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改革待变
卓勇良/中国体改研究会理事，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
改革开放成就了一大批草根企业家，他们一手招来大批农民工，一手引进大批工艺装备，促进区域经济飞速发展。“政府推动”亦功不可没，他们冲破束缚，发动草根，改变环境，打造“地方政府无限责任公司”。时至今日，这一区域发展模式已明显过时了。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十三五将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错综复杂的一个时期，区域发展改革应有重大变化。
//十三五将是经济发展最为错综复杂的一个时期
当前及十三五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增长放慢，结构趋优；动力转型，约束增强；风险增多，玄机深藏。理想局面是结构优化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上升，且控制和减少不确定性中的不利因素，形成增长与结构的良性循环。但是，若科学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迟缓，或将具有较多风险。
（一）经济运行复杂与市场机制缺失的矛盾
决定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数据，是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逐年减少。根据“六普”数据预测，2012—2026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年均减少将达577万。这里已扣除死亡因素，但未消除提早或推迟就业因素。其中，2012—2017年，大致每年减少300万。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对中国经济社会形成深刻影响。当前最大影响，是农民工工资持续较快增长，出口成本大幅增加，企业利润遭受大幅打压。这一状况影响商品生产经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影响货币流通和资本市场，影响消费积累关系，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
无论劳动所得占GDP比重是上升还是下降，都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已为美、日经验证实，但是，在中国的实际影响尚有待于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草根企业家+农民工+进口工艺装备”的增长模式已经式微，但新的模式尚未形成，使未来经济增长更加扑朔迷离。
而且，市场机制至今尚未对要素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掌控，农民宅基地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用地使用权出让，后者虽已有试点，但仍未普遍推行。金融机构贷款因受政府债、央企等的挤出效应，长期以来对民间供给受限，对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大大高于基准利率。高素质人才难以畅通流向民营经济，这是由民营经济地位至今仍然较低，以及民营企业受此影响而导致的自身内在弊病，进一步影响人才流动。
当今中国经济仍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紧缺要素较难向优势企业和优势地区集聚，劣势企业难以及时出清。中央政府依然管得过多过细，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难作为等并存，浙江情况相对较好。同时条件较好的东部，10余年增长明显放慢，条件较差的中西部增长较快，这一状况虽获正面肯定，但明显降低了全国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二）结构重大转变与需求增长失速的矛盾
当前正在出现的结构优化，是一种典型的收缩性结构优化，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沾沾自喜。出口和投资增长严重放慢，凸现了消费需求，导致增长动力结构优化；工业增长严重放慢，凸现了服务业增长，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东部增长明显放慢，导致持续10余年的区域均衡协调增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大幅放慢，加上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加快的因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消费相对凸现是结构优化的一股主要力量。当前消费增长，主要是由劳动供给增长减慢，工资增长加快所致。正是由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才使得全社会就业增长具有一个相对较高水平。
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基础并不稳固。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至少已连续两年高于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其中，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8.0%，比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1.0个百分点，这显然是较难长期持续的。目前，由于出口增长只能维持现状甚至尚在下跌，因此，就业水平的维持，亦即现有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水平的维持，将主要依靠投资增长。然而，投资增长却存在着继续回落的可能。这些势必将影响消费增长，亦将导致结构优化局面的解构。
促进消费的另一招是创新。如果出现大量可与乔布斯媲美的企业家，这就将在现有出口和投资水平上，创造和扩张消费，但是，从当前上市公司高管大量减少，以及大量向境外移民来看，说明存在着严重的信心不足，创新亦将缺乏。
