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完庆贺升迁的酒宴、料理完那些官场迎来送往之后。沈廷扬这边继续留京、执掌户部承运司，推进漕运改革，一切自不必提。
沈树人那边，再有半个多月的工作交接，也该南下赴任黄州了。
对于这个结果，沈树人也是颇为感慨，至今仍有几分不真实感，也为自己的抉择而庆幸。
如果去年八月、刚入国子监买官时，就直接买个沦陷区的地方官。那充其量只能是副县级，说不定如今已经白给流贼送人头了。
多拖了九个月时间，拖到第二年五月，期间自己巧立了那么多功勋，还考了会试，一通加成把自己硬生生提到正六品、实掌一个府的资源。这才真正有了跟一方豪强掰腕子的实力。
当然，离京之前，他还有最后一项工作必须交接——
枪手幕僚顾炎武，已经被沈树人请进京一个月了。这段时间顾炎武一直在按照沈树人提供的理论思路，埋头着书立说。
现在，沈树人要趁着自己翰林修撰的头衔还没拿掉，抓紧最后时机，把这部政治理论着作发表出来。将来也能更好地鼓舞人心士气、激发大明百姓的民族注意抵抗意志。
自从穿越之初、决定将来不救崇祯之后，沈树人就把这项工作提高了一个非常重视的高度。他知道未来北方如果沦陷，对人民的打击会有多大。必须做些堵漏工作，才好扭转这一切。
……
这天已是四月下旬，为漕运验收和庆祝升官忙碌许久的沈树人，总算得闲，回到翰林院办公。
顾炎武也在那儿，沈树人进门时他还在埋头奋笔疾书。
作为沈树人正式雇佣的幕僚，他当然也有权在翰林院的值房里做事，并且可以查阅本院收藏的一切史料着作。
顾炎武对这儿的工作环境很满意，虽然他已经决定一辈子不再参加科举了，可是能到翰林院办办公，哪怕是“实习”，也是很过瘾的。
这儿的杂书又那么多，还有不少是昆山顾家也没见过的藏书。顾炎武这人喜欢读三教九流乱七八糟的书又是出了名的，堪称嗜书如命，所以也就非常积极。
每天上班跟打了鸡血一样，晚上还秉烛夜读。一个月下来顾炎武都能瘦上十几斤，看上去眼窝和脸颊都凹陷进去了。
他很清楚东家这个翰林修撰当不久。东家调任之后，他也不能蹭翰林藏书了，怎能不抓紧机会。
“顾兄，不日前天喝酒的时候就说写完了么，怎么还在忙呢。手稿能借我一观么。”沈树人随性地在旁边坐下，拿起几张稿子。
“精益求精嘛，有时间就能继续改。你想刊印，随时都可以。”顾炎武也不抬头，还在那儿推敲揣摩。
沈树人就自顾自看了起来。
他手上这份稿子，有相当一部分细节内容，跟历史上顾炎武自己写的《日知录》里、涉及“民族大义、天下兴亡”的部分差不多。
比如，顾炎武提前多年提出了“一姓之兴衰，食禄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有责”。
文章里的具体措辞，当然跟另一个时空的《日知录》有所差异，毕竟如今崇祯还活着，大明也没亡，不好说“兴亡”，只能说“兴衰”。
诸如此类的调整还有不少，总的原则都是修饰得更加委婉、确保不犯禁。
顾炎武很系统地阐述了朝廷抵抗外敌有保种卫族、保卫文明，防止野蛮率兽食人的意义。所以即使形势再艰难，天下百姓也该为本民族尽一份力，这不是为了统治者。
沈树人看得很仔细，对这部分也比较满意。
历史上顾炎武的政治哲学水平就很不错，如今靠着翰林藏书随他查阅，竟能提前那么多年、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也是很可喜可贺了。
除了顾炎武自己想到的这些素材以外，这部书里还有一些内容，是沈树人交办的命题作文。
主要涉及的问题，是论证南北民风尚武程度的差异、北伐中原还我河山的历史成功经验。
这个问题，沈树人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正视听的。因为他作为现代穿越回来的人，知道后世有不少攻击明该亡的言论，拿出“以南统北很难，所以清灭明、金元灭宋都是应该的”来说事。
来到明朝之后，沈树人跟一些喜欢纵论历史的朋友探讨，也注意到了这种倾向。这种思维惯性对于未来的民族抵抗意志当然是大毒草，必须正本清源。
所以，他要顾炎武系统性地梳理历史上“以南伐北、成功光复中原”的成功例子，并总结其共同点，说明“符合哪些条件下，则以南伐北可以成功”。
明朝人最熟悉的例子，自然就是朱元璋了，他成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不用多说，直接让人歌颂太祖功绩就行。
如果是现代人，那还能拿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再拿来说一次事儿，可如今这些事情都没发生，也就没法提。
于是乎，只有朱元璋一个孤证，貌似不太好用。
好在，沈树人自己也很会总结，元末和清末，那都是民族注意凝聚力最强盛的时候，说白了，南方不是不能打，而是要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就能无往而不利。
如果不扛民族的大旗，只是为了皇帝一家一姓而奋斗，那才会万分艰难。
总结出这个原理后，再往古代历史上套，多多少少也能找出几个不那么严谨、但也可以用的例子来。
