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建造房子原本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除了遮风挡雨之外，防止外来的袭击应该也是它的功能之一。但是，这房子一旦出了什么与死人有关的事，它一下子会变得极不安全，它的房顶啦、门啦、窗啦，总之每一个部分都变得让人生疑，甚至屋角的气味和从门缝中吹进来的风都让人直打冷颤。
住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里，我遥想我的住宅就是这种感觉。尤其是我知道那个撞进我家的不速之客是一个已死于车祸的精神病人后，如果事情没弄清楚，我几乎是不敢再回家门了。サ比唬我最惦念的是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一叠稿纸，那里面记录了郭颖给我讲述的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故事。现在，我不得不中断了。
写作中断让人产生疑问，而疑问让人清醒。我突然感到，即使没有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来打扰我的写作，我仍然没法结束那个十四年前的故事，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事情的结局。
关于医学院后山出现的怪事，女生宿舍的惊恐，发夹，卓然的精神分裂直至死亡，以及郭颖在走廊上遭遇的影子等等，谜底至今仍深藏不露，不然，郭颖也不会在出国前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向我讲述她在大学时的恐怖经历了。
写作的职业习惯让我抓住了这个故事，然而，当这个鬼魂似的人物让我中断写作以后，我下意识地感到我的写作与现实似乎有什么联系，或者说，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的恐怖事件是否像藤蔓一样正在爬进我身旁的这座精神病院之中。
这种莫名其妙的揣想纠缠着我。夜里，在住院楼外的林阴中散步时，花木的清香中也仿佛夹杂着某种药味，我觉得继续走下去就会被气味熏倒。回到楼内，关上房门，走廊上的木地板又将深夜的脚步声夸张得很厉害，“咚咚咚”，仿佛医生或护士随时都在紧张地跑来跑去。
夜半时分，我让室内的台灯一直开着，这让我睡在床上踏实一些。门后挂着一件白大褂，这是我白天在病区明察暗访时的伪装。当然，只有吴医生、董枫和小翟知道我的身份，其余的医生护士只是把我看成一个无所用心的实习医生。
在这里呆了一周了，我相信那个已死去的严永桥不会再在这里出现，相反，他拎着黑雨伞再度敲响我的家门倒有可能。我无端地又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没人接。自从我到这里的当天晚上随手给家里打电话，有人拿起话筒“喂”了一声后，我就不能控制地一到夜里便拨几次电话回家，当然再也没出现过有人接听的情况。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门窗紧锁后离开独居的住宅的，如果有人听电话那只能是鬼。
天亮之前，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那就是把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的怪事搞清楚，或许对解决眼前的恐怖事件有什么帮助。
第二天上午，阳光明亮，我在医院门口的磁卡电话亭拨通了郭颖的电话，在听到她声音的那一瞬，我有种魔幻的感觉：我在与地球的另一面通话，美国休斯顿大学，她深夜的寝室，她说她正准备睡觉。我突然有点嫉恨起她的舒适来，将一个没有结局的恐怖故事丢给我之后，她倒无牵无挂地远走高飞了。我追问谜底，关于卓然的死，关于发夹，关于她自己的恐怖经历。她说她确实不知道，她要我别再提这件事，不然她睡下后会做噩梦的。她提醒我，可以到医学院找找何教授，如果这些事后来有什么结果，他可能知道。
我想到了郭颖讲过的十四年前的情景，深夜的后山上，何教授孤坐在凉亭里，他在怀念他二十年前的恋人——那个开始叫卢萍后来在文革中又改名叫卢红的女生，那个温暖的生命后来变为了防空洞里的白骨，她的发夹和白骨遗留在一起，其传说在若干年后的后山上飘荡。还有，卓然精神分裂后，他去看望过她，作为心理学教授，对其中奥秘他或许会有些洞察。当天下午，我便乘车去医学院。在精神病院大门外我举手招呼出租车时，那车犹豫了一下才停下来。开车的是一个胖胖的小伙子，他的目光对我有点审视的意味，我想一定是我背后这座精神病医院的大门让他对我有点狐疑。医学院在这个城市的东边，足足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我在车上慢慢盘算着，十四年前的何教授到今天应该快七十岁了，一定已退休在家。
上车时我说了句“到医学院”，此后我便一言不发地想心事。开车的小伙子没话找话地说：“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精神病院的病人不少吧?”
