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率领约八万陆军，集结待运地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的小舰队4月23日才离开那里启程去加利西亚半岛，这给了德国冯.桑德斯将军充足的备战时间，土耳其星月旗下的海岸炮台，旧炮已换成装配德制克虏伯大炮，大战前德国资助土耳其的步枪等陆军装备也派上了用场。汉密尔顿按照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的建议，把登陆地点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
八万协约国的远征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是法国军团，在加里波利亚洲海岸南端的库姆.卡莱登陆，这是一次临时的、牵制性的登陆。第二路大军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团（澳新军团），规模最大，登陆地点选在加里波利半岛的爱琴海岸一片可视性良好的海滩，其后是一块平坦地带叫格巴土丘的地方。第三路大军登陆点选在了赫尔海角，这里是加利西亚半岛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达达尼尔海峡。
协约国远征军的第一路大军登陆后，就遭遇了一场恶战。德国冯.桑德斯将军正确地猜出了这个登陆点。他早在离库姆.卡莱不远的地方，布置了两个师的兵力。因为此地处于战舰火力范围之内，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只是临时的、牵制性的登陆，法军在这里和土耳其守军激战了一天，就回到军舰上，开赴赫尔海角和英军会合。
赫尔海角才是汉密尔顿陆军选择的登陆重点，他在赫勒海角的海滩上安排了五处登陆点。这大大出乎了桑德斯的意料。
桑德斯本来以为，英军的目标是靠近君士坦丁堡的马尔马拉海，所以最有可能选择离此目标最近的地方登陆。这个地方就是加西利亚半岛北部海峡最窄处的布莱。如果在英国军队在布莱登陆成功，就等于到了马尔马拉海，而且还能切断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部队与在北面的军事基地的联系。这样登陆才合乎常理。桑德斯判断汉密尔顿很有可能把大部分远征军送到布莱，所以他把土耳其最精锐的两个师兵力布置在了布莱。并把他的指挥部设置在这里。
但桑德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英国的汉密尔顿将军此前对加利西亚半岛一无所知，他根本就不知道布莱是最佳登陆地点。桑德斯的六个师兵力，有两个师布置在半岛与英军登陆相对的一边。另有三分之一的兵力靠北。剩余的两师，一个建制不全的师被派往赫勒海角，最后的一个师，被派往加利西亚半岛的中部，可以随时向加利西亚半岛上任何地点运动。
英军在赫勒海角登陆时。兵力远超过土耳其兵力，达到6:1，在5个登陆点中，只有两处遇到凶猛抵抗。在其中的一个登陆点，亨特.韦斯顿率领的二十九师军登陆后发现，他们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二千名士兵。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英国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的克虏伯重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进水里，英军落水了，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海水。就像透明的水晶一样，但水很深，英军很多人不会游泳，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沉入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亨特.韦斯顿的军队伤亡惨重，超过了三分之一。他们还遇到了铁丝网障碍，但英军最终控制了登陆点。此后，他们坐下来休息，原地等待上级命令。
在其余3个未遇到抵抗的登陆点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荒谬事情。英军本可以轻松地向内陆进发，占领前面的制高点。甚至有时间可以迂回到土耳其守卫的背后发动攻击。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上岸后该做什么。于是英军在登陆点等待，毫无目标地等待，浪费了宝贵的机会。
在3个登陆未受到抵抗的英国部队中，有一支英军部队在悠闲了一整天后，才在夜晚与赶来的土耳其部队相遇，双方战斗了一夜，英国人击退了土耳其人。早晨，这支英国部队感到自己所处地位不佳，回到登陆船上，开船走了。同时，与他们作战的土耳其人也撤退了。此时赫勒海角的土耳其部队有一半人伤亡，活着没有受伤的只有1000人左右了。如果英国人此时发动进攻，定能以优势兵力横扫半岛。但是，上级没有下命令，这支英国部队没有向内陆进军。相反，英国人守着海滩不动，等着兵力薄弱的土耳其人发动攻击。此时汉密尔顿坐在“伊丽莎白女王号”战舰上，完全不知道海滩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发不出命令。
第二路大军，即澳新军团的登陆几乎是一场灾难。澳新军指挥官威廉.伯德伍德将军深信夜间登陆可以避免军队遭到土耳其的炮击。伯德伍德将军指挥一部分军队在漆黑的夜晚登陆，上岸后，直到黎明时分，他们才发现：那些汉密尔顿从伦敦书店里买来的加利西亚半岛地图，竟然是不准确的。伯德伍德将军根据地图所预料的一英里海滩，事实上很窄很短，两端都是悬崖峭壁。
就在澳新军团登陆时，勇敢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带着他衣着褴褛的步兵营赶到了。他一手拿着罗盘，另一手拿着地图，在听到敌人登陆的消息后便强行军向登陆点疾奔。一看到敌人的部队，他立刻带领他的士兵占领山顶。他命令士兵卧倒，步枪上膛，传话让后面的部队迅速跟进。战况令人感到异常绝望，都是近距离短兵相接，士兵进行了肉搏，双方不断投入新兵力，发动一轮接着一轮的新进攻。
凯末尔命令土耳其士兵发动一次新进攻，他的副官利卡西感到这次进攻之后，说：“别再进攻了。再打恐怕没有士兵能活着回来！”
强悍的凯末尔怒眼圆睁。擦了一下额头的血迹，拔出了腰间的毛瑟枪，对副官吼道：“混蛋！我没让你们进攻。我是让你们去死！我们死后，其他部队和其他指挥官将继续进攻。”“我是让你们去死！”这句话后来成了凯末尔的“名言”。
凯末尔的军队占领了附近的山峰。子弹像下雨一般朝澳新军团倾泻过去。在登陆的有限的区域，澳新军团12000名军人，还有牲畜、火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从黎明开始战斗，双方激战持续了12个小时，死伤无数。
这支登陆的澳新军团部队，以前没有多少战斗经验，在对着土耳其军队作仰攻。困难可想而知。更无可奈的是，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海岛地形，带的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根本没办法挖堑壕。他们只好拼命寻找岩洞般的洞穴隐蔽还击。
到了黄昏时刻，凯末尔的土耳其军队依旧掌握着高地。
战斗是残酷的，子弹不长眼睛。
澳大利亚军队的陆德文是一位二十岁的下士，他卧倒在一块礁石后面。
一名新西兰士兵吉尔在他的侧面卧倒，咧着嘴笑着，他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
陆德文小声用蹩脚的英语告诉他：“你遇到最激烈的战斗了！”
吉尔说：“敌人在哪个方向?”
