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国家与前清的国家不同，共和国体与国体不同。中华民国的国家是吾四万万同胞的国家，前清的国家是满洲一人的国家；共和国体荣辱是吾同胞荣辱，政体荣辱是君主一人的荣辱。在前清之下，吾同胞无一人脱离奴界；在共和民国之下，无一人能隶于奴界。以多数国民受压制于一人之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最不自由的事。兄弟宗旨首先推倒，建设共和，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今推倒，共和成立，是吾同胞由奴界一跃而登之主人地位，民族、民权主义已达目的。惟民生主义尚在萌芽，吾同胞各享国家权利，要各负国民责任，各尽国民义务。吾国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物产如此之富，何至于如此之贫！推原其由，实因前清政体，人民无权利，遂无义务的思想，无自由平等的幸福，自甘暴弃责任，毫无竞争之性，进取之性。此实吾国民至于贫弱之一大原因也。
（北京《民主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问：袁世凯称帝经过及观感？
答：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者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
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阀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连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至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在这一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的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帝制运动最热闹的时候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的后半年，八月古德诺的民主不适于中国论在《亚细亚报》发表后，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谓六君子，即组成筹安会，大为鼓吹君主立宪，此为帝制运动的正式开始。杨度是个反对满清的人，他在日本时曾有两句名诗：“仗剑西望泪滂沱，胡运炎炎可奈何！”但他是一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远在筹安会成立之前三月，他就撰有《君宪救国论》。刘师培是个左倾学者，他参与筹安会，并非主动，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因他与我的警务处长南桂馨私交甚笃，经南介绍，我对他谈话较为恳切。我曾告诉他说：“今日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均向民主途径转变，中国民主力量虽尚在萌芽时期，但亦是日长一日，诸君子出谋筹安，固有苦衷，然逆势亦当顾虑。”他对我这话未表赞成，亦未表反对。（古德诺，美籍顾问）
筹安会幕后操纵者主要为袁之长子克定。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进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
据了解内幕的人说：与袁克定暗中同谋者，除杨度之外，另一要角为梁士诒。因民国三年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袁世凯曾应徐之请免去梁秘书长之职务，另设内吏长以代替之。同一时间，袁又成立了一个平政院，颇似现在的行政法院，平政院中有一个肃政厅，内设若干肃政使，如同清朝的御使，肃政厅于民国四年提出一个五路大贪污的弹劾案，梁为交通系领袖，此案与其关系颇大。梁此时正处于最尴尬地位，为转移视线，乃出奇制胜，劝进帝制。初劝袁未之答，继通过袁克定劝之，袁亦无表示，最后以极迷信的话语袁氏谓：袁氏先氏历代相承都没有能活到五十九岁的（是时袁氏已五十七岁），应以绝大喜事相冲，袁方首肯。于是美籍顾问古德诺之民主不适于中国论与日籍顾问有贺长雄之日本立宪而强的论调相继发表，筹安会宣告成立，梁氏亦于九月十九日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举行所谓“变更国体”总请愿。
