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谈判二三事
2011年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10年来，中国的变化和进步是巨大的。2001年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为5098亿美元，2011年达到3.5万亿美元。10年间，我国进出口年均增长21.6%。我国对外贸易在2001年位居全球第六，到2010年上升到第二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为1.32万亿美元，2011年为7.32万亿美元。10年的大变化、大发展，推动我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10年的大变化，出乎我们自己的预料，更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
我于1996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以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中国代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是代表团的一项重要工作，代表团专门有一个处和一名专职副代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有幸目睹了谈判的复杂与艰难。回首中国入世以来的变化，我以为可以从中获取重要的启示。
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
记得1996年初，我到日内瓦上任后不久，与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先生有一次较长的交谈。鲁杰罗曾经担任意大利的商业部长。鲁杰罗当时非常希望在他任内解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极为重要。他对我说，他本人从事经济工作30多年，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就是经济、科技的发展有一股世界性的潮流，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融入了这个潮流，就会大步前进；脱离了这个潮流，那就会大大落后。鲁杰罗讲这番话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我对他这番话思索良久，觉得很有道理。中国曾经是在世界上领先了上千年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落后了？因为我们脱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这个不怪天，不怪地，怪我们自己。苏联为什么垮台了？从本质上也是这个原因。
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各国、各主要文明，都对这股潮流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当然，不同时期各国的贡献大小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过去几百年就没有多少贡献。这股潮流就像历史的列车一样，你融入了这股潮流，就登上了这班列车，不断进步。如果你误了这班车，后果是非常悲惨的。中国过去100多年受到了欺凌、压迫，就是因为我们误了这班车，脱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中国30多年大发展、大进步，就是因为我们上了这班车，融入了世界潮流。
克服旧思想的羁绊，大胆拥抱、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合法权利。这是联大做出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根据联大的决议，关贸总协定于1971年底举行大会，做出了驱逐台湾当局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合法权利的决定。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注意到关
贸总协定的这一决定，认为是件好事，并责成当时的主管部门进行研究。1971年，中国人正在搞“**”，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受到严重冲击。有关部门经过研究，提出的意见是：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国家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我们不应参加。对于关贸总协定大会的决定可不予置理，等对方找上门时再说。
我在日内瓦工作期间，主管谈判的同志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叫关贸总协定）的一个大好时机被我们自己错过了。当时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很简单，只需要我们当时的外长给关贸总协定总干事去一封信，表示中国愿意参加关贸总协定就可以了。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是客观现实。意识形态对国家的行为有影响，然而千万不能僵化。人类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思想僵化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中世纪的欧洲是这样，“**”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期间，极“左”思潮把僵化的意识形态推到极致，鼓吹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十分可笑的。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大发展，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时在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所谓姓“资”姓“社”之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多少年来就是被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框框束缚住了，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这个框框被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打破了，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要开放、要前进，就必须不断克服封闭、保守的惯性
1986年时任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代表钱嘉东，致函时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先生，正式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之后，中国就开始了艰难的申请加入的谈判。中国申请加入的谈判历时15年，是迄今为止关贸总协定以及世贸组织历史上最长的谈判。
我们申请加入的谈判为什么那么长？跟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谈都很困难。然而，了解谈判内情的人都清楚，最困难的不是跟外国人谈，而是中国人内部谈。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都要千方百计地保护本部门的利益。维护本部门的利益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有些部门为了保护本部门的利益，不惜夸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带来的危险。他们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一些产业就会被进口的产品冲垮，造成不知多少人下岗、失业，中国经济就可能崩溃，中国政府就会垮台。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振振有词，
好像非常爱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各行各业，包括那些声称行将垮台的行业，不仅没有垮台，而且迎来了大发展。为什么当时有些人要如此危言耸听？我想，这种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这是封闭、保守的惯性的表现。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自明成祖之后就开始封闭。郑和下西洋，就是在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换句话说，中国封闭了500多年，我们对此绝不可低估。这种惯性是相当顽强的，一有机会就会露头，来干扰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克服了封闭、保守惯性的干扰所取得的成果。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国的清初，我们曾经面临一次开放和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康熙大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1661年即位，1722年去世，在位长达61年。俄国的崛起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彼得大帝比康熙执政的时间要短得多，1682年即位，1725年逝世，在位43年。康熙与彼得都认识到西方的科技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中国和俄国，康熙大帝聘请了当时外国的传教士作为他的顾问，向他介绍现代科学知识。康熙大帝为了镇压准噶尔叛乱购买了2000支洋枪，热兵器比冷兵器的杀伤力大多了，在平息准噶尔叛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康熙还把当时西方发明的玻璃引进到紫禁城。比较康熙和彼得的政策，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康熙的政策是继续封闭，他虽然认识到西方所取得的进步，但是他没有开放，而只限于自己了解情况而已。彼得则不然，采取了开放政策。他本人化名为米哈伊洛夫下士，到欧洲考察了一年半时间。他的考察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十分深入的。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造船厂里亲自做工。考察后回到俄国，彼得采取了坚决的开放政策，把大量的贵族子弟派到国外学习，从西欧引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康熙与彼得不同的政策，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康熙大帝虽然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没有真正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康乾盛世充其量不过是落日的辉煌。而彼得大帝则不然，他采取了坚决的开放政策，走出去，请进来，俄国在他的领导下走上了崛起之路，发生了巨大变化。
康熙为什么不开放？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的皇帝大多有一个通病，就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此外，康熙是满族人，少数民族当皇帝，怕开放了会带来麻烦，影响政权的稳定。显然，康熙不懂得小平所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政权如何才能稳固？发展才能稳固，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样的政府民意基础是很坚实的。
克服长期封闭的惯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封闭、保守也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为了本集团的利益，不惜夸大外来危险。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呢？我看很难说没有。因此，中国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克服封闭、保守的惯性所带来的干扰。只有不断排除这种干扰，才能不断改革开放，不断走向进步和繁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