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八日，大陆战场传来坏消息，西方集团军群向伏尔加格勒西面的战役迂回被美俄联军挫败，在齐姆良水库附近停了下来。在四月七日的激战中，两个集团军伤亡官兵超过两万人，却没能突破美俄联军的防线。受后勤保障影响，魏成龙已经在四月八日中午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当天晚上，牧浩洋就被黄瀚林叫了过去。
毫无疑问，黄瀚林已经对在四月份内攻占伏尔加格勒不抱希望了，因此希望牧浩洋能够有所作为。
牧浩洋别无选择，他不可能拒绝元首的重托。
返回战争部后，牧浩洋就通过视频电话，跟龚继飞、佟少云、庞跃龙、司马文正等将领商讨了情况。
虽然庞跃龙仍然反对攻打瓜达尔卡纳尔岛，但是他也承认，这次没有回旋余地了。
当时，较为乐观的只有司马文正。
按照他的分析，在战术采用得当的情况下，能够把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官兵伤亡人数控制在两万以内。有趣的是，两位舰队司令官都不大乐观，而且佟少云最不乐观，估计要为这座岛屿牺牲八万名官兵。
事后证明，佟少云的估计非常准确。
商量完后，牧浩洋就签署了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作战动员命令，把登陆的发起时间订在了四月十日。
事实上，当时牧浩洋完全可以把登陆时间推迟到四月底。
主要就是，黄瀚林没有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只是让他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发动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进攻。
从政治上看，把攻打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时间安排在四月底更合适。
要知道，到时候中国陆军要是没能攻占伏尔加格勒，正好需要一个重大事件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而攻打瓜达尔卡纳尔岛显然具有这样的作用，还能让盟国相信，中国有能力维持战略进攻态势。
只是，三个因素，让牧浩洋把进攻时间订在了四月十日。
第一个因素，就是司马文正的提议。不管怎么说，司马文正是前线陆战队司令，更加了解前线的情况。按照他的说法，陆战队官兵的士气非常高昂，而且求战心切，都急切的盼望着攻打瓜达尔卡纳尔岛。士气可鼓不可泄，因此早打比晚打好。第二个因素，来自李明阳提供的情报，即美国海军很有可能在五月底发动战略进攻，如果拖到四月底才攻打瓜达尔卡纳尔岛，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防御部署工作，也就无法让舰队在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全力应对新的挑战。第三个因素，来自大陆战场上的魏成龙，即按照魏成龙的提议，陆战队越早攻打瓜达尔卡纳尔岛，越能替陆军分担压力，比如迫使美军把部队派往西南太平洋，减少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
事实上，只需要其中的一个因素，牧浩洋就能做出决定。
所幸的是，陆战队的准备工作早就就绪。在登陆旺乌努岛之后，陆战队就在为攻打瓜达尔卡纳尔岛做准备。到了二零五四年，随着逐步攻占周围的岛屿，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更是成为陆战队留在所罗门群岛的唯一原因。因为霍尼亚拉有较为齐全的基础设施，此外陆战队航空兵部署了足够多的战术运输机，所以就算只有两支登陆舰队留在所罗门群岛，登陆战役仍然随时可以开始。
四月十日，战场天气不太理想，登陆行动顺延二十四小时。
随着暴风雨过去，四月十一日，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作战行动正式开始。
率先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是陆战队的空中突击部队，目标是霍尼亚拉，以控制港口为首要任务。
战斗打得很轻松，藏在地下工事里的美军进行了反击，只是很快就被击溃了。
当天，陆战队就控制了霍尼亚拉港，只是直到一周之后，这座饱受炮火摧残的港口才恢复运作。
整个登陆行动中，陆战队没有动用大型登陆舰艇。
按照司马文正制订的登陆计划，将首先用机降的方式，把部队送到目的地，控制了地表阵地之后，再运送支援炮兵与工程兵。每一块阵地上，陆战队都要开辟出一座拥有一千米跑道的野战机场。这样一来，大型电动运输机就能降落，并且在空载的情况下起飞，以便向岛上运送重型作战装备。
当时，陆战队首先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
三天之后，也就是四月十四日，第一座野战机场就投入使用。
