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零五三年中期的形势来看，牧浩洋与戚凯威都有点好高骛远。
虽然进入五月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都已参战，而且都成了中国的盟国，只剩下土库曼斯坦还保持中立，主要是美俄联军在五月初屯兵土伊边境，使得土库曼斯坦当局不敢轻易变卦。
当然，这也与中国军队有关。
原因很简单，当时进驻中亚的中国军队，中国也就只有五个集团军，只有一个集团军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其余四个集团军都在哈萨克斯坦，因此在土库曼斯坦方向上，中国的军事实力非常有限，根本无法为土库曼斯坦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也就没能说服土库曼斯坦。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军队在大陆战场上的战略扩张已成强弩之末。
当时，连戚凯威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即在军队规模仍然较为有限的情况下，扩张的风险急剧增加，必须放慢脚步。
事实上，到二零五三年五月，中国陆军的总兵力已经超过了三百万。
问题是，中国陆军的战线也比五个月前扩大了两倍以上。更重要的是，征召了三百万军人不等于获得了三百万能够作战的战士。原因很简单，武器装备的产量跟不上，很多部队都没获得必要的主战装备。
当时，中国陆军中，总共只有十八个集团军获得了主战装备。
在这十八个集团军中，只有十二个集团军装备了地面战平台，另外六个集团军的主战装备都不够先进。
更重要的是，这十八个集团军都已派上战场。
在大陆战场上，已经投入了十二个集团军、中东战场上有四个集团军、伊朗战场上还有两个集团军。
也就是说，中国陆军实际上没有多余的作战部队可用。
虽然地面战平台的生产速度已经加快，但是要到二零五三年七月份，才能达到国务院制订的战时生产标准。如此一来，要到年底的时候，才能武装六个集团军，即每个月武装一个集团军。
显然，在年底之前，陆军得停止前进的步伐。
事实上，这也证明牧浩洋的战略设想不够现实，即到年底的时候，就算陆军不再发动战略进攻，也只有六个集团军可供调动，而攻打澳大利亚至少需要五十万作战部队，也就是大约十个集团军。也就是说，要到二零五四年四月份，才能凑齐十个集团军。问题是，到了四月份，已经是‘春’天了，戚凯威不可能放弃在二零五四年击败俄罗斯的想法，也就不会同意在澳大利亚用兵。
当时，牧浩洋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虽然戚凯威在五月份的时候，向黄瀚林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只要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与保障，陆军能在二零五四年攻占莫斯科，牧浩洋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牧浩洋并不相信，陆军能在二零五四年彻底打垮俄罗斯，因为俄军很有可能放弃莫斯科，退守圣彼得堡，从而使陆军继续在大陆战场上增兵。
按照牧浩洋的估计，陆军大概要到二零五五年夏天，才能彻底击败俄罗斯。
到时候，用在大陆战场上的地面兵力肯定会超过两百万，而陆军在二零五五年夏天之前的作战兵力也就只有两百万左右，也就是大约四十个集团军。也就是说，如果其他战场上的战斗没有结束，陆军将出现兵力紧缺。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陆军根本不可能在西南太平洋还是提供帮助。
对牧浩洋来说，也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陆战队身上了。
问题是，到二零五三年五月，只有四个陆战师获得了地面战平台，兵力在八万左右，相当于两个陆军集团军。更重要的是，新生产的地面战平台主要提供给陆军，陆战队获得的只有陆军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即便到了二零五四年底，陆战队的作战部队规模也不会超过五十万。
即便能在二零五四年凑齐五十万陆战队，也不见得能够打下澳大利亚。
要知道，牧浩洋做出的评估是以二零五三年底的情况为准，而到了二零五四年底，美军在澳大利亚的部署肯定会大幅度增强，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在二零五四年的海战中，中国海军依然能够保持优势。
别的不说，二零五四年，美军将有六艘航母服役，而中国海军的第三批“泰山”级要到二零五五年才能服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爆发战果悬殊的海战，到二零五四年底，美国海军将重新夺回兵力优势。
面对这一境况，牧浩洋感到非常无奈。
可以说，他不得不放弃进军澳大利亚，或者说是从东南亚进军澳大利亚的想法，只能再次把重点放在海战上，即从西南太平洋向南推进，首先夺取所罗‘门’群岛，进入珊瑚海，再进军澳大利亚。