电商具有双刃剑特点。电商与快递结合大幅降低流通成本，非常适合人口稠密地区，但亦导致线下商业普遍出现麻烦。说明电商至少就当前而言，并不具有帕累托改进效应，只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兼具结构性优化和结构性破坏的双重作用。
（三）集约内涵增长与粗放外延增长的矛盾
伴随着收缩性结构优化，长期粗放外延增长局面有所收敛，集约内涵增长局面有所增强。2011—2014年，23种主要工业原材料年均增速，只有7种快于GDP年均增速；而2005—2011年，则有15种快于GDP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这是长期趋势，还是阶段性波动？
应该说，中国经济内在的粗放外延增长冲动依然十分强烈。2014年，全国建设用地供给虽比上年下降16.5%，但仍高达61.0万公顷，是2004年的2.5倍。当前编制十三五规划，不少地方降低了增长预期，但仍有一些地方提出“五年再造××”等口号。依然存在着增长指标唯恐比别人低，战略思路唯恐比别人小，向往着大思路、大战略、大手笔等问题。某地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些当地知名企业家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有一分钱就做一分事，那么宏伟的目标设想能行吗？
而且，如果全国继续粗放外延增长，东部沿海地区将较难集约内涵增长。这10余年的经验表明，当中西部的土地资金等要素供给比较充分时，东部企业就会被大批吸引，就较难在东部集约内涵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以希望东部能较好发挥率先引领作用。
（四）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求与实际推进较慢的矛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快两年了，但一些具体的重大改革缺乏较大进展，依然存在着“上面等下面的实践，下面等上面的精神”的状况。这话是我10年前发
表在《人民日报》（华东版）上的，至今似乎仍然管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较好地贯彻执行。一个比较令人不解的事实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60多万亿元GDP的庞大经济体，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门仍直接把手伸入县市和基层，仍直接决定要素配置。一些部委批试点，一些部委批牌子，一些部委批资质，一些部委批许可证；仍有不少部委继续直接面向企业甚至村落，分配布置项目和资金；仍在别出心裁搞各种国家级、省级、地方级等名目。
当前经济增长大幅放慢，经济运行日趋复杂，在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更需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众多小微企业由于长期多次重复博弈，诚信理念提升，经营管理进步，技术规范较高，是当下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础。然而，国企这方面进步并不明显，甚至有所弱化；极少数大型民企向国企看齐，复制旧体制问题比较严重。政府依然庞大，不断编造新故事，密集提出新概念，具体做法则变化较小，相当程度影响了市场对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五）未来经济增长利好日益凸现与如何抓住机遇的矛盾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少具有三大潜在的重大利好。首先是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2012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9，韩国的1/4。差距就是潜力，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家马丁·沃尔夫曾撰文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尚未达到美国的1/2，则比较容易保持较快增长。
其次是大宗原材料价格大幅走低机遇。原油价格从100美元一桶，跌至50美元以下一桶。铁矿砂价格大幅走低，截至2015年8月28日收盘，DEC铁矿期货价格从2014年最高912人民币/吨，跌至382人民币/吨，国内钢材已从最高时的5000多元/吨，跌至2000多元/吨。大豆、咖啡、糖等期货价格，均已几乎跌了一半。英国《金融时报》上半年刊文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中国一季度GDP增幅上升0.5个百分点。
再次是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亦是经济发展新动力。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曾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重要动力，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上升，亦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对此下文深入分析。
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对潜在的重大利好缺少积极认识，另一方面是缺少紧抓机遇的较强激励。我们在基层调研，各级官员的各种牢骚不绝于耳，微信朋友圈经常能看到政府工作人员怠政懒政，以及抱怨薪水低难以有体面生活等内容。国企领导人大幅降薪，使掌管几十亿甚至几百亿资产的老总的收入，甚至低于低层小公司的小头头，这种局面短期尚可，长期或有较大问题。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形成了实际上的收入“封顶”，工作积极性普遍下降，重大课题项目缺少科研骨干的积极承接。最令人不解的是科研经费使用规定，基本忽视人力资本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一些顶尖人才和富人，不是已经成为外籍人士，就是正在向往着去境外定居。如此种种，令人担忧。