“其实，精神病与社会竞争没多大关系。”我侧脸对他说，“主要还是基因的问题。”这个观点我是从吴医生那里听来的。他举例说，遇到同样一个挫折或打击，有的人坦然处之，有的人精神分裂，这是因为每人的基因排列不同。吴医生认为，如果哪一天，科学能够准确地纠正排列有误的基因组合，那么精神病就都能治好了。他认为科学能走到那一步，当然过程还会很漫长。
开车的小伙子似懂非懂地点头，看我的眼光也变得敬畏起来，他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有学问的医生了，我心里想笑。
在医学院大门下了车，我便向门卫打听教师宿舍，他对我说，穿过整个学院，从后门出去便是。
学院里已经放了暑假，蝉在繁盛的林间嘶叫出空荡的安静。有一片林木升在半空，我知道那便是后山了。我不自觉地向它走近，我没有看见山下防空洞的进出口，也许这历史的遗迹已被树叶草丛完全封闭了。我拾级而上，看见了有暗红色柱子的凉亭，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坐在那里看书。时间如水，我想起了十四年前发生在这里的离奇事件。我穿过树林，走上了一片斜坡，草丛在脚下磕磕绊绊的，有一瞬间，我甚至担心脚下会踢出一个发夹来。
后山背面是一道破败的围墙，围墙那边便是建工学院。我第一次发现，两所学院是在这里接壤的。站在山顶，我望见建工学院的操场上有人踢球。
门铃响后，一个瘦高个的老头给我开了门，他就是何教授。回忆了好一阵子，他才记起郭颖这个学生。“许多年不见了，一届一届的学生，都远走高飞了。”他有点感慨地说，“郭颖挺聪明的，是个做学问的人。几年前她来看望过我，说是要出国读博士去了，可那天我正在作一个学术报告，我们只在会议厅门边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唉，时间过得真快。”
何教授显然对郭颖委托我来看望他很高兴。他说他现在很清闲，六十八岁了，已退休在家，看看书，早晨还练太极拳。他问到郭颖在休斯顿的情况，我胡乱地搪塞了几句。从屋内的情况来看，何教授似乎仍是单身一人居住。我忘了问郭颖关于何教授的家庭情况了，此刻也不便冒昧多问。
墙上的一幅油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画上是深远的夜空，有孤寂的星星，金黄色的，又大又亮。夜空下是白雪覆盖的山岭。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非现实的感觉，像是一个童话。突然，我发现画面上两重起伏的山岭很像女性的乳房，优美的曲线仿佛还跳荡着某种大胆和羞怯，覆盖的白雪像是润泽的肌肤，在星光下呈现出一派圣洁。
“是一个画家朋友送我的。”何教授说。
我脱口而出：“这是由你构思，他替你完成的画?”
