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美国在1997年公布的防务审查报告，后经国内转换，在党的十六大前夕进入中国语境。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是国际大环境向我们提供的。
我们所说的战略机遇期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国之间有合作，有竞争，但合作是主导面。二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实践证明，十六大这个判断是准确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用得很好，是我们5000年文明史上发展最快的10年。
如果拿我们上面所讲的两个含义作为标准的话，这个战略机遇期可能比20年还要长。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也看不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发生逆转的形势。
过去600年，曾经出现过中国发展的大机遇，但这些机遇我们没有抓住，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丧失了机遇。今天首先要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关键仍然是我们自己。
不能忘乎所以
中国人不怕大灾大难，怕的是忘乎所以，头脑发昏。避免忘乎所以，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向后看。我们过去30多年是如何发展的，如何走到今天的？
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天时和地利，我们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向前看。展望今后10年、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的势头。这就意味着，必须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如果对外合作势头中断了，我们的发展势头必将中断。
第三，看今天。我们面临着众多的难题和挑战，是否应当有一个解决难题和挑战的先后顺序。今天只能解决条件成熟、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不要急于解决明天乃至后天才能解决的问题。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摔大跟头，遭受大的挫折，往往都是因为急于求成。我们想要把明天乃至后天、大后天才能解决的问题一并拉到今天来解决。我们曾经搞过人民公社化，提出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搞过大炼钢铁，我们提出过“超英赶美”。这些都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导致了大饥荒。
准确地认识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世界与旧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
1. 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2. 主权平等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3. 有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
4.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四大生产要素——商品、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流动。
必须要有一个大战略
大战略一旦制定，就不能动摇。大战略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 我们今后10年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等发达国家。21世纪第二个10年，是实现这一大目标的关键一步。要走好这一步，我们需要四个条件：世界和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要做到这四条，很不容易。
世界和平是我们的追求，我们需要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平是发展的先决条件，我们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不仅没有战争，而且我们需要同外部世界保持总体上融洽的关系，才有利于合作。虽然会出现摩擦和争斗，但这些必须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不能失控，失控就会影响大局。
经济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据国家能源研究所估算，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目前仍然很低，比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落后20年，相差10个百分点；如果生产100万美元的产品，中国需要耗费的能源是美国生产同样产品耗费能源的2.5倍，欧盟的5倍，日本的9倍。再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已经走不下去了。这就要求我们创新，包括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
社会稳定。要实现社会稳定，必须看到，我们今天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而且十分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稳定，只能通过改革，进行疏导，而不能采取堵的办法。
文化繁荣。要着力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逐步克服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和公信力危机。
2. 准确认识我们面临的外部安全形势。
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究竟如何？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安全形势是我国制定大战略的前提，且在这个问题上国内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极为严峻，甚至预言“中国将在20年内被肢解”，认为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也有人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亚太盟友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华包围圈，在中国周边构建了“三链一圈”的军事遏制态势，即三道封锁线外加一道包围圈。三道封锁线，第一道就是第一岛链：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第二岛链：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关岛；第三岛链：夏威夷群岛。西方试图把我们这条“中国龙”困死成一条“中国虫”。中华民族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吗？如果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战略机遇期可言。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总体上看，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经历了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苏联当时百万大兵压境，叫嚣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那时候，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是现实的，今天的情况跟那时候的情况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世界的变化，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因为我们发展了。如果看不到这个变化，那我们的思想就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就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
的时代。犯了时代的错误，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同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世界上各主要大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已经很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相互依存度对于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同当年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那时候美苏之间没有什么相互依存的关系，有的是竞争、对抗。今天我们同世界上各主要大国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合作是主导面，这是不容置疑的。为什么合作是主导面？相互依存就是根据。
拿中日关系来说。自2007年起，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加深，中国对日本的依存度也加深。搞经济的人都懂得，谁要把自己最大的市场搞垮了，谁马上就会跟着倒霉。
今天，在西方世界有没有人还保持着冷战思维，还想包围中国，军事上打垮中国？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绝不代表今天西方政府主流的政治。
3. 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要实现我们的目标，离不开同外部世界的合作。中国同外部世界有矛盾、有分歧、有争端、有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我们同外部世界的合作在发展，共同利益在扩大，相互依存度在加深。这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把重点放在扩大我们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上。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的、影响深远的思路。因为当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共同利益发展了，相互依存度加深了，我们同外部世界合作的基础就更加牢固了。这样，我们就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来处理分歧，减少分歧造成的影响，最后化解分歧。
另一种办法就是突出分歧。有的时候分歧是我们自己突出的，当然，也有时候是别人把分歧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必须处理。
要处理好分歧，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这些分歧眼下能否解决。如果我们的实力够，能够解决，我们就可以着手去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你想解决它那是白费力气。那就要用智慧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把分歧放一放，待条件成熟后再解决。
第二，分清少数和多数。挑起分歧的人，往往是这个国家的少数。这些人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敌意，但是他们要挑起分歧，又会损害本国的利益。这些人这样做，显然本国不少人是不赞成的。我们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分清少数和多数，我们要反对的必须是少数，而不是多数，绝不能打击一大片。而且在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必须设法争得多数人的同情。如果不能争取到多数人的同情，那我们就需要考虑换一种办法，因为只有争取到多数人同情，斗争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三，慎用经济手段。我们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不断打消外界疑虑逐渐建立起来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国际规则、双边协议和合同管着，我们必须依法办事。如果找出种种借口，不按照规则办事，必定会有严重后果。经济手段虽能给对方损害，但也会伤害我们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会伤害我们的声誉和公信力，那样代价就太大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