陆德文说：“你的正前方。有一个土耳其狙击手。”
吉尔拉响了枪栓，迅速爬起来放了几枪。然后倒下了。
陆德文听见令人嫌恶的子弹射入物体的沉闷响声，转头一看，是子弹捣碎了吉尔的脸后钻进气管。使吉尔说不出话来，吉尔的双眼恐怖凝视着陆德文，极大的痛苦，驱使吉尔的身体蠕动。
“上帝呀！”陆德文惊叫道，除了能为吉尔祈祷，他什么也做不了。吉尔倒在一块黑色礁石上，两条逐渐僵硬的腿缠绕在一起，表情非常痛苦，他的面颊渐渐变得苍白。挣扎了20分钟后呼吸才渐渐停止了。
在得知澳新军团在这里登陆时，土耳其海军元帅杰马尔帕夏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八个营和三个炮兵中队赶来支援凯末尔，赶到可以俯瞰澳新军队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新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
4月26日，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冲锋。土耳其军不断炮击，但没有阻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占领制高点。
不过，最终杰马尔帕夏指挥土耳其军队开始反击。土耳其士兵从战壕里跳出来，发动了两次大型的进攻，每次都像潮水一样。这些土耳其人看上去相当高大，他们高喊着“阿拉”，吹着喇叭和口哨，向澳新军团的阵地冲过去。土耳其军队以极高的伤亡代价，逐渐迫使新澳军团后撤，退回到登陆地点。
那天晚上，新澳军团登陆作战指挥官没有意识到土耳其军队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向汉密尔顿报告登陆失败，请求登船离岸。汉密尔顿在一阵极度痛苦之后，回复要求新澳军团必须坚守阵地，而且必须“挖堑壕”。
3天后，1.9万名英国士兵对赫尔海角发动进攻，短暂占领过能俯览半岛的制高点。之后，他们被迫撤退，遭受了3000人的伤亡损失。
5月5日，德国的桑德斯将军开始选择土耳其军队的反攻阵地。桑德斯于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战斗力还是不行，迅即被两个新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随后，双方的军队也挖起了堑壕，进入持久战。
5月6日，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指挥英军第二十九师企图强行突破，但被土耳其军队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流血很多，伤亡很大。汉密尔顿将军亲自前往一线指挥，情况也并没有好转一些。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的军队死伤三分之一，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最激烈的一仗，在5月下旬告终，小小战场布满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协约国死者的坟墩。使空气中充塞了恶臭。加利西亚半岛炎热的夏季随之到来，疟疾和痢疾开始流行，双方的死亡人数也增加了。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所有人的时疫。伯德伍德将军在其医务工作人员敦促之下，和德国桑德斯将军谈判。
5月24日。伯德伍德扯了一面白旗，走出去桑德斯将军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我们不想都死在这里，请实行安葬休战。”
桑德斯的部队里也有很多尸体要处理，于是同意暂停战斗九小时，他说：“让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外面。”伯德伍德表示同意。
双方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土耳其的海军大臣杰马尔，竟然穿了一件中士制服，到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刺探军情。
5月24日下午三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5月26日，2.5万英国和法国士兵再次发动了新的进攻，在遭受三分之一伤亡的损失情况下，被迫撤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拥挤在后来被称为澳新军团小海湾的地方，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协约国的军队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战线，变成比失败还要恶劣的东西：一个像西线僵局一样的僵局。而协约国的军队。在夏季还要忍受着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夏季的暴风雨，还让双方各有五百多人淹死在堑壕里。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丘吉尔的英国皇家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也发动了攻击，但是战果十分有限。因为德国的潜艇出战了。
丘吉尔调配给德罗贝克四艘装有十四英寸大炮，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六千名土耳其陆军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英国发射的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还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以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英国的“胜利号”战列舰。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德国潜艇在地中海的偷袭，使英国惊慌起来。丘吉尔担心“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战斗持续了半年之久，汉密尔顿因为指挥无能，被召回。1909年冬天来了之后，协约国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冻疮患者就逾五千人，于是决定12月19日开始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里波利半岛没有一个人后悔。
在撤离期间，汉密尔顿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制定了大撤退的方案：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战舰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他们的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榴霰弹和子弹，这次大撤退竟无一人伤亡。
1909年，差不多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里波利半岛，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英国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七千。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土耳其陆军的精华被摧毁。
被德军打败，还情有可原，但被土耳其军队打败，英国首相阿斯奎斯觉得玷污了英国军队的名誉。基钦纳勋爵不再受到信任，他被削权，掌管的军械管理权移交给由劳合.乔治领导的一个新部。海军大臣丘吉尔被调离内阁，相当于被撤职，丘吉尔一怒之下，穿上军服，到法国前线服役去了，直到阿斯奎斯的内阁也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