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在音乐创作领域十分活跃，进入20世纪后更是如此。音乐不再是欧洲的大主教和贵族们专享的财富，所谓的严肃音乐开始被产业界的中产阶级接受，所谓的流行音乐进入工人阶级群体。美国的音乐听众很多。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在1842年建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服务，同年，纽约爱乐交响乐协会成立，以创办高水平的交响乐团。不过在19世纪，主要的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作者还都是欧洲人。美国人在20世纪才成为流行歌曲的领导者，到20世纪30年代甚至将其影响力扩展至音乐厅。
在音乐领域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且与当时的生活变化保持共振。我们现在终于弄清楚了这个背景。17~18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和古典时代的作曲家通常将以前的民间曲调作为素材，在自己的创作中循规蹈矩，这和当时的商业经济具有相似的特点。以这种方式工作，像约瑟夫·海顿（JosephHaydn）那种水平的作曲家可以创作100多首交响乐。后面的时代把这套规则完全打破了。几年前曾有人邀请音乐家们投票选择有史以来最具创新精神的三位作曲家，结果是贝多芬、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和伊果·史特拉汶斯基，对于第四名显然存在争议。这些伟大作曲家都是在1800~1910年，伴随着现代经济体的兴起和产业创新浪潮的涌动，打破了作曲的原有规律。
贝多芬引入了创新的作曲方法，使交响乐的演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不确定性，这在他1804年的第三交响曲《英雄》中表现得最突出，就好比由于企业家和金融家面对变化的创新概率，现代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确定。贝多芬的作品可以突然加入出人意料的新旋律，例如，第二交响曲的最后一部乐章出现了狂乱的弦乐，给人混沌的感觉，第九交响曲打破惯例，表现无序的场景——好比企业家出人意料地启动新产品的开发。当然，贝多芬的灵感并不是来自广泛的商业创新，在他生活的时代，现代经济体初具规模，在商业创新上只是有所尝试。贝多芬的影响达到顶点似乎是在他之后的数十年，因为他的交响乐给人的体验能与更多的听众产生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在职业生涯中有了创新经历（自己的创新项目和参与他人的创新项目）。是教育水平提高之后的中产阶级把贝多芬抬了起来，他们为他欢呼，而不是作曲家在赞美大众。
下一代作曲家把对英雄的欢呼提高到疯狂的程度。罗伯特·舒曼（RobertSchumann）的《曼弗雷德》序曲表现了雪莱的诗歌精神，他的降E大调钢琴四重奏需要极快的速度弹奏，出色地反映了时代的紧凑节奏。弗朗茨·李斯特（FranzLiszt）的创新之作是《前奏曲》（Lespreludes），这部管弦乐作品不是按传统格式写成，他将其命名为“交响诗”。乐曲的标题应该是指法国诗人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的一首抒情诗，在公开发表的乐谱中甚至有一段引语来自该诗：
我们的人生不就是一系列序曲吗？
如果无情的风暴没有破坏起初的欢乐，致命的冲击未曾驱散美好的幻境……
如果灵魂……在狂躁之中，并不期望回忆田园生活的宁静，那会有怎样的命运？
然而，人总是不愿长期沉浸在友好静怡的自然怀抱里……
当警告的号角吹响，不管面临怎样的战斗，他总会赶到危险的位置，加入行列，只为在战斗中完全掌控内在的能量，彻底地恢复自己。
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Strauss）创作交响诗《英雄的生涯》（EinHeld-enleben）的灵感来自他本人早年的职业沉浮，他的最后一部歌剧《随想曲》（Capriccio）就是以戏剧产业为背景。通过剧院经理拉罗什这个角色，施特劳斯令人信服地刻画了一个自负但伟大的人物的真实形象。不过在这部歌剧和其他作品中，施特劳斯感兴趣的主要是描写女英雄人物的自我认知探索，和男性一样，女性也必须走向世界，去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在施特劳斯的时代，现代经济已经掀起了文化和心理上的革命，并开始打破古老的性别屏障。
