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进行了三轮，在最后一次会晤中，牧浩洋按照黎平寇的授意，向埃及军方提出，中国可以帮助埃及整顿军事力量，但是需要对埃及军队的作战能力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然后针对‘性’的提出整顿方案。
对牧浩洋的提议，埃及军方欣然接受，表示将尽快提‘交’完备的军火采购清单，并且邀请中国军方代表观摩三军联合演习。
五月六日，结束对埃及的访问之后，黄瀚林率领外‘交’团前往叙利亚。
与埃及相比，叙利亚的情况更加复杂。
二零一三年，在西方国家‘逼’迫下，叙利亚进行了民主大选，由此进入政治动‘荡’时期。随后近二十年，叙利亚的国内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教派与政党纷争愈演愈烈，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也每况愈下。
直到二零三二年，由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演变而来的阿拉伯民族团结党上台执政，叙利亚的‘乱’象才得以终止。
在阿拉伯世界中，叙利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色’列人曾说过：无埃不战、无叙不和。
这句话就能反映叙利亚的地位。
在众多阿拉伯国家中，除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巴勒斯坦，只有叙利亚与以‘色’列存在领土纠纷。虽然在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下台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叙利亚大举推行民主政治，帮助以‘色’列消除威胁，但是只要戈兰高地仍然在以‘色’列手中，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忽视领土问题。阿拉伯民族团结党能在二零三二年的大选中以绝对多数选票胜出，就与领土问题有关。
可惜的是，叙利亚不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
与埃及相比，叙利亚弱小得多。
别的不说，到二零三四年底，叙利亚的人口总量还不到三千万，在阿拉伯世界中排在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与苏丹之后。因为缺乏石油资源，叙利亚的国民经济并不发达，远远比不上海湾富油国家，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埃及相比更是差距巨大。受国内动‘乱’影响，叙利亚的是阿拉伯世界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与其战略相比，叙利亚的国家实力根本不值一提。
相对而言，黄瀚林对叙利亚的访问更加敏感，毕竟叙利亚仍然是以‘色’列的主要潜在威胁之一，也是中东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从政治上讲，中国要想进军中东，就得利用巴以矛盾，也就得在叙利亚做文章。
所幸的是，黄瀚林的大马士革之行，比开罗之行低调得多。
在这里，牧浩洋等军方代表只参观了叙利亚三军总参谋部，跟叙利亚军方高级将领进行了两次会晤，没有谈到军事援助，也没有提到与军事援助有关的话题，主要商谈了促进两军‘交’流的事情。
这也可以理解，黎平寇早就明确了外‘交’战略，即中国不是去中东地区搞施舍。
就算进军中东是中国的战略目标，也不能够通过施舍的方式达到目的，因为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随意施舍贵重军事装备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施舍上的关系很不牢靠，不可能是中国的长久战略。
不管是叙利亚、还是埃及，如果自身没有发展强大的意愿，中国做什么都没用。
正是如此，外‘交’访问团在大马士革只呆了三天。
接下来，黄瀚林还去了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与阿曼，最后从马斯喀特启程回国。
相对而言，约旦、沙特等国与以‘色’列的矛盾并不尖锐。
在这些国家，黄瀚林着重提到了外‘交’、文化与经济上的‘交’流活动。虽然军事合作不是重点，但是依然有可以讨论的话题。特别是对沙特阿拉伯等富油国家来说，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纷纷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海湾战争爆发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纷纷支持盟国，随后来自伊朗的威胁，更加迫使海湾国家倒向西方，需求美国的庇护。二十多年里，海湾国家仅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购的军火就超过了一万亿美元，从战斗机到坦克，无所不包。海湾国家用石油收益打造了阿拉伯世界装备最‘精’良的军团。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情况出现了微妙变化。
志愿军的表现非常惊人，中国造武器装备的‘性’能也得到了证明。在阿联酋率先吃螃蟹之后，海湾国家陆续成为中国军火商的客户，而且是资金最雄厚的客户。仅在二零一六年，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军火贸易额就超过了一千四百亿元，约合二百五十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海湾地区最大的军火贸易国。
虽然在此之后，美国军火商卷土重来，仅F-35系列战斗机就卖掉了近千架，贸易总额超过三千亿美元，连续十四年稳居海湾地区军火贸易国头号‘交’椅，但是在二零三二年，随着三百架J-22M落户沙特阿拉伯，中国再度超越美国，成为海湾地区头号军火贸易国，并且维持到了二零三四年。
军火贸易可以看成是政治关系的缩影。
海湾国家在大肆采购中国军火的时候，也在调整对外政策，即不再完全以来倒向美国的单边外‘交’政策，更加注重大国之间的多边外‘交’政策，通过在大国之间周旋，获得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
当然，军火贸易也促进了经济往来。
从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中国在军火贸易领域就使用人民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因此众多海湾国家在与中国进行石油贸易的时候，开始接纳人民币，并且把人民币当成第三种储备货币。
事实上，巨额军火贸易，增强了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能源贸易。
说得直接一点，海湾国家为了从中国采购军火，就得向中国输出石油、天然气等，获得人民币。
正是如此，在二零三四年之前，中国的能源进口一直比较顺利，没有遭到西方遏制。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在二零三一年，石油消费量高达十三亿吨，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来自海湾国家，天然气进口量高达四百八十亿立方米，其中百分之四十八来自海湾国家，此外还从海湾国家进口了约三亿吨石化产品。
事实上，在二零二七年，中国就超过欧盟与美国，成为海湾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经济与贸易上的往来，成为促进中国与海湾国家‘交’往的重要因素，也是海湾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问题是，破坏这一纽带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
与海湾国家的能源贸易在二零三一年达到顶点后，中国的能源进口量开始减少，特别是在推出了国家能源战略计划，可控聚变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肯定呈逐年递减趋势。按照某些西方经济学家预测，从二零三五年开始，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将以每年大约百分之三的速度减少。到二零四五年前后，中国很有可能成为能源输出国，不再从外界进口能源。
果真如此的话，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海湾产油国。
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早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也是全球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失去中国市场，意味着海湾产油国将遭到重创。如果可控聚变技术达到了商用化程度，石油就不再是战略资源。对于完全依赖石油为生的海湾产油国来说，这无异于失去了最主要的生存基础。
受此影响，海湾国家出现了分化。
像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实力较弱的国家纷纷倒向西方，希望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积累足够多的社会财富，完成社会转型。拿巴林来说，该国从二零二八年开始，陆续用石油收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建立国家信托基金，意图在二零四五年之后，为每一位国民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
一些实力较强的海湾国家则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沙特阿拉伯。
也许在二零四五年之后，石油不再是主要能源，但是仍然有巨大的价值，而且是不可否缺的化工原料。从化‘肥’到炸‘药’，石油都有用武之地，而且大部分新材料都与石油有关，其价值不可低估。因此，在这些国家看来，及时实现工业化，建立以化工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是完成国家转型的关键步骤。
如此一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
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化工工业也非常发达，但是技术壁垒更高，而中国更乐意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工业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朝鲜，在第二次朝鲜战争后二十年内，朝鲜已经由最不发达国家跃升为亚洲第七、全球第三十二位的经济体，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
海湾国家的转变，可以说是中东局势大动‘荡’的主要因素。
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与埃及、叙利亚相比，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太重视巴以问题，但是又不愿意被历史‘潮’流淹没。
在这个注定会动‘荡’不安的年代，海湾国家何去何从，将决定阿拉伯世界的未来。
当然，也将决定中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