何教授略感惊诧，答非所问地说：“都一样，都一样，挂在家里嘛，总要是自己喜欢的画才行。”
我作此判断，是因为在郭颖给我讲述的往事中，曾透露出何教授在“文革”时期的一段情感经历。三十多年前，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深深相爱，尽管突然爆发的文革使他们的交往有所中断，但已成为红卫兵头儿的这个女生，军衣下掩藏的仍是一颗女孩子的芳心。据说，她是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之后被对立派组织逮捕的，并且被秘密关进了后山下面的防空洞，直至多年后成为一具白骨。
看到我非常欣赏这幅画，何教授像遇见知己似的，静坐在一旁抽起烟来，以便让我的感受在画中多停留一会儿。
我发现，这幅画是一个祭坛、一个秘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事情一定会是这样：那个叫卢萍的女生在大雪之夜与何教授在后山相会，在激情中她解开了自己的军棉大衣，第一次将雪白的胸脯袒露在星光下。他们都冻得发抖，但肌肤灼热，不远处还响着对立派组织攻占校园的枪声。他们都没想到，这个雪夜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我不便再问什么，默默地点燃一支烟，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沉重。坐在藤椅上的何教授已经双鬓斑白，这是另一种时间之雪落在他的发上。
“人老起来是很快的。”何教授叹息道，“你看郭颖这样的黄毛丫头，转眼已快是心理学博士了。”
我顺势说道：“可是，她对大二时发生的很多事，至今仍很困惑，读博士也解决不了这些悬疑。比如她同班同学卓然的精神分裂，她就根本找不到原因。”
“哦。”何教授仰起脸想了一会儿，仿佛要把十四年前的事情拉到眼前来。“那一年是出了不少怪事，”他说，“但我认为是一种集体癔症。卓然说戴了来历不明的发夹后头痛，同寝室的女生便接受了这种暗示，于是郭颖的头也痛起来。尤其是卓然死后，她生前睡过的床铺，她说过的梦话等等，都会对同伴的精神产生牵引作用。”何教授语调平静，仿佛在讲一个心理学的例证。
“可是，那发夹确实很奇怪的，一会儿出现在后山，一会儿又出现在女生浴室的门外，到最后竟彻底消失了。”我追问道，表示我对这一系列事件非常了解。
“我知道，你是指那件传闻。”何教授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后说，“那一年我在省外的一所大学参加了一个课题研究，回来后听说学院在清扫防空洞时，发现了几具白骨，是十年前死于此地的红卫兵的遗骨。”何教授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但当时没听说还有一个什么发夹，很多年以后，学院里有了这种传闻，这是没有根据的。”
“但那发夹确实出现了，卓然戴过，郭颖也看见过……”
何教授打断了我的话：“这就是集体癔症，在一种特别的氛围下，一个普通的发夹也可能让人发疯。后山上不是也连着出了不少怪事吗，我看都与此有关。有一次，我就在半夜的后山上看见了一个黑影，那黑影在树上蠕动，这要是被郭颖她们看见，又会成为恐怖事件了，我却不信什么邪，站在树下叫道，谁在上面，再不下来我叫警察了!结果那黑影溜下树来了，原来是大二的学生吴晓舟，郭颖的同班同学。他跳下来时还有一把刀子也掉在了地上。我厉声喝问他攀在树上干什么，还带着刀子。他一脸惊惶，结结巴巴地说是看了武侠小说，来这里体会体会。真是神经有毛病。后来听说他是已死去的女生卓然的恋人，我就理解他了。一定是相爱很深，神经受刺激后的一种反常行为。这没有什么，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精神健康，只要没发展为经常的病态，偶然的异常还不能叫做病人。”
到底是心理学教授，对人的精神分析温和得多。而在精神病医生的眼中，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笼罩在精神疾患的阴影中。
“可是，卓然的精神分裂还是挺蹊跷的。”我说。
“是啊，不可理喻。”何教授叹了一口气，“如果仅仅是发夹的传闻，不至于产生那样严重的后果。据说她那段时间一晚上要冲几次澡，这显然又是强迫症的表现。她死前我去看过她，怪可怜的。我不了解她的家族史，有没有遗传方面的原因也不知道。唉，卓然要是活着，现在也该三十多岁了，也许已做了母亲……”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何教授突然难受得说不下去了，我想他也许是联想到了更早死去的卢萍。有人说过，少女之死是一根人类之纱的断掉。这根绝望的断纱从此无法接上，无法延续，从生物学上来说亦是对生命繁衍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