19世纪的歌剧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新愿望。同生于1813年的理查德·瓦格纳和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Verdi）的作品反映了周围的现代社会带来的紧张和冲动。在瓦格纳的作品中，女英雄往往居于中心位置，像爱情这样的激烈情感给生活赋予了意义，最突出的就是系列剧《尼伯龙根的指环》（TheRingoftheNiebelung），该剧于1869年首演。瓦格纳并没有肯定说商业生活中不存在激情，或者商业生活中的挑战、实验和探索就不能给生活赋予意义。但《尼伯龙根的指环》也在探讨，沉溺于对物质财富或绝对权力的狭隘追求的人可能会得到无聊和堕落的结局——剧中人人追求的指环被施了诅咒。该剧还预言，随着工业国家的兴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王冠加祭坛的传统秩序将被打破。当世界的统治者沃坦从阿尔韦里奇（他的指环也是偷来的）那里偷走指环时，就打破了所有古老的约定和义务，所有人都要为他服务。不过瓦格纳并非悲观主义者，在系列剧的最后一部中，按照他本人的解释，众神的没落代表着现代世界的开始，人类将更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运。作为充满天赋和勇气的艺术家，瓦格纳并不保守，他可能是充满理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者，但绝非社团主义者。他唯一的喜剧作品《纽伦堡的名歌手》（DieMeistersinger）热情赞颂了中世纪的行会传统，但最后还是站在个人一边并对新事物保持开放态度。
稍后创作的意大利歌剧，尤其是威尔第的《茶花女》（LaTraviata）以及贾科莫·普契尼（GiaoPuccini）和皮埃特罗·马斯卡尼（PietroMascagni）的真实主义作品奏响了摆脱压迫和束缚的现代解放乐章。20世纪之后，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Ravel）、米约（DariusMilhaud）和雅克·伊贝尔（JacquesIbert）的爵士乐表现了法国当时现代生活的自由与欢乐。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在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的兴起也是对个性和想象精神的表达。
紧随现代音乐的演化，现代芭蕾舞在歌剧的英雄和复仇主题之外为大众提供了舒缓的空间。法国舞蹈家马里乌斯·彼季帕（MariusPetipa）在美国和欧洲旅居，后定居在圣彼得堡。通过与柴可夫斯基的合作，他创造了包含大跳和旋转等技法的现代芭蕾舞。1877年首演的《天鹅湖》的主题是冲突，正直和负责的奥杰塔被咒语变成天鹅，俗气的奥杰莉娅用诡计勾引王子。这部舞剧可以理解为一个有关现代生活的道德危机的寓言，现代化过程中有新危险产生，当然善良的选择也可以有回报，美德本身就是收获。芭蕾舞走向现代之路，编导乔治·巴兰钦（GeorgeBalanchine）通过从圣彼得堡到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轨迹完成了这一发展，他的那些革命性的作品，从1928年的《阿波罗》（Apollo）、1929年的《浪子回头》（ProdigalSon）到1957年的《阿贡》（Agon）以及史特拉汶斯基在1972年的小提琴协奏曲，都描述了现代生活的元素——没有目标的旅行、新奇和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年的俄罗斯经济远离现代性质，然而，借助早期从西方的现代都市吸取的精神营养，史特拉汶斯基和巴兰钦成长为现代艺术的巨人。
有人会问，现代艺术和现代音乐从20世纪60年代起走向没落，埃兹拉·庞德（EzraPound）的“求新”被菲利普·格拉斯（PhilipGlass）的无尽重复和波普艺术的反讽替代，经济活力的衰弱在欧洲各国已普遍显现并将影响美国，这两者是否都标志着对探索和创新理想的追求已经丧失？
小结
在西方许多国家迅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现代文学和现代艺术的出现与各国的现代经济精神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这样的联系是双向的，在音乐和哲学领域最突出的、最早期的现代性作品，似乎预示和点燃了现代经济体所必需的精神之火，这些艺术和哲学早熟的突破口是现代经济体出现的预兆。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艺术创新的不寻常浪潮的确是对现代经济带来的新生活维度的反映和评论。总的来说，通常会批评社会、色彩较为阴暗的艺术作品对现代生活还是持积极态度，并欢迎新的生活方式。本书的最后两章还将讨论终极问题：如何权衡经济现代性的积极影响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