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挑战
更大的危险在于往后退
李剑阁/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
迄今，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三个主要文件已经全文公开发表，一个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件起草过程的说明，还有一个是十三五规划建议。对于中国大转型和大变革，我主要有三点认识：第一点，要用中央既定的发展目标倒逼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第二点，要推进改革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在社会上总是存在一些或明或暗的抵制改革、反对改革的噪音。任何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否定都是对党中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大政方针最恶意的曲解。第三点，要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高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要用发展倒逼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件起草说明中指出，如果2015年的经济增长达到6.9%，那么在十三五规划剩下的年份里，每年经济增长至少要达到6.5%。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任务看起来并不轻松。
大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和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见仁见智，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持比较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将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比较明显的下滑。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今后会不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搞不好就会掉进去。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中国才能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乐观的经济学家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抱有信心，但是，他们认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改革的决心和部署。
为什么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测？这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中国要用2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翻两番时，发生的一场争论。那场在中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与今天的争论一样。相当多技术派的经济学家根据中国当时的人口状况、资源情况和资金情况，怎么也没有办法计算出20年里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但是，已故的经济学界泰斗孙冶方认为翻两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他代表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但人数并不是很多。
为什么孙冶方代表的观点认为能够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改革抱有较大的信心，对改革的红利和潜力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如果不把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力考虑进去，所有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可能都是错误的。实践证明，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实现并超过了翻两番的增长目标。因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一直真正坚持了改革开放。
前不久在讨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
下一步要用开放来倒逼改革。今天我又要强调，既然中央已经确定了在剩下的几年里经济增长不能低于6.5%，我们就要用这个发展的任务去倒逼改革。
让人高兴的是，刚才提到的三个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主题词就是改革，而且强调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中央提到四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理论创新，二是制度创新，三是科技创新，四是文化创新。我认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就是改革，而科技和文化创新也必须依靠改革。
至2015年新中国成立已经66年，1978年至2015年已经37年。也就是说，在66年里，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大部分时间是在搞改革开放。所以，否定37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
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不改革，更大的危险在于改革往后退。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时感到有否定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暗流在涌动。有些人用一些虚无缥缈的、遥不可及的、过时的、陈旧的政治口号和概念，干扰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有些人把一些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拉进经济建设的日常生活，煽动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社会情绪来阻碍或者抵制改革。
邓小平曾经多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非常果断地、非常严厉地制止了将意识形态争论引进经济领域，即1984年、1986年到1987年，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今天，我们也应该旗帜鲜明地对反改革的言行予以抵制。
//改革要有“升级版”
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多次出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三个文件中。我的理解是，改革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十三五规划中有许多的改革内容，是37年改革经验总结的升级版。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中，提到了很多方面的改革，比如科技创新、人口城市化、扶贫和国企改革等，都有很多论述。十三五规划建议里也有许多改革的内容。我要重点提出金融监管框架改革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有一句话，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说明中则提到，现代金融发展呈现机构种类多、综合经营规模大、产品结构复杂、交易频率高、跨境流动快、风险传递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
这些年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和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给现在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重大挑战。
现行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金融市场相继诞生，由于监管没有相应跟上，全国出现了金融混乱的局面，同时地方政
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非常多。所以，在全面大力整顿金融的同时，参考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有关法律和实践，我国开始推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
这一框架的形成用了将近10年时间，并在过去20多年里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时间长了，这个体制也慢慢形成利益固化，各个部门的分割也非常明显，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还提到，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其中，金融信息碎片化，就注定了现在的监管体制是有缺陷的。所以，预示着分业监管的体制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高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主要经济体都对金融监管体制实施了改革。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个趋势是，各国现在都加强了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集团的监管。因为现在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的央行和微观风险的监管是分离的，微观监管部门有时热衷于“宏观调控”。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效应有时会被叠加而放大，有时又会被互相扯皮而抵消，有时候甚至完全失去作用。
今后，制定货币政策和监管金融机构趋于统一会不会出现道德风险？事实上，10多年前就因为认为这两个职能放在一起会有道德风险，所以把监管职能从央行剥离。现在“三会”的监管职能，都是从央行一个一个剥离出来的，先是证监会，后来是保监会，最后是银监会。当时剥离的原因当然也是考虑到增强监管的专业性。
但是，最近中国金融局部风险和股市剧烈波动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分开以后的道德风险好像比合在一起的道德风险还要大。金融机构出现兑付危机，总是指望央行提供援助，股市一出现波动就要央行提供无限的流动性。这就造成更大的道德风险。从全球监管改革看，宏观审慎管理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是逐步走向统一的。
第二个趋势是统筹监管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清算、资产登记托管等，维护金融基础设施高效安全的运行。这样，就可以降低重复建设的巨额成本，同时可以增加跨市场金融风险的透明度，及早加以防范。
第三个趋势是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整合金融业的信息收集。金融信息碎片化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
总的来说，十三五期间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将会出现创新性的变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