//十三五区域发展改革的若干重大变化
（一）资金循环的根本变化
从企业利润增长较快，转变为居民收入增长较快。1998至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低22.0和23.9个百分点。这一状况在2011—2014年发生逆转，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速度，分别为9.8%和14.6%，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年均增速高8.0和12.8个百分点。当然在十三五时期，或不至于如此夸张，但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企业利润增长，应是大概率事件。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将持续走高。2011至2014年，根据我的观察，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从34.2%上升至37.9%，上升3.7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或有误差，但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上升趋势是确实的。只要中国商品出口在现有水平上没有大幅下跌，只要投资仍有一定增长速度，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上升的趋势，或将持续10年以上。
日本的经验可供参考。日本战后经济恢复以后，雇员收入占GDP比重一度下降，从1961年开始，雇员所得占GDP比重从39.5%，上升至1975年的55.2%，此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速达到7.9%。此后，随着雇员所得占GDP比重的稳定，日本GDP增速也大幅回落至3%左右。
比照日本这一段经验，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企业利润增长并非坏事。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再加上居民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支付收入增长，将形成居民收入增长支撑下的内需促进机制，从而导致区域经济资金循环的根本变化。
从出口投资自我循环，转变为生产消费正常循环。1980年以来，中国商品出口增长逐步加速，第1个10年增长3倍，第2个10年增长4倍，第3个10年增长6倍。与此同时，由于劳动缺乏对资本的竞争力，工资和消费增长相对较慢。大幅增长的企业利润，因社会购买力相对较低，出于逐利动机纷纷投向资本品，以及出口商品的生产经营，由此形成资本自我循环。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然而，中国经济在1983—2011年的长时期内，这方面得分明显较低。当然，这是一种扩张性的经济增长目的的偏离，虽有若干问题，但亦不乏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尽管其中的出口促进政策或有改善之处，确也忽视了对于劳动资本各自所得悬殊的积极应对。
2010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了最低点，仅为49.1%。其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更低，仅为35.9%。而2012年，包括中、美、日、英等36个国家，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低于60%的仅3个国家，其中，25个国家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高于70%，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低于40%的亦仅3个国家。
所以，当剩余劳动逐渐枯竭，以及由此导致的出口增长大幅放慢后，中国经济的消费与积累关系终于渐趋正常。2014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达到50.2%；其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有所上升，达到37.7%。预期十三五时期，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比重均将稳步上升，积累率将逐渐回落，两者比例关系渐趋正常，中国经济亦由此进入内需及消费主导的增长格局。
从资本张狂的经济宽运行，到资本节制的经济紧运行。利润大幅增长时期，资本趾高气
扬，行为乖张。产能大量过剩，浪费触目惊心，生产经营粗放，产业转型升级缓慢，极个别的企业家一掷千金，生活方式腐化糜烂。地方政府严重向资本倾斜，与资本“合谋”，影响公共利益。政府财政收入及债务，双双大幅增长，政府性投资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低利时代终于来临。无论资本还是政府的自我节制，终因资本回报和财政收入增长的下降而加大，从而形成资本节制下的经济紧运行。在这一状况下，虽然创业大为艰难，但大浪淘沙，经济运行环境将趋于好转；虽然企业运行大为艰难，但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将较大提升，社会化分工合作将较大深化，全要素生产率或将上升；扩大再生产规模虽然因企业利润增长减缓而缩小，但亦因收入和消费增长相对加快而扩大，总体缩减或将有限。
当下需要警惕的是资本过度节制。个别资本的过度节制或不至于有较大问题，然而当多数资本选择阶段性的过度节制时，将是灾难性的。当前企业对于新的投资非常谨慎，民间投资回落幅度快速加大。如何增强企业信心，使企业家调高未来预期，是各级政府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区域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
区域发展从单纯依靠人口红利和开放红利，转变为必须依靠创新红利。在国民经济整体紧运行下，粗放外延发展将受到扼制，集约内涵发展将具有较大激励，形成区域发展根本性转型的重大契机。
