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郑家人使用过第一轮烟雾弹后，穿越以来一直神经紧绷的沈树人，总算可以稍微松懈几天，调整一下状态。
每天跟新结交的张煌言、顾炎武参加一些堂会、文会，进一步适应明末的社会生活，磨合一下言行举止。
闲下来的时候，就翻翻《大明律》，慢慢琢磨完善他的“学薛蟠那样假装犯事借故去南京”计划。
反正这些事情急也没用，沈树人已经想明白了，事情要分两手做：
一方面他要筹划好自己如何犯事、后续如何走司法程序。
另一方面他要静待郑家被挤兑中计后、先把郑森送来苏州，造成一定的既定事实。
如果后一方面还没影儿，前一方面就推进得太快，反而有可能引起对方警觉从而坏事。
所以，沈树人估计自己有半个月的时间，来慢慢琢磨谋划。
当然，这个过程中，他也不能完全放任事情自然发展，所以骗完郑家人后的第二天，他就跟父亲沈廷扬商量了一下，让父亲赶快回复一封密信给兵部尚书杨阁老，汇报一下眼下的项目进度——
那种需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能见成果的项目，中间定期向领导汇报，是很重要的。
可以强调任务遇到的新突发情况、新困难，并且表明自己已经想到办法解决这些困难。
人在职场，不仅要会做事，还得会来事。抓住一切机会在领导面前表现、多汇报几次PPT总没错。
不过，沈树人的这种风格，一开始着实让沈廷扬有些不适应。
沈廷扬这人官场觉悟其实不高，只是擅长做生意、擅长管理财务账目，属于这个时代偏理工科的人才，说白了就是数学好。
尤其沈家有几百万两的家产，沈廷扬这种人做官多年，始终不在乎巴结上官，反正不巴结日子也过得很好了，又不指望靠升官来贪污。
明朝的人工作节奏普遍也慢，通讯也不方便，“事中汇报”的习惯确实没形成。所以沈树人这种21世纪职场卷出来的汇报狂，看起来就很显眼了。
沈树人反复劝说，跟父亲强调：
“杨阁老交办的这事儿，本来这个月就该有眉目的，现在至少又往后多拖了一个月，而且父亲还给国子监回复了一封帮我请病假的信。
这要是不跟杨阁老透个底让他安心，恐怕等不到这事儿办完，杨阁老就已经开始记恨我们了。
而且，我们自己送信主动汇报，还可以把郑家人描述得更加奸诈警觉一些，就说他们消息非常灵通，杨阁老的秘信刚送到我们沈家后不久、郑家就上门阻挠了。
如此，这事儿暂时没办成，罪责也可以往郑家的刁钻上推几分，而我们只是出于谨慎谋国，没敢妄动，但已经想尽办法在促成。”
如此苦口婆心，沈廷扬思量之后，觉得确实有理，就仔细斟酌写了一封密信，等个合适的时机，让绝对保密的心腹送去——
当然，这次用的是沈家自己的船和人送信，神不知鬼不觉，郑家压根儿不知道沈家跟杨嗣昌有联络。
送信的过程，也是颇为周折，最后一直拖到六月初才到杨嗣昌手上。
这主要是因为杨嗣昌如今的住所也是飘忽不定。五月初时杨嗣昌还在京城，受命督师六省后就南下了。
原本杨嗣昌定下的驻地应该是在武昌或者襄阳，主要围堵张献忠或罗汝才。但他南下途中，就发生了好几次贼情糜烂扩大的状况，逼得杨嗣昌不得不一路走一路安排堵漏。
最新的贼情蔓延，往东已经到了淮南的大别山区，主要是马守应等人为首的“革左五营”。如果放着不管，就有可能一路蔓延到合肥，威胁到南京的江北地区周边。
所以杨嗣昌在半路上紧急调整了行程，先在合肥驻扎一段时间，督促驻守合肥的史可法堵住流贼的继续东扩，等稍稍稳住局势后，再去武昌和左良玉会合。
好在沈廷扬派去的信使也比较机灵，半路上一路打探消息，才没有错过杨嗣昌的驻地，把信送到了合肥。
杨嗣昌百忙之中，对之前交办的那些小事，其实都有些遗忘了。
如今看到沈廷扬的回信，里面强调了自己无论如何一定完成杨阁老的使命、还说了郑家有多么完善的情报网、消息多么灵通，得到熊文灿下狱讯息的时间，竟然不比杨阁老您晚多少……
看完之后，沈廷扬好歹也在杨嗣昌心中留下了一个“勤勉”的影响，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个任务确实有难度，要是后续能做好，一定得好好嘉奖。
……
话分两头，
随着时间进入六月初，苏州这边，距离沈树人最初穿越也有十来天了。
十天《大明律》研究下来，他也总算把“如何犯一个需要被提到南京复核的案子”的计划，初步想出来了。
不得不说，沈树人的思路，最终还是被《红楼梦》的路径依赖所吸引。他想到的办法，也跟薛蟠“跟冯渊争买香菱、打死人命”比较相似。
但具体细节和违法性设计上，还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沈树人毕竟有后世的法律思维，他对“物权和债权”的差异认识度，绝对比任何一个明朝人都深刻。
所以，他一开始就想设计一个“先买的人没有登记或者交付，只有契约，而他作为后买的人，有登记和交付，有官府登记过的公信力证据”，
这样一旦先买的人上门争夺，那就是“抢夺奴婢”，或者“私闯民宅”，如果对方主动挑起冲突，就算反击打死了也不犯法。
而且，沈树人还详细查阅了《大明律》，还真就找到了一些可以加以利用的边缘条款。
这事儿用法言法语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是用人话翻译一下、举个例子，就很容易让人听懂了。
比如，就拿《红楼梦》上薛蟠打死冯渊的案子来说，曹雪芹原本写这个案子，是想抨击“封建豪强恶霸有多嚣张”，