沈树人和顾炎武切磋后，就把刘邦项羽拿来用了一下——秦灭六国时，天下人的民族认同并不统一，也不认为自己是秦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周人，只认同自己的封国。
所以可以推而广之一下，认为秦灭六国是民族征服战争，是“西戎南蛮和中原华夏融合的过程”。
而项羽刘邦都是楚人，以楚灭秦，当然是以南伐北，也是推翻“文明程度更低的西戎商鞅暴政”。
刘邦破咸阳走的可是武关道，是从南阳经商洛杀进咸阳的，这当然是北伐。后来被封为汉王后，从汉中走陈仓道杀回关中，这也是一次北伐。
可以说刘邦是连续北伐成功了两次、分别干掉了秦王子婴和项羽新封的章邯等三秦封君。
所以，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防止“亡天下”、防止“野蛮战胜文明”的战争，而非为了皇帝一家一姓，北伐都能成功！
除此之外，顾炎武还自己考据添油加醋，再往前追溯，恨不能把武王伐纣也加上——
毕竟严格看地图，商朝的殷墟也好，朝歌也好，都在后世安阳附近，是黄河以北不少距离，都靠近漳水了。相比之下周人的根据地岐山纬度上来说还偏南一些。
当然，要把这个论据往上套，光有胜负和南北还不够，还得证明“周罚商是文明战胜了野蛮”。
这一点对于沈树人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作为现代人不觉得商周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有明显优劣。
但对顾炎武这样的大儒来说，这种论证简直是信手拈来——儒家最早尊奉圣人时，拜的可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周公最大的功绩，就是创造了礼乐，把商人的“鬼神崇拜”往周朝的“圣人崇拜”转型。
不管商周经济制度的优劣，周人的人殉、人祭比商朝少得多，减少鬼神献祭、改为崇拜先贤，这总归是一大进步。
顾炎武有备而来，就揪着这些点严密考据、大书特书，最后把古今民族大义、以文明反击野蛮的种种举措都说了，最后证明：
如今的建奴也不例外，最终胜利必然属于大明！以文明抗野蛮，为了天下的文明，北伐也能成功！
最后几句话，当然是为了让这个观点能在如今崇祯十三年的形势下顺利发表、别被皇帝查，才必须加上的。
虽然“不是为了保护姓朱的”这个说辞对崇祯会比较刺耳，但尽量淡化这方面，着重强调“大明对建奴必胜”的信念，对皇帝也是有好处的。
只要总体来说对皇帝利大于弊，皇帝就会默许这玩意儿出版。
沈树人把这本由他授意创作动机和选才思路、顾炎武捉刀执笔的小册子，反复通读了好几遍，心中也是颇感意外之喜。
顾炎武的政治哲学功底果然了得，很多论证和论据，真是沈树人自己都没想到的。
“顾兄真乃博学鸿儒，小弟这个二甲进士，都是自愧不如呐。这书，小弟也无颜独自署名，不如便算是你我合着，以付雕印吧。”
看完之后，沈树人诚恳地表示，不会夺取顾炎武的署名权。
顾炎武听了，也有感于沈树人的通达，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单独署名，因为他只是个秀才功名，以他的名字单独雕版刻印，只会让这本书的知名度和号召力大大降低。沈树人有翰林院修撰的名头，不傍白不傍。
就好比后世一个野路子网文作者，就算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有超强的政治哲学着作功底。但如果他写出来的书，有个社科院院士肯跟他联署，那网文作者绝对巴不得抱大腿。
“这事儿就依贤弟所言，愚兄求之不得。”顾炎武直接就应了。
“既如此，这几天我就让人分页雕出来。”沈树人说着，收集好稿子，立刻去找了个京城的刻书商，做雕版印刷。
明末的读书人，对于一辈子能雕一部自己的稿，还是很看重的，哪怕没东西出，出自己的诗集也好。
如果不考虑销量的话，刻书是很贵的，需要长时间雇佣工匠，薄薄的诗集都能要三五百两，靠卖书至少要卖出好几千册才能勉强摊销回本。
但对沈树人而言，这都不叫事，他为了加快进度，甚至特地同时请了一大堆工匠、每人只雕刻几页，以确保最快速度成书。
请大量临时工的成本，当然比请一两个长期工更贵。最后算下来，沈树人为了刻这部《日知史鉴》，一共花了一两千两银子。
好处则是短短十天之内，就把样刊印出来了，堪称砸钱买施工进度。
转眼就快到沈树人这个翰林修撰离任的日子，他把这部书的样稿往上一献，算是他当修撰这两个月的工作成果。
也学司马光写史鉴一样，“鉴”了一下历史上的民族大义之战、北伐成功率。
崇祯亲自过目了这部稿子，据说刚看的时候忍不住想拍桌子怒斥。但看到后来，发现确实是处心积虑为了鼓舞大明军民抗清的意志，其中稍有忤逆也就忍了。
皇帝都没说什么，其他几个跟沈树人不对付的翰林编修，也就暂时掀不起什么浪来。
魏藻德、高尔俨背地里痛批沈树人不知天高地厚，但骂完也就没下文了。
这部《日知史鉴》很快开始传播、扩散，大量朝臣和读书人听说是那位耿介敢谏的硬骨头翰林修撰所着，纷纷给个面子看一下。
沈树人收拾好行李，坐船南下。一路无话，走了半个多月，终于抵达合肥，拜会了上官史可法后，又入长江、逆流而上，到黄州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