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五年冬，皇太后萧氏病逝于洛阳岳桦宫，享年八十。皇帝刘文济正处泰山封禅归途，噩耗东传，闻之痛哭，乃至惊厥，行营震动。
对萧太后之崩，刘文济除了悲恸难抑，另有难言之愧疚，问题还是出在封禅之事上，萧太后此前是明确反对他行此大典的。
基于此，刘文济很难不往“太后是否被他气死”的方面去联想，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足以让刘文济追悔莫及。
同时，四十年后再临泰山，以皇帝之尊，藉文德武功，祭告天地神只、祖宗英灵，本该是志得意满，豪情荣耀，然在事实体验上，并不是太好。
屹立泰山之巅的世祖功德碑，于刘文济而言，比泰山本身更加威严肃穆，更让人感到卑微。刘文济的内心还是其骄傲一面的，站在碑下时，也难免有自惭形秽之感......
因此，封禅大典虽然最终如期顺利进行并落幕，但在登临泰山之巅的那一刻，刘文济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些悔意的。萧太后之死，则加剧了这种愧疚，甚至生出“万方之罪，加诸朕躬”的心理。
回到洛阳刘文济，为萧太后举行了一场堪称轰动的国丧，规模之盛，远胜当年慕容太后崩逝之时，让内阁大学士朱祺为其立传，述其睿智、坚贞、端重、贤明，同时加尊号孝章明皇后。
萧太后一生，对刘文济的成长成就有诸多助力，尤其在一些关键事务上的关键建言。其崩逝，也是对刘文济的最后一次提醒，并且作用很大。
至少从建隆十五年封禅之后，刘文济收起了他那些难以抑制的志得意满，以及矜功伐能的行为，一直到其驾崩。
建隆十六年四月，枢密使曹玮以疾薨。老国公、枢密使杨延朗，于建隆十三年薨于府，曹玮则以克定西南之功，还朝之后，顺理成章地晋位枢密使。
曹玮死后，皇帝以殿前司都虞侯折惟昌继任，又升擢董从俨、萧惠两个灭金统帅为枢密副使，重新建立大汉帝国的军令管理系统。
但是，这样的安排，也导致军令系统内的矛盾加深，曹玮也就罢了，有西南之功的弥补，论什么方面，他当枢密使都没人能挑战。但折惟昌的话，虽然同出名门，但董从俨可不甚服气。就一点，西南之功与漠北之功，孰重？
从曹玮开始，帝国又一轮高层变动的阀门仿佛打开了。十六年秋，宰臣、兵部尚书曹利用罢相，他这个宰相，只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曹利用罢相的原因，归根结底就四个字：恃宠生娇。而作为刘文济潜邸心腹，从龙重臣，他也有生骄的资本。这是贯穿他中枢生涯的表现，只不过，在各种时期表现程度不一罢了。
而一旦失了分寸，没了边际，就容易变“宠”为“怒”，惹来祸事。早在拜相之前，曹利用便经常吹嘘彰显自己与皇帝的亲厚关系，吃点酒就喜欢拿当年潜邸之时的“小故事”来分享。
等到泰山封禅成功，自诩又为皇帝实现了一桩功德，更加志骄意怠，忘乎所以。兴致起来之时，君前失仪也就罢了，但他喜欢自矜其功，尤其是“封禅之功”，就越发让刘文济厌烦了......
