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问题并不突出，黄峙博与黎平寇都支持牧浩洋提出的作战计划，即在完成空中打击之后，首先在越南中部地区开辟登陆场，切断越南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然后再由陆军发动地面进攻。
至于先南、还是先北，暂时没有做出决定。
也没有必要做出决定，杨禹方制订的空中打击方案至少要持续一个半月，说不定还要延长到三个月。登陆作战还需要大概一个月，因此最快要到两个半月之后、最迟则要到四个月之后才会发动大规模地面战争。
汇报完情况后，牧浩洋就动身返回榆林港。
真正的难题在政治上，即如何使战争红利最大化。
黎平寇来找黄峙博，就是希望得到总参谋长的支持，让他提出的“排他性经济政策”在高层会议上获得通过。准确的说，是由黄峙博以总参谋长的身份，从军事角度出发，说明该政策的重要性。
显然，黎平寇非常清楚这项政策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如果由他提出来，肯定会遭到易援朝的坚决反对。让黄峙博出面，而且是以军事需求为背景，易援朝至少不会直接反对。有了这个机会，黎平寇就能说明该政策的重要性。
黄峙博不是傻蛋，知道黎平寇拿他当枪使。
关键不是向易援朝叫板，而是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好处。
虽然从军事上看，“排他性经济政策”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能够让泰国选择立场，降低战争负担，但是没有这项政策，黄峙博也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而不是说一定需要经济政策才能取胜。
借这个机会，黄峙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取消二炮，把陆战队升级为独立兵种。
仅仅如此的话，根本不需要黎平寇参与。
黄峙博的意思是，陆战队不但要升级为独立兵种，而且除了名称上的区别之外，在其他方面要获得与三大军种同等的权力与地位，即陆战队司令也有资格出任总参谋长，而不是由三大军种司令轮流坐庄。
显然，黄峙博在为牧浩洋争取机会。
这样一来，二零五二年，也就是牧浩洋六十多岁的时候，就有机会出任总参谋长，不用担心遭到排挤。如果能够在二零四二年之前与空军达成协议，牧浩洋甚至有机会提前十年出任总参谋长。
黄峙博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黄峙博明确提到，只要黎平寇推行的“排他性经济政策”正式实施，国际秩序将重新洗牌，以大国为首的区域性经济体将全面取代现有的国际贸易，成为下一场世界大战的祸根。在面对世界大战威胁的时候，中国需要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而黄峙博看中的就是牧浩洋。
显然，经历了十多年的锤炼，黄峙博不仅仅是只懂军事的总参谋长了。
黎平寇也不是傻蛋，非常清楚黄峙博为什么要提到“世界大战”。
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国与美国缠而不斗，而且主要通过代言人战争进行对抗，关键不是没有打世界大战的能力，而是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双方都很难摆脱对对方的依赖。
美国需要中国的廉价商品，而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市场与高端技术。
可以说，这也正是中美冷战不同与美苏冷战的主要地方。
没有了经济层面上的往来，中美关系将难以修复，世界大战也就无法避免。随着技术进步，核武器的威胁逐渐降低，只要任何一方认为有能力应对对方的全面战略打击，世界大战就会爆发。
谁能准确预测会在什么时候取得技术上的决定性突破？
事实上，黄峙博与黎平寇都很清楚，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即将到来，因此世界大战将不再是遥远的事情。
黎平寇在这个时候提出“排他性经济政策”，显然有推波助澜的嫌疑。
从政治角度讲，黎平寇的所作所为，是在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服务，即中国需要一个以自己为核心，具有绝对领导地位的经济区，而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区，确保中国能够平稳渡过人口老龄化时期。
作为总理，这也是黎平寇首要考虑的问题。
根据官方做的统计，调整后的计划生育制度要到二零五零年才能发挥显著效果，中国的人口数量将在二零三五年左右达到巅峰，也就是大概十七亿左右，随后会经历一段为期十五年左右的急剧下降期。到二零五零年左右，人口总量将稳定在十三亿左右。在随后的二十年之内将以较为缓慢的速度降低。预计到二零七零年，将减少到十亿以内。如果在二零五零年取消计划生育，则有望在二零七零年恢复正增长，保持一个较为合理的自然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时期就此结束。
当然，这是以二零三零年的生产力为准。
如果在未来二十年之内，中国的生产效率稳步提高，那么在二零五零年左右，人口老龄化时期就将结束。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即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不是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所占比例，而是社会总产出值与总消耗值的比例。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出值低于总消耗值的时候，就无法完成基本积累，也就进入了老龄化时期。
如此一来，社会生产效率成为关键因素。
社会生产效率越高，意味着在同等劳动力的情况下，总产出值越高，也就能够提供更多的总消耗值，能够赡养更多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比如，日本在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百分之十七的时候，才进入老龄化时期，而中国在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百分之十一的时候就已进入老龄化时期。作为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这个比例要达到百分之二十一才进入老龄化时期。
对中国政府来说，首要任务就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虽然提高生产效率的第一因素是科技，但是在国家竞争中，科技只是次要因素，控制资源与市场，才是主要因素。比如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前，中国的钢铁企业的生产效率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但是没有资源的定价权，利润率非常低，大部分利润被垄断了铁矿石的西方企业篡取。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利用朝鲜的几座超级矿山，中国企业夺回了铁矿石的定价权，利润率大大提高，意味着能够在同等投入的情况，获得更多的汇报，等同于提高了总投资汇报率。
在贸易中，这等同于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
显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很难获得好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早在二零二四年，中国就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德国的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但是到二零二九年，中国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仍然远远低于日本，甚至低于韩国。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出台了很多针对中国企业的“排他性政策”，限制了中国车企在美国的扩张。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无一例外的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即中国要想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就得建立新的贸易规则，并且成为规则制订者，不然就只能听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摆布。
黎平寇提出的“排他性经济政策”，以及建立地区性经济共同体，正是针对这个问题。
从地缘政治出发，东南亚无疑是中国的首选目标。
东南亚的十一个国家，总共有六亿人口，国土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公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说，既是资源产地，也是消费市场。如果与中国构建经济共同体，必然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东南亚国家、以及六亿东南亚人也能从中获得非常明显的好处，比如中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以及借此机会进军中国市场，获得更加光明的前景。
更重要的是，绝非只有中国在搞地区性贸易。
欧盟早就盯上了北非与近东，俄罗斯则致力于前苏联地区，美国在加紧建立覆盖整个拉美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连日本都在跟印度进行广泛合作，而中东地区的伊朗、非洲的南非与澳大利亚都在寻求建立类似的自由贸易区。
全球经济向区域化方向发展，已经不可避免。
在这条新的跑道上，中国只有把握住机会，才有可能获得发展机会。
可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不是政治家改变历史，而是历史塑造政治家。
只是，作为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有足够长远的目光。
黎平寇是自傅秀波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家，自然明白区域性经济的最终结局，也就无法回避黄峙博提出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答应黄峙博的要求，黎平寇才能得到军方的全力支持。
要知道，黄峙博将在国家领导人换届之后才会退役，因此在下一任国家元首的问题上有足够大的发言权。
如此一来，黎平寇等于与黄峙博结成了政治同盟。
也许，这不算坏事。
与越南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过几年，新的挑战就会出现，而中国需要一位具有超凡胆识与谋略的领袖。
谁能在二零三二年出任国家元首，将决定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