创新应是全方位的，包括理念、技术、组织、管理等诸方面。创新不分点滴，就像涓涓细流汇成江湖大海一样，促进创新必须从最细微的事做起。然而，当前更需在众多细微创新中，迸发出能引领国家民族走在世界前列的一系列重大创新。限于认知障碍，我们绝大多数人很难一开始就清晰地认识到某项创新的重大意义。这就需要努力营造对所有创新一视同仁的环境，建议实施低交易成本的普惠式创新支持策略，尽量避免发生将重大战略性创新扼杀在摇篮中的事件。
尊重人才的关键是尊重所有人。只要对任何一个寻常人的尊重仍是稀缺资源，区域经济就将较难有长期持续的重大创新突破。那些具有高度创新天赋的神奇小子，很可能就在普普通通的你我之中。在今天，“尊重人才”这一提法已显得缺少人文关怀，建议摒弃不再提及，而以尊重和保护全体公民合法权益，以及尊重知识的提法予以替代。
具有根本性的重大创新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竹内宏曾对我说，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在7岁时形成的，而世界观形成之后就难以有较大改变。创业创新价值观，以及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强烈兴趣，需要像种子一样，从小根植在幼小的心灵里。如果不从基础环境的根本性转变开始抓起，应该说是难以产生具有长期持续的重大创新的，区域经济甚至国家和民族就难以走在世界前列。
社会发展是支撑力。区域发展需要并重增强三个力，缺一不可。迫切需要进一步激发民间活力，克服要素环境的瓶颈制约，增强发展牵引力；迫切需要进一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增强发展支撑力；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政府改革，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发展服务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是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出现“三个解放”并列提法，进一步表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区域经济发展是政府主导，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则应是民间主导。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区域发展更迫切的是经济问题，十三五区域发展在做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更迫切的是社会问题，诸如城市管理、教科文卫、社会组织、外来人口，无一不事关当下及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方面。实际状况越来越表明，今后区域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功夫在诗外”，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推动和支撑作用将越来越强。
区域发展从自我为中心，转变为整体联动互为借力发展。浙江区域发展曾有一个重要特点，即缺少相邻区域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浙江不少区域经济通过与上海的经济往来，产品先是销往“三北”地区，后是销往境外，快速发展起来。所以，就浙江省内而言，不少区域经济具有“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的特点。
然而，历经长期快速发展，以区域资本流动、产业相互融合、人员加强往来为特点的区域整体联动正在加强。丽水正在成为温州经济“后院”，丽水一些经济开发区的半数以上企业来自温州，沿海企业也加强了向衢州的投资，一种新的“前店后厂”格局正在形成。杭嘉湖地区资本流动正在加强，杭州企业大量向嘉兴湖州地区投资转移，嘉兴湖州一些县市之间投资往来加强。而原本仅具地域特征的块状经济，也具有了跨区域联动态势，吴兴区与德清县之间正在崛起“美妆谷”，义乌小商品市场早就有了较强的区域集聚辐射能力。
十三五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除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以及沪杭甬等大都市外，或许均应有一个与相邻区域融合对接共享的战略要求。亦即与相邻区域的产业融合，服务对接和利益共享。以区域间的无缝对接，应对日益严重的客观环境的多重制约；以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和竞合态势，营造区域发展的更大空间。
（三）区域制度变迁模式变化
区域改革空间缩小。就区域制度变迁而言，当前的改革要求与改革开放初期已完全不同。经济体制改革缺少抓手，社会体制改革缺少自主，这两方面改革都存在着法律法规和中央部委政策规定，地方改革空间均较小；政治体制改革多半只能自上而下，浙江一些县市很具自身特色的一些改革，长期只能是“盆景”而难以成为风景。地方相对还有较大空间的是政府自身改革，但亦有较大难度。
地方政府当前推进改革更多以制度建构为主。面对经济社会大转型，社会价值重新建构，原有的行为规范难以适应新的要求，各方面制度严重缺失，具有非常艰巨的制度建构任务。积极加快建立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依法治国的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提升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区域制度变迁的重要目标。
区域制度变迁有四大任务。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穷人得到更多改善生活和向上流动机会；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构建低成本可预期环境，让富人怀有责任感，服务桑梓；增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弥补及减少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保护好绿水青山，积极实施多层面“生态+”战略，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家乡美好生活的有力支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