曹利用是幸运的，如果是封禅之前那段时间的刘文济，以其心理状态，面对这种情况，能不能活命都要打个问号。所幸，刘文济最终还是顾念几十年的君臣之情，给他留了一份体面。
以青唐地区人情不稳，遣曹利用为青唐巡抚使，前往坐镇，剿抚治安。青唐地区，乃是世祖朝时，大将杨廷璋追剿甘州回鹘余部，一并拓地收复的。
在行政区划与军事戍防上，河西、陇右分别负责。而青海湖东边的青唐地区，则属于陇右道治下，不过六十多年下来，陇西道司经营重点仅止于河湟，至于更西边，实则处在一种相对薄弱的状态。
不过，由于朝廷对西北的重视，精兵镇守，一直没有大乱。不过，在最近的二十来年，在青唐地区却慢慢崛起了几个股吐蕃势力，或以信仰惑人，或以族裔聚兵，比如妖僧李立遵、邈川族首领温逋奇。
当然，二者在壮大势力，扩张影响的同时，也不忘向陇右官府表示恭顺，年年上贡，又以茶马贸易为名，积极沟通，方才保持着稳定。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两股势力都开始不安分了，河湟地区吐蕃诸部的斗争愈发频繁激烈，相互吞并，旧有的秩序开始紊乱了。陇右道官府不无作为，也曾派兵镇压，但只收一时之效，渐渐的，河湟、青唐之情状，也上达天听了。
曹利用西行前，刘文济还专门召见他，请他吃了一顿酒，并难得动情与他追忆当年往事。最后，方才表露，朕有意君臣之谊长久，然你过去的表现，令人失望。
你虽然年逾六旬，但老骥伏枥，青唐不是善地，戎狄不可轻定，倘若能够幡然醒悟，追旧志，立新功，克定河湟，东京昭烈庙，西京功臣阁，仍不失一席之地。
辞驾离宫之际，曹利用的眼眶依旧是红润的，皇帝交心之言，对他来说，是大有触动的。曹利用少立大志，要报效国家君王，虽然骄矜猖狂，但他对刘文济的忠诚却是矢志不渝的，以情性烈，在遭贬之际，已存死志。
而刘文济一番话，不只打消了他原本的“计划”，还让他认真反思己过，牢记初衷，誓要抚定青唐，还河湟关山安宁，以报皇帝知遇之恩。
从曹利用身上，能够充分体现出“过而能改”、“有志不在年高”的道理。自西赴青唐，曹利用便将全身心投入到对当地部族的招抚平定中，政治上分化拉拢，军事上严厉打击，将余生的时光，尽数付出在高原之上。
在他巡抚青唐的几年间，先后将李立遵、温逋奇两部制服，夷其族，散其部众，进一步加快了青唐地区的汉化程度，也为后续更加繁荣活跃的青唐茶马经济打下了雄厚基础。
曹利用最终也是在巡视海西地区时，中风而亡，就和离京时刘文济与之的约定那般，低头而走，昂首还朝，昭烈功臣，位居其间，长享香火。
......
曹利用之后，刘文济又以殿中监萧恭任兵部尚书，拜相，对于这个出身契丹、才干卓着的股肱之臣，刘文济谨慎地用了二十年时间，方才大大方方地将其扶上政事堂的高位，任其发挥才能。
从张俭、曹利用，再到萧恭，也彻底形成了文臣主掌兵部的习惯，当然，这三者都不算单纯的文人，都是熟知武略的文臣。
建隆十七年夏，丁谓罢相。名义上是因疾以本职致仕，实则是有人匿名举报，将丁谓早年党同伐异，迫害忠良，奸伪祸国的一些罪行举报，再加上皇城司那里保存的一些丁谓黑料，两相结合，刘文济对这个老臣也不再容忍了。
当然，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丁谓也犯了和王钦若当年一样的忌讳，交结内宦。不过，丁谓这个人实在是聪明，也很会揣摩圣心，自被皇帝召进宫一番“特殊”的问对后，隔日他便又病倒了，并上表乞骸骨。
这个时候，丁谓已经不惦记尚书令的职位了，即便内心是那般地不甘与慨叹。但是，他也十分清楚，再不急流勇退，连家族兄弟子侄的富贵荣华都保不住了。
另一方面，他既无法，也不愿像曹利用那般，到大西北去吃苦。相比之下，带着点遗憾离开朝堂，退出历史弄潮第一线，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未必就是坏事。
十七年秋，随着工部尚书王增被委派两浙道布政使，曾经鼓吹封禅的三名大臣，都从帝国中枢去职，这也算是皇帝刘文济的一种表示吧。
十八年，随着盐铁使吕夷简升任财政使，河东道布政使李昭贤升任都察使，刘文济统治晚年时期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建隆十八年的皇帝刘文济，已经六十岁了，不管是作为皇帝，还是单纯作为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迎来最后的时光。
附：建隆十八年大汉帝国诸相——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尚书令陈尧佐、尚书仆射张俭、吏部尚书张士逊、枢密使折惟昌、财政使吕夷简、都察使李昭贤、兵部尚书萧恭、礼部尚书朱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