是一个十分难堪的问题。各级党政必须高度重视教育问题，真正把它放在关乎国之兴亡、民之安危的基础位置上。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结构调整，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教育体制，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各类教育资源的作用。制定有效措施，切实保证所有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解决好上学难问题。
（五）养老
养老最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老龄办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中国已经跨入老龄化社会，养老的压力不断增大。如何使老人们的生活更有保障，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社会价值，是养老的要义所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经济收入有所增加，家庭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并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服务与关怀。但是，在经济供养、精神寄托、家庭劳务、医疗保健、文化生活等方面，老年人仍然遇到很多问题。应当积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基本养老制度。通过立法，拓展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确保养老经费足额、到位。在整个社会加强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使尊老、敬老蔚成风气。创造条件，积极发展养老产业，大力兴办符合条件的养老院、托老所，解决好养老问题。
(六)环境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完整内容。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实现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没有污染的绿色环境，更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以及各种有利于人们和谐相处、健康发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应当积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对食品、药品、餐饮卫生等的监管，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链接
冲突背后的理性回归
——江苏启东事件反思
2013年8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分组审议。谢克昌委员认为，我国环保形势依然严峻，从对二甲苯项目事件到四川什邡钼铜项目，再到江苏启东排海工程事件等说明，当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民众的正确意见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时，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环评”等规定也难以取得实效。
一、事件演变与民间的理性反对
2012年7月28日上午，江苏省启东市民因抵制一家造纸厂将污水排放至本地，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市民打出反对横幅，将市政府附近围得水泄不通。市长被强迫套上抵制项目的T恤，市委书记因不肯穿宣传衣被扒光衣服。当天中午，市政府正式决定：永久取消该项目。在“启东事件”中，市政府表现出的理性和克制为公众所肯定。为何“启东事件”能和平解决？“启东经验”能否在今后的同类事件中被复制？
作为启东“728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袁志勇(化名)曾一度草木皆兵。7月28日当天，两名居委会工作人员紧紧跟着他，从上班到回家形影不离，其他志愿者也被“盯”得牢牢的，这让他精神紧张。事件逐渐平息后，他又因女儿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焦虑，怀疑是不是政府开始打击报复。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只是派人找到几名主要发起人简单了解情况，“问我为什么反对，为什么要申请游行，没什么特别的”。问话过后，这半年来袁志勇的生活一直风平浪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现在仍然关着的十六人是当时‘打砸抢’的人，大多是外地人，目前已移交法院，规规矩矩参与游行的市民都没有事。”袁志勇对政府的处理方式表示认可。
袁志勇感慨，事件发展到后来已违背了他们这些发起人的初衷。掺杂在游行人群中的少数人冲击市政府、扫荡办公室、扒光领导衣服，都是他们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要理性、理性、理性。”
现在看来，启东市民无疑是成功的。袁志勇认为，成功经验在于志愿者们在反对过程中足够理性，“程序做得到位”。启东的市民们在网上形成一个三百多人的“志愿者团队”，QQ群达到九个之多，涵盖大学生、渔民、养殖户、政府工作人员、教师、企业员工等群体。“我们一直坚持走合法道路，没有违法行为发生。”袁志勇说。
2009年开始，一些热心的志愿者开始进行线下活动，自发地利用业余时间到沿海渔民家，挨家挨户地讲解污染的危害，散发传单，宣传费用都是网友们你5块我10块地募捐而来。