这条战略进攻线路，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好处：需要的地面部队更少。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地面部队不够。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运输能力欠缺。
事实上，地面兵力与战略投送能力是‘交’战双方都得面对的难题，而且是在战略层面上制约双方的主要因素。
相对而言，这两个问题对处于战略进攻的一方的影响更大。
比如，在战争爆发后，美军就受地面部队不足、以及战略运输能力不足影响，在多个战场上错失了扩大战略进攻的机会，最终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只能转为进行战略防御，以减轻战线上的压力。
现在，这两个问题落到了中国军队身上。
回头来看中国在中亚的行动，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行动，就能发现，中国军队的所有行动都与运输能力有关。说得明白一些，哈萨克斯坦的最大价值，就是其铁路运输系统为中国军队提供的帮助。
问题是，中国陆军正处于转型阶段。
从战术上讲，中国陆军的进攻行动不再围绕着地面‘交’通线进行，而是把空运当成了主要的运输手段。
也就是说，战略空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陆军转型的重点。从价值上讲，这彻底颠覆了地面战争的面貌，也彻底改变了陆军的战术体系。
牧浩洋与戚凯威都知道这次变革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都在努力推进变革，而没有因为战场形势需要放弃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陆军能以多快的速度在战场上推进，主要就由空运力量决定。
问题是，在战争爆发初期，中国的战略空运力量还处于起步阶段，也就是还不具备支援陆军发动战略进攻的能力。
即便到二零五三年底，大型电动运输机的总装备量也只有一千架左右。
如果以支持十个集团军在前线作战，而且空运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运输量，至少需要两千架运载能力为二百四十吨的大型电动运输机，或者是一千六百架运载能力为三百六十吨的大型电动运输机。
这下，问题出来了。
新式大型电动运输机要到二零五三年底才能投产，几家主要的飞机制造厂都在转产，即准备生产新式大型电动运输机，并没有积极提高DY-1型电动运输机的产量，或者说没有全力提高产量。
如此一来，最快要到二零五四年底，DY-1型与DY-2型的总量才有望突破两千架。
也就是说，要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国的战略空运力量，才能支持陆军在某个战略方向上投入十个集团军。
当然，这是十分保守的估计，或者说是以第一阶段战争动员为准做出的评估。
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完成了三个阶段的战争动员，国家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各类武器装备与战争物资的生产效率达到了设计值的百分之百，相对于在第一阶段战争动员的基础之上提高了一倍。结果是，到二零五四年，中国空军获得了三千架DY-1与两千架DY-2，战略空运能力比预计的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事实上，陆军的动员速度也大大超过了预期。
到二零五四年底，陆军的作战部队将超过三百五十万，比之前估计的两百万多出了百分之七十五。
至于陆战队，到二零五四年底，作战部队也超过了四十个师，大约八十万官兵。
也就是说，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国军队有足够的能力在两条主战战线上发动进攻，而不会存在兵力与运力不足的问题。
到时候，真正拖后‘腿’的不是地面部队，而是舰队。
要知道，地面战平台与大型电动运输机的生产效率能够迅速提高，可是战舰、特别是大型战舰的建造速度却很难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海军不可能像空军与陆军那样，在战时出现爆发式增长。说得准确一点，海军的爆发式增长有一个延迟期，一般在两到三年左右，即在战争爆发后两到三年，海军的增长速度才会大幅度提高。在此之间，海军实力很难得到实质‘性’增长。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要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大规模舰队的必要‘性’。
美国人很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做了充足准备。
可惜的是，中国海军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中国海军因为没有打世界大战的经验而没有意识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