此外当时怂恿帝制最明朗而积极之文武大员，各省疆吏以奉天上将军段芝贵为首，中枢大员以内务总长朱启钤为首。段芝贵胁持各省通电请袁速正大位于前，又复联合东北首长孟恩远、王揖唐、朱庆澜、张作霖等力谏中央讨伐唐、蔡于后。朱启钤密电各方策商帝制于前，又复主持所谓登极大典筹备于后。这一段时期，我所收到有关帝制的电报中，除统率办事处者外，即以段芝贵与朱启钤领衔者为最多。
统率办事处是在袁氏亲自主持下发纵指挥全队的机构，他成立这一机构，理论上是为了负起“大“总统”统率全国陆海军”（当时中国尚无空军）的责任，实际上这一机构不只代替参谋部全部职权，而且亦代替了陆军部的大部职权，兼任参谋总长的黎元洪对此虽无计较之心，而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则不能没有不快之意。加之袁克定编练模范团与怂恿帝制之举积极配合，段乃由不到部办公而请假养疴，而正式辞职。
统率办事处的要角陈宧，是黎参谋总长的次长，袁对之倚畀特殷。民国四年二月袁为安定西南，命陈以会办四川军务名义，率李炯之、余祯祥、冯玉祥三旅入川，六月间准四川将军胡景伊入觐，陈继其任。陈宧于离京赴川前同三旅长谒袁辞行谢恩，一见面就向袁曲膝叩首，袁惊异着说：“现在国家共和，不可如此。”陈以最谄媚的言词说：“元首虽以大“总统”自居，而全国官民则皆奉为皇帝，元首一日不实行帝制，臣此去即一日不复返。”迨至袁氏称帝失败，陈始则致袁江（五月三）电请其退位，继则通电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说者谓袁氏之死，受陈宧刺激最大，亦不能谓无无稽。
于袁氏称帝意犹未坚之时，其亲私怂恿之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有一次他的左右曾买通他的身边侍从，在他清晨未醒时，将他最喜爱之玉杯抛至地上，打得粉碎。袁醒询其故，这位侍从说：刚才擦拭桌椅时，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是一条龙，我大吃一惊，就把玉杯摔破了。袁给以巨款，令其回籍，并坚嘱不得以此语人。
长江巡阅使张勋是口口声声不忘旧朝的一个满清旧臣，同时亦是赞成袁氏帝制之死硬派，由于他自己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头上的辫子，不肯剪去，所以袁氏始终对他有“帝其所帝，非吾所谓帝也”的顾忌，为此他曾明白通电表明他矢志拥袁的心迹。但在帝制运动白热化的时候，张勋突然电请袁氏效舜禹之对唐虞，勿废宣统帝号，维持清室优待，于是袁氏原拟封溥仪为懿德亲王，君臣互易之举，乃不得已而中止。
袁氏决意称帝之后，奉命代行立法职权之参政院遂决议选举国民代表，解决国体问题。民国四年十月间，各省国会代表先后选出，北京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乃规定十月廿八日起至十一月廿日止，为分省决定国体投票日期，票面悉印“君主立宪”四字，投票时赞成者写赞成二字，反对者写反对二字。投票结果，代表人数一九九三名，赞成票亦为一九九三张。接着由国民代表推戴袁氏为中华民国大皇帝，并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恭请大皇帝正位。十二月十二日袁氏下令承认帝制，并于同月三十一日明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日本原本怂恿帝制最力，袁氏受其影响亦最深，比及国体投票正式进行之时，乃一反以前态度，英、俄亦复如此，其心叵测，概可想见。日本皇室为怂恿袁世凯积极称帝，曾向袁示意，日本的施为向以中国为嚆矢，中国的民主实足以动摇日本皇室万世一系之基础。今日劝中国恢复帝制，不仅为中国，抑且为日本，中国如废共和而行帝制，日本以帝国而扶助帝国，自属名正言顺，当可共存共荣。若仍续行共和，自非日本帝国所愿，今后一切，难望援手。北京统率办事处给我们的世（十月三十一日）电中曾说：“大隈首相屡次宣言谓：‘中国宜改国体，如内无乱事，日本决无可干涉之理。’又对我陆驻使（陆宗舆）密谈：请中国安心做去，日必帮忙。英使朱尔典，因主座谦抑曾面谒劝进。俄使于十三日接政府训令复电称：俄愿即行承认。大隈于十八、二十日演说，亦谓：中国改革，不致内乱。外交方面颇称顺适。不意日本新外交大臣石井到任，意欲见好于野心派，主张托词中国上海长江一带恐有内乱，以好意劝告中国暂缓改变。”旋该处江（十一月三日）电说：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约同英公使、俄公使于十月二十八日（国体投票开始之日）赴外交部，劝告将实行帝制之计画暂为延期。此时袁氏及其左右势将骑虎，自然不会接受。由此我深深感到当国不去满足自身的贪心，不只要惹国内的不容，并且要受国际的愚弄。平心而论，不能说袁世凯不是聪明一生，糊涂一时，致成身败名裂。