从2010年开始，稍微懂得法律的志愿者屡次向政府部门申请工程信息公开，虽然每次都是碎片化的一点点信息，但数次下来手中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他们还根据申请到的信息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被拒绝立案后，再申请信息公开，再立案，再被拒，再申请……如此屡败屡战，两年来仅行政诉讼就已有三次之多。
被部门“踢皮球”是常有的事，但这群志愿者却从未放弃。总是这个人失败了泄气了，另一个人又接过接力棒继续往下走。“我们之间都是在网上交流，现实中谁也不认识谁，但大家都很团结。”“所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持之以恒。”袁志勇本人参加到志愿者中已三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他的家中堆满了有关该项目的资料，甚至自己掏钱购置了一台打印机。
经过志愿者的广泛宣传，在当地反对该项目的观念实际上已深入人心。“我们启东人看上去好像很懒散，实际上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还是很关心。”在7月28日晚记者赶到现场时，甚至很多负责“维稳”的警察在笑着跟围在市政府门口的市民聊天，他们听着市民对项目的怒骂，时不时点头。
启东人成功的经验还有一条 ——来自官方机构内部的反对。在社会各阶层普遍反对的背景下，“7·28事件”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政府内部的反对声从2005年起就出现，市委前任书记谢丕岳几乎每年都在新春茶话会上提这个问题，也有部分老干部曾从组织渠道写材料向上反映，但总没什么效果。人大、政协也没有闲着，2005年1月市“两会”期间，就有39名人大代表提案反对项目上马，政协委员也屡屡发声。为了让代表、委员们能够多表达抵制意见，在2010年“两会”前，启东志愿者把已经写好的提案挨家挨户放在代表、委员家门口。但代表、委员们的提案虽引发了社会讨论，却没能撼动决策。
从“排海工程”的发展态势来看，虽然这些建议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来自官方机构内部的反对声，对促成事件和平解决无疑是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
事件爆发前，在市民的请愿要求下，南通市方面曾就“排海工程”举行听证会。听证对象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养殖户、渔民、网友、市民五方代表七八十余人。离退休老干部群体一致质疑该工程。市人大常委会前主任施仲元、前副市长周广森等老干部直接指出了该工程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施仲元认为，日本“王子”项目是日本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一个污染项目，“排海工程是以牺牲启东渔业的代价，换取王子造纸的利益，明明有影响，为什么要说没有影响？”他还表示，“这不仅仅是我本人，说句老实话，在职的四套班子领导，也是这个想法。”周广森现按照市委的要求从事沿岸港口开发和研究工作，他系统地从专业角度驳斥了“达标水”排放无影响的说法。而曾经担任过水产局局长的老干部，也从几十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出发建议重新制订方案。
在“马力全开”的庞大反对群体面前，该项目似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耗子，单凭上级决策，已无法使之生存。
二、启东事件的启示和后续思考
公众关心的是，启东成功了，那么它的经验能否为其他地方所复制？答案是不确定的。有当地人认为，之所以启东政府如此轻易宣布放弃，是因为造纸厂本身在南通而不在启东，只是把污染转移给启东，却不为启东创造税收，“无利可图”的上级指令本身就是脆弱的。但在其他地方，“项目”总是与“税收”挂钩，让当地政府放弃的难度更大。
并且，沿海城市启东，是有名的“建筑之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向湖北、山西、上海等地大量输出建筑施工团队，其后，启东建筑队伍遍布全国。1984年，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向全省建筑行业发出“市学南通，县学泰(兴)启(东)”的号召。
因此，启东人是“率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他们大部分人解决了“生存需求”，正在寻求“安全需求”，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更高。7月28日当晚，一名当地人对记者说，当地市民因家境普遍富裕，对官员和政府没有内陆贫困地区的“仰视”之心，甚至有看不起“不赚钱的公务员”的心态，对于政府的决策，敢于直接“反对”。
纵观全国范围，自2007年厦门人反“PX”项目始，五年内十起类似事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厦门、广州、上海、大连这样的沿海城市，其共同特点是，当地人收入水平较高。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如云南陆良县的化工厂铬渣污染事故等，则难以形成当地社会成员合力，为生计所迫有些受害者只能选择到化工厂打工，更谈不上反对。
“启东经验”重要的一条，是长期内外合力，反对观念深入人心。但在其他地方的污染项目中，很难有如此长的时间足以让反对者充分准备，往往是反对声还没充分表达，项目就已经在开工建设，无法起到启东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还有就是时间节点也是很重要的，在此之前什邡刚刚发生恶性事件，当地政府饱受批评，公众对环保的重视热度未过；其次又在十八大之前。如果不是有这个好时机，结果怎样也很难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