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大学参军的共青团员林学甫勇敢地站出来号召难友们回国，竟被叛徒剖腹挖心，壮烈牺牲。黄埔军校第22期起义士官生阳文华，因坚决拒绝去台湾，遭毒打致死。为激励难友们回国的斗志，71战俘营升起了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镇压，三名难友受重伤。随后，在韩国釜山的志愿军战俘们，以绝食和升起五星红旗来抗拒美方的非法甄别，竟遭到美方的断药、断粮和断水的惩罚，战俘们宁死不屈，最后，美军士兵竟用坦克冲进营场，开枪屠杀。
最终，在那场血腥的甄别中，志愿军被俘人员有14000人未能表达回国的愿望，他们在特务叛徒们的匕首胁迫下被裹胁进“自愿进台湾”的营场中。
从各战俘营拚死冲出来的六千多名志愿军被俘人员被集中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战俘们将它取名为“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国支队”。战俘们重新按照部队建制组织了这个回国支队。教导员孙振冠被推选为支队长。战俘支队还秘密成立了取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从此，这些被美方称之为“死硬共产主义分子”的六千名中华儿女，重新形成了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在“共团会”的领导下，在朝鲜人民军战友的配合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对那14000余名难友重新在没有任何威胁的条件下进行甄别。美军方对此不予理睬。为了加强战俘营内的统一斗争，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地下党和中国共产党战俘营地下党通过岛上的战俘医院渠道，建立起“巨济岛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在“总委会”领导下，岛上朝中坚持回国的近十万战俘，开展了大规模揭露美国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罪行的斗争。迫使美国战俘营总管杜德以书面形式公开承认了对战俘进行血腥甄别的真相。恼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对战俘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他们血洗了76战俘营，并将全体战俘代表判为战犯，投入岛上的最高监狱。
“杜德事件”之后，美方将中国战俘发配到遥远的济州岛上。孙振冠则被关进巨济岛上的“战犯集中营”，长期隔离监禁。
六千多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到了济州岛后，美方更加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手段，来瓦解、摧毁战俘的意志，继续阻挠战俘回国。他们首先将战俘们分别关押在十个拘留营里，又不断派一些变节者前来指认“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人，将其隔离关押进离营地很远的小监狱里，还不断用高音喇叭向战俘喊话：
“你们何必跟着那些共产党头头走？你们回国后再也不会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只会被当成叛徒，挨整，挨斗，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更严重的是美方新任战俘营总管、刽子手波特纳，常在战俘们外出服劳役时，指使其看管士兵无理挑衅，一旦有所反抗，便立即予以惩罚，甚至开枪。最令战俘们气愤的是，美方的停战谈判代表继续在板门店造谣，说大多数中国战俘不愿回国。六千多名难友决心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斗争，表达誓死回国的决心。
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三周年国庆节来到了。六千多名志愿军被俘指战员怀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和对敌人的极大义愤，升起了10面五星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太平洋上的狂风，傲然飘扬在铁丝网上空，向世人述说着志愿军战俘对自己祖国的向往和忠城。敌人惶恐了，开来了11辆坦克和两个营的士兵。当荷枪实弹、带着火焰喷射器的美军士兵强行进入首先升旗的7号营场去夺取国旗时，遇到了护旗敢死队员们的顽强抵抗。赤手空拳的难友们和敌兵展开了肉搏，敌兵悍然开枪，敢死队员们肩并肩围着旗杆，以血肉之躯，阻挡着夺旗的敌人。一批又一批队员倒在血泊里，最后一名敢死队员降下红旗，裹在身上，点燃，与国旗同归於尽。在那场气壮山河的升旗、护旗斗争中，65位烈士和109名重伤战友，以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实现了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来得及完成的誓言。
参与了护旗的程济生腹部受了重伤，他与六千多名战俘一起回国后，被统一安置在辽宁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伤是慢慢治好了，身体也在恢复之中，然而当时的政治空气，令人压抑和无奈。诚然，与敌人打仗，战死是最光荣的，尽管成了烈士，但牺牲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值得，也受人尊敬；被敌人抓住当了俘虏，居然还要活着回来，那就是最可耻的事。在那些管理处的管理人员看来，被俘无异于变节投降。
在问询的时候，战俘们都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对照自己，交待错误。为什么不去死，不与敌人同归于尽。180师宣教干事张城垣的处理意见上写着，“受敌严刑拷打较多，是否有失节行为，要在今后的长期工作中考察”。他当然不服，跑去找归管处的领导，领导严厉地说：
“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你还有功啦？”
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在复员转业后，档案袋里都加上了“特嫌”、“控制使用”等字样，而济生的档案里，不但写有“特嫌”，竟然还写有：参加过国民党，身上有反动刺字，身份不明，建议控制使用。
于是，一个战俘身份，竟然成了六千多名志愿军战士几十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如生活在地狱里，没有光明，没有希望，有的只是毒蛇噬咬般的漫漫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