袁氏称帝，其亲近诸老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均不表同情。徐世昌时为国务卿，在一次会议中，袁氏对帝制问题问到他时，他背向后仰，默而无言。段祺瑞于辞去陆军总长后，居家养疴，据说袁曾给他派了一个厨师，他不只不敢用这个厨师为他做饭，连他如夫人亦不敢用，每餐均由其原配夫人亲自烹饪。王士珍虽然继段为陆军总长，实则当时陆军部的职权大部为统率办事处所代替，陆军部已成了一个闲散机关，故王亦闭门不出，以避烦扰。冯国璋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同被袁氏亲口宣称为拥护帝制者，但从其嗣后行为观之，则大不然。
民国四年六月间冯与梁启超相偕晋京。冯谒袁时，谈及南方对帝制的传言，叩询袁的真意，袁曾对他说：“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子身有残疾，二儿子想做名士，三儿子不达时务，其馀都还年幼，岂能付以天下重任？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不过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也恐怕不能推掉。”袁正颜厉色的说：“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英国购置薄产，倘有人相逼太甚，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不问国事了。”冯出而告段说：“你放心好了，大总统绝不会做皇帝。”冯将此话告梁，梁听了说：“我亦相信他不会那么傻。”但冯南下不久，筹安会忽然大肆活动起来，因此冯十分怀恨袁对他不能推诚相见。这只是举冯之一例，徐、段、王当亦有相类的感受，以袁氏之聪明，也当然深知他们都希望继承总统，不希望实行帝制，故对实行帝制的话，未公开前，对他们有些保留。但越是这样，起的反作用越大。所以我认为袁氏帝制之覆灭，除讨袁之革命力量为外在因素外，其亲近诸老之“怏怏非少主臣”，实为一大内在因素，而此二因素又隐约间不无彼此响应之关系。
当蔡锷悄然潜离北京，返归云南的时候，中华革命党总部亦正派李烈钧等到达云南，策动唐继尧起义讨袁。唐继尧通电讨袁之前，曾电南京冯国璋，以察其意，冯覆电说：“国璋老矣，国事全在诸君。”唐接获此电，方于十二月廿五日成立护，宣布起义。蔡锷率师北进，与对方曹锟、张敬尧军战于四川、重庆、泸县、宜宾之间，一则后方弹药不济，一则曹、张军顽强抵抗，蔡军因粮弹不济，已入困境，因其参谋长与张敬尧有旧，乃派其前往试谋停战，张彼时亦不愿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即成功了，蔡提出停战，正合张意，乃允其请，但提出袁倒之后，蔡须出面拥段，以此密契为停战之条件。起初蔡不愿承认，后经人劝说段之出处并非一拥可定，何必斤斤计较于此，蔡始权予承认。比至袁氏薨折，蔡锷果与张敬尧等联名拍发庚电，主张由段出任总统，以挽危局。
从这两件事可以说明冯、段当时之心情与对袁氏帝制之影响。若不是冯有暗示，蔡、李等到云南亦难迅速举起义旗。若不是段不同情帝制，唐、蔡等举起义旗，亦难保不遭挫败。我所以获知此种内幕，是因为李烈钧、唐继尧均与我为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且一向过从甚密，这些情形，他们与我有多次的电报往返。
蔡锷原虽为立宪党，且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但其在日本时即对革命深表同情。我与蔡氏相识甚浅，而相知颇深，他居京期间，曾力示堕落，以图避祸。当他离京前不久，特托士官同学（我的参谋长）李敏之携何绍基所书绣屏四幅、绣联一付赠我。联之上联为“雅量风清兼日月”，下联为“高情涧碧与山红”。我问李敏之说：“松坡（蔡锷字）还说什么没有？”李答：“没有。”我说：“你不要将此事告人。”李问我何故？我说：“将来再说。”比至蔡已离京，我才告李敏之说：“松坡以屏联赠我而无言，我就知道他已决定离开北京，当时不让你告别人说，是怕机警的人识透其意，密奏袁知，致他不能成行。”
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与蔡锷、戴戡（与蔡同时返滇者）通电讨袁之后，各方反应颇不一致，有的驰电诘责，有的奏请申讨，有的策商调处，其态度最缓和，持论最谨慎者，为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他反对多所电责，更反对轻言讨伐，其沁电中曾谓：“倘诘责之文电纷驰，则观听之惶惑易起。”又谓：“倘讨不能行，行不能果，中外耳目所属，或且群致猜疑，窃恐扰攘之忧，将不在一方面而在全局，再四审度，关系非轻。”而冯所反对的，正是以朱启钤为首的大典筹备处指示各省一致主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