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和平抱有幻想的，绝不是个别人。
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和平理想主义”就在国内抬头，到中南半岛战争之后，更是成为了一股社会风气。当时，一些国内的“和平组织”表现得非常积极，比如组织志愿者去周边国家支教。在二零三一年，越南南部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之后，国内的民间组织就发起过捐赠与救助活动。
归根结底，“和平理想主义”是一种由民间发起的思潮。
首先，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与中南半岛战争之后，中国的周边局势大为改善，在南亚与东南亚获得了最大的话语权，民众所关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南海争端，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逐一得到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到二零三零年左右，中国迎来了自建国之后最为优越的生存环境。
其次，中国的军事实力在这几年间得到了长足发展，综合军力已经接近美国，军事大国身份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承认。此外，从长远发展来看，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超越美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由此，很多民众都认为，中国不但有能力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遏制外来威胁。
最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二零三零年与美国持平。虽然美国也处于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二战后的巅峰，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二零二五年就回落到了理性水平，所以增长率不比美国高多少，但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能在二零三五年，全面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这些因素，都使国民充满了自信。
自信的结果就是，绝大部分民众认为，中国现有的实力，已经足以保证国家按照正常模式发展下去，因此应该在对外政策上做出调整，树立新的大国典范，以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方式成为世界头号大国。
所谓的新方式，实际上就是和平崛起。
说得直接一点，在有足够的能力遏制外来威胁的前提下，中国没有理由通过军事扩张来超越美国。
只说道理的话，这种观点没有错。
问题是，在国际斗争中，道理是永远也说不通的，真正的核心是实力，即一个国家在捍卫国家利益中展示出的实力。
实力不是简单的数值对比，在很多时候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体现出来。
说得形象一点，实力就是体重，如果仅有实力，而没有发挥实力的决心，实力就没有任何用途，如同体重一吨的水牛是体重两百公斤的狮子的食物。只有把实力发挥出来，通过行动才能转化为利益。
事实上，历史上的所有世界级强国，没有一个是和平崛起的。
在历史上，中国也绝非只懂得、或者只依靠和平的力量成为世界大国。
所幸的是，在社会上，仍然有不少人、或者说是大部分民众相信，中国在崛起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而且无法用和平手段克服，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必须用更加强硬的方式铲除障碍。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娱乐文化。
比如在二零二五年之后，国内电视剧中，以往盛行的清宫戏、抗日剧开始销声匿迹，代之以描述盛唐与秦汉时期的古装戏，特别是历史大片。在二零二七年，一家民营制片公司还耗资二十八亿元，把“唐学会”几名历史学家联合出版的历史书籍改编为剧本，拍摄了一部总共五十集，以唐朝大将高仙芝远征西域为主题的历史大片，在开播后获得了高达百分之二十二的收视率。随后，该制片公司把唐朝的历史拍成了剧集，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一直是国内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除了电视剧，电影题材也悄然转变。
只是，电影的主要题材不是历史，而是现代战争。比如在二零二九年，中国海军远征印度洋的作战行动被改编成电影。为了协助拍摄方，海军还专门派遣“黄河”号航母战斗群前往印度洋。有趣的是，因为借用了牧浩洋等人的人物形象，在电影上映之后，牧浩洋等人还拿到了一笔版权使用费。
这些文化层面上的东西，非常直观的反映出了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
可以说，当时中国人的情绪非常复杂。
当两股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必然迸出火花，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最终都会在国家的基本政策上得到反映。
也正是如此，易援朝的理想主义才有足够多的支持者。
只是，如同李明阳所说，民众可以存在幻想，但是作为军人，特别是掌握了实权的军人却不能有任何幻想。
和平崛起确实是一种选择，却不是当前的选择。
中国与日本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如果日本是一个理性的国家，也许中日矛盾还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化解，至少能够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可惜的是，日本不是一个理性的民族。日本已经选择了前进方向，正如同牧浩洋的认识一样，中日战争的主动权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只要日本愿意和平相处，中国就不会挑起战争。只要日本蓄谋通过战争改变现有格局，挑战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就没有第二种选择。
发展到这一步，谁打第一枪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谁在正确的时候打第一枪。
因为主动权在日本手上，所以日本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
说得直接一点，日本绝对不会贸然挑战中国，而是会等到实力强大到，足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结果就是，日本可以在财团的支持下，率先把国家带入战争状态，率先进行战争准备。中国却受到国内因素限制，不可能提前进入战争状态，也就必然会晚一步。
对中国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相对有利的时候，打第一枪。
可以说，这是牧浩洋等军人、以及黎平寇等政治家的共同认识。从时间上看，二零三五年就是大限，因为在日本已经进入战时状态的情况下，最快能在二零三六年，获得微弱的军事优势。
当然，战争准备，绝不仅仅是制造更多的武器装备。
一月四日，黎平寇回到北京。
在他的努力下，美国最终做出让步，答应在“华盛顿条约”框架范围之内，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由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与另外四个国家组成的委员会，对日本进行全面核查。
日本进行了抗议，却没有任何作用。
作为“华盛顿条约”的缔约国，日本必须执行核查决议，不然“华盛顿条约”将成为一纸空文，而美国绝不允许出现这种事。
只是，核查工作安排在二零三三年三月份，将持续到六月底。
最快在七月初，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能提交核查报告。
毫无疑问，美国为日本开了后门。要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日本有足够的时间销毁一切与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证据。
对此，黎平寇不抱任何希望。
对日本进行核查，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是把日本核问题搞大的必要步骤。至于核查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并不重要。
回国后，黎平寇就对政府工作做了调整。
接下来，他还单独会见了盛世平等民营企业家。
与日本财团一样，以盛世平为代表的众多民族企业家，早已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捆绑在了一起。以黎平寇跟盛世平的关系，说服盛世平等人为战争服务，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黎平寇不可能开出一张空白支票。
民族企业家跟国家站在同一阵线上，关键不是身份，而是利益，即与国家命运同途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利益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过程，即在应对共同的敌人中获得好处。
为此，黎平寇就得做出承诺。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黎平寇肯定在这个时候，答应向民营企业开放战略产业，比如允许民营企业以合资的方式参与军火生产。事实上，到二零三三年，军火已经是最后一个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的行业了。其他重要战略行业，比如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都在过去十多年间逐步开放。只是出于战略需求，国营企业仍然在这些战略性行业中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此外在一些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电力、通信与交通，所有基础设施都掌握在国家手中，民营企业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拿电力来说，“国家电网公司”仍然是国家电网的所有者，只是不再进行经营活动，所有发电站直接面向用户，国家电网公司只按比例收取基础设施的使用费。
说白了，黎平寇此时拿得出手的，恐怕只有军火业了。
这不见得是坏事。
走出这一步，民营企业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成为了战争的主要推动者，能够更有效的支持对外战争。
更重要的是，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军队需要民间力量的全力支持。
如果中央政府不肯在战争问题上做出决议，那么在战争爆发前，民间力量将成为军队的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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