但显然曹雪芹只是个文学家，同时也是法盲。这个案子只要稍微调整一些细节，薛蟠就可以无罪了。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物权法》，但物权高于债权的朴素思想还是有的。
冯渊买香菱、买了之后“要三日之后再来迎娶”，也就是说他买了人之后没有“交付动产”这个动作，没有事实上占有香菱。所以他对香菱的权益，还是一个“债权”，是一个相对的契约权。
薛蟠虽然是后买的，但他买的时候看到的香菱，还是一个没有被“占有”的状态，他就属于法律上的“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
而薛蟠并没有想娶香菱，他多半也不会有“三日后再来隆重迎娶”的仪式。以薛蟠这种呆霸王不重视侍女的脾气，多半是交了钱就要提人。
当然，《红楼梦》里没说薛蟠付了钱后就提人。但如果薛蟠提了人，那香菱这个“动产”的交易就被他“交付”了，“事实占有”了，“债权”就成功转化成了“物权”，
而物权是高于债权的，冯渊再拿着契约要到薛家上门要人，如果起了武力冲突，薛蟠就可以凭对方“私闯民宅、夺人奴婢”正当防卫。
这个法律逻辑，跟“一房二卖”类案子中，先买的人只签了合同却没过户房产证、后买的人过户了房产证、打官司到法院，法院就会把房子判给后买并办了房产证的人，是一个逻辑。
不动产物权看登记，动产物权看交付，没有登记和交付这个动作，债权就只是债权，是低一等的相对权。
有了交付或者登记这个动作，才上升到更尊贵的物权、绝对权。
明朝没有《物权法》，但明朝也是有人身和地产交易的登记/公证制度的，一般卖人卖房，都要地方上的里长乡贤、叫上左邻右舍一起为见证，登记明白、公示乡里。
《大明律.户律》还规定了典买田宅一定要公证缴纳契税，如果没有契税的要鞭笞四十。
而后来的买家如果公证缴纳了契税，那就当然保护后来手续全面的买主。先买而没公证没交契税的但凡上门争夺，就是私闯民宅了。
所以，沈树人如果设计一个案子，在苏州地界找一个“别人偷偷买了的女人或者产业，但还没来得及办理登记”，然后他也去买，打个时间差抢先做个公证登记，他就可以截胡成功。
如果对方再跟冯渊一样上门抢夺，他就可以正当防卫个痛快。
不过，思路虽然有了，如何具体实施、如何寻找目标，沈树人还是有些犹豫的。这才导致他从五月底一直拖到六月初，放弃了好几个潜在目标，迟迟不能出手。
毕竟他是21世纪来的人，是有道德底线的，不想对付那些苦哈哈的法盲。
如果一个买女人买产业的人，仅仅是因为不懂法律、没有及时登记，就设计引诱激怒对方、再反杀，沈树人在道德上也有些受不了。
他还是想找个行侠仗义的机会，最好被他反杀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欺男霸女的恶霸，他再去以毒攻毒、以阴制阴，那就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了。
而且，如果对方不够恶霸的话，被截胡了之后很有可能直接选择认怂，都不会上门争斗，那沈树人还正当防卫个毛线？
你首先得做好情报调研，确保被你招惹的人是个一点就爆的炮仗，不能是胆小怕事之辈。
所以，沈树人才暂时放缓了节奏，不到最后关头，他宁可再等等，多找找看值得他惩戒的目标。
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沈树人数次失败、放手、转变目标，但这些失败尝试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果，至少让沈树人又总结出了几条选取目标的指标。
“看来，要选择那些至少涉及成千上万两银子的大额交易标的来截胡，同时这个交易标的价值还得是之前被严重低估了的、截胡之后有很大的溢价空间。
如此一来，被我截胡的人才有比较高的概率是有实力、不怕事的恶霸。同时也有足够强力的动机，来把被截胡的标的抢回去。
要是跟薛蟠买香菱的案子那样，花五两银子就能买到的丫头，那原买主可不就得是冯渊那种苦哈哈胆小怕事的小乡绅了？这种人一来杀他太无辜，二来多半也没胆子反抗。”
总结出这条宝贵经验后，下一步的问题，就成了：如何在苏州府地界，短期内就找一个涉及成千上万两的“不规范交易”来截胡呢？
涉及到这种金额，如果是买庄园田产，那多半能有良田、桑园数百亩以上，或者是有配套的绣纺、织纺等工场一并转让。这样的大交易，每年都不多见的，短时间内要找到，很不容易。
如果不是买庄园田产，而是买女人，那几千两银子基本上都是花魁赎身级别的交易了。要找到这样的女人刚好被赎身能打时间差、还有人争风吃醋，似乎也不容易。
偏偏沈树人打听这些消息时，还得拐弯抹角地打听，哪怕是动用父亲的势力和资源，他也不敢明说自己到底要找什么。毕竟这种卑鄙的手段不好彻头彻尾说出来。
……
时间转眼来到六月初五。
这天按说又是轮到沈树人包场堂会请客，请张煌言、顾炎武等人文会切磋、讨论时政的日子。
沈树人知道憋在家里也无助于谋划，《大明律》上相关的篇目他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一大早就存着心事前去赴约。
没想到，堂会上表哥和顾炎武的几句随口起哄，倒是启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