虽然分配给陆战队的dy-1型大型电动运输机并不多，只有一百多架，但是这些大型电动运输机都是从旺乌努岛与新乔治亚岛起飞的，飞行四百公里左右就能到达目的地，往返飞行一趟、算上装卸货物的时间要不了两个小时，一架大型电动运输机在除了日常维护之后一天能飞行八个架次，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运送近两千吨货物，而一百架大型电动运输机就能在一天之内运送二十万吨货物。
当然，在登陆初期，达不到如此大的运送规模，主要是野战机场太少。
一座只有一千米跑道的野战机场，一天最多能支持一百架次大型电动运输机起降，因此至少需要开辟八座野战机场，才能把一百架大型电动运输机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而司马文正规划的就是八处相互独立的防御阵地。
所幸的是，美军完全没有料到，中国陆战队会完全从空中进入，更没料到，中国军队会放弃地面交通。
结果就是，直到四月十八日，美军才组织发动了第一场大规模反击。
可惜的是，此时陆战队已经建起了八处防御阵地，建好了八座野战机场，还开辟了大量供战术运输机起降的场地。
更重要的是，陆战队在这一天让霍尼亚拉港投入使用。
虽然大型电动运输机能够运送几乎所有主战装备与作战物资，而且效率并不低，但是与海运相比，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为了巩固八处防御阵地，需要数百万吨工程物资，而运送这些物资的最佳手段就是海运。按照司马文正的部署，工程物资首先送到霍尼亚拉，再由战术运输机送往前线。
要知道，当时陆战队的战术运输机比大型电动运输机多得多，仅用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术运输机就达到了一千四百架。虽然战术运输机的载重量比大型电动运输机低得多，但是贵在数量众多，而且运输航程更短，从霍尼亚拉到其他七处防御阵地，最近的只有大约五公里，最远的也不到二十公里，毕竟瓜达尔卡纳尔岛就这么大个地方。如此一来，一架载重能力为三十吨的战术运输机一天能飞三十到四十个架次，运送一千吨货物，相当于大型电动运输机的百分之五十。
更重要的是，战术运输机具备短距离起飞与垂直降落的能力，对场地要求不是很高。
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举。
这场战役，是中国地面部队第一次在战术层面上，完全依靠空运，彻底摆脱地面运输的第一场战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检验了新式地面战术。
要知道，不管是牧浩洋、还是戚凯威，都把空运取代地面运输，看成是实现新式地面战术的基础。
虽然战术层面的空运比较容易实现，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上就开始在战术层面上以空运取代地面运输，但是在一场双方投入数十万人的大型战役中，完全由空运担纲，这还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空运行动，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比如为今后更大规模的战略空运打下理论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正是随后中国军队攻打澳大利亚的翻版，或者说这场战役，证明了空运能够取代其他运输手段，为前线部队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所需要做的只是解决战术与战略的衔接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这场战役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要知道，为了满足运输量，陆战队拿战略运输机执行战术空运任务。虽然存在客观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战术运输机的数量有限，以及战术运输机无法运载重型装备，但是这种错误的使用方式，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型电动运输机在前线野战机场上起降的时候，很容易遭到攻击，也很容易被轻型防空武器，比如高射炮击落，给陆战队增添了很多麻烦。
当时，陆战队在防御阵地之外的所有作战任务，都与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有关。
在整个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陆战队损失了一百四十九架dy-1、六十架dy-2与四百六十八架战术运输机，有将近五千名机组乘员被击落，其中一千多人阵亡，两千多人被陆战队救了回来，还有近千人失踪或被俘。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空运能力下降，前线作战部队的补给工作受到威胁。
如果司马文正能够用正确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场战役就能按计划完成。
可惜的是，谁也没有打这种仗的经验，所以司马文正不可避免的犯了错误，也就不可避免的把这场战役打成了真正的消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