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国务卿康拉德通了电话后，杜小蕾就急匆匆的赶往元首府，参加由黄瀚林召开的高层会议。
这起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杜小蕾心里非常清楚。
说得简单一些，在里面推波助澜的，正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将领，特别是那些掌握着实权的高级将领。
问题是，能够就此证明军人做错了吗？
杜小蕾早就看了出来，牧浩洋的目的只是捍卫国家利益，避免中国军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遭到致命打击。
如果战争已经无法避免，那么牧浩洋所做的一切就没有错。
那么，战争还能够避免吗？
作为外交家，杜小蕾当然希望战争永远不会爆发，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者，她更加相信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年初的时候，就有很多迹象表明，美国正在积极策划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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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过后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杜小蕾就提出，应该密切留意美国，警惕美国制造与挑起战争的行为。
当时，杜小蕾拿出一份谁也无法忽视的证据。
在二月初，美国副总统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与俄罗斯总统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即在俄罗斯遭到入侵的情况下，美国将提供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援助。在这份协议中，美国还承诺帮助俄罗斯调整军事指挥体系，建立效率更高的作战指挥系统，使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得到全面提升。
这份秘密协议，可以看成是美俄同盟条约。
当然，不是对等的同盟条约，即俄罗斯不承担义务，只有美国单方面对俄罗斯的战略安全负责。
问题是，不管怎么解释，这是美国迈向战争的关键一步。
只要美俄结成同盟关系，中国将别无选择。说得简单一些，就算美国不挑起战争，中国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发动战争。
站在外交家的角度，美俄秘密结盟已经使开战进入倒计时阶段。
问题是，黄瀚林并不是外交家。
在那次高层会议上，黄瀚林没有批准军方提出的建议，即制订一份针对俄罗斯的全面战争计划，而是要求杜小蕾进行外交努力，争取稳住俄罗斯，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避免战争爆发。
为此，杜小蕾在四月初访问了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与总理。
虽然会晤的气氛很融洽，但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俄罗斯总统与总理都没有接住杜小蕾伸出的橄榄枝。
可以说，这已经是中国当局为阻止战争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了。
当时，杜小蕾在莫斯科开出了非常高的条件，包括不再向中亚国家提供援助，甚至暗示只要俄罗斯承认中国在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的地位，中国就会促成扶桑当局放弃对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在领土安全问题上，杜小蕾还提出，中国愿意签署一份双边性质的边境安全协议，即中俄同时将边境地区的军队后撤两百公里以上，在离边境两百公里范围内的军事部署与调动都将提前通报对方。在蒙古问题上，杜小蕾也表明了立场，即中国无心吞并蒙古，也不会采取任何破坏中蒙俄三边关系的行动，但是要求俄罗斯也做出同样的保证，不在蒙古采取单方面行动。
总而言之，为了安抚俄罗斯，杜小蕾几乎做出了所有让步。
可惜的是，俄罗斯当局依然认为杜小蕾没有诚意，她做出的所有安全保证都无法确保俄罗斯的根本利益不受威胁。
当然，杜小蕾没有就此放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杜小蕾的主要工作就是与俄罗斯打交道，想方设法的改善中俄关系。
直到十月份，随着美国宣布向澳大利亚增派舰队，局势才变得不可收拾。
当时，杜小蕾就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压垮和平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月十二日，杜小蕾专程找到牧浩洋，提到了美国向澳大利亚增兵的事情，而牧浩洋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增强在西南太平洋与印度洋方向上的军事力量，已经对中国的安全与利益构成了直接威胁。
只是，杜小蕾怎么也没想到，牧浩洋会在五天之后做出回应。
虽然杜小蕾不是军事家，但是她知道，牧浩洋下达的命令，等于是在告诉美国：再过几个月，中国就有能力发动战争。
所幸的是，在此之前，杜小蕾已经做了总理该做的事情。
来到元首府，在高层会议上，杜小蕾首先对国内情况，特别是与战争有关的情况做了全面分析。
当时，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战争初期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如何扭转局面。
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中国自身的战争潜力。
在这份报告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因为从二零三八年开始，国内经济建设就根据战争需要做了调整，所以在进行战争管制的前提下，所需的八十六种战略物资的自给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在需要进口的百分之二十中，有大约八成能够通过陆路口岸输入，只有大约百分之四的战略物资需要海运。
可以说，中国的自给率非常高。
按照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美国的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六十，而且进口物资中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够通过陆路运抵，总物资的百分之二十四需要走海运，此外美洲经济体对海运的依赖程度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此外，中国的战略储备也较为充足。
在报告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即便在战争初期丧失了制海权，海运线路被切断，中国储备的战略物资也能坚持一年以上，确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在建军事项目顺利完成，并且可以通过空运的方式，获取必要的战略物资，确保在战争的第二年里，仍然有百分之七十的军事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当然，杜小蕾没有忘记最重要的部分：战争动员。
按照在二零三八年制订的动员计划，战争爆发后，将分五步完成战争动员，即征召适龄退役军人、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全面动员、恢复义务兵役制、社会生产体系总动员与全民总动员。整个动员行动将耗时一年以上，半年内能完成前三个阶段的动员工作，把军事实力提高两倍以上。
因为涉及到军队动员，所以这不仅仅是国务院的事情。
在随后的说明中，牧浩洋提到，在完成了前三个阶段的动员之后，因为新征召的兵员需要接受三个月到半年的训练，部分技能与技术性兵种的训练周期在一年以上，所以要到战争爆发后一年，陆军与空军的作战能力才会有明显增长。因为装备建造周期更长，所以海军与陆战队的实力要到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才会有明显增长，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装备建设完全依照战时体制进行。
正是如此，牧浩洋强调了第二阶段动员的重要性，提出应该同时进行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动员。
问题是，进行战争动员的前提是战争已经爆发。
在这个问题上，黄瀚林的态度依然有点犹豫，似乎在他看来，仍然有挽回余地，还没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
会议进行了六个小时，最终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事实上，这完全在杜小蕾与牧浩洋的预料之中。
黄瀚林不是没有战争的魄力与决心，而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必须顾虑战争产生的严重后果。说得直接一点，不管黄瀚林怎么想，和平能多维持一天就算一天，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到了二零五二年，这似乎是能够看到的结果，即持续下去的军备竞赛，肯定会导致美国破产，从而使美国输掉这场持续了四十年的冷战，中国将以非战争的方式取代美国。
当然，黄瀚林并不是理想主义者。
会议结束之前，黄瀚林批准了由牧浩洋提出的军事预备方案，即在十月底之前使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取消所有休假，前沿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后方部队也将提高警惕，作好战争准备。
可以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防范准备。
就算黄瀚林不想挑起战争，也得防止美国发动突然袭击。
事实上，这是中国针对当前局势，所能采取的最为有限、影响最小的措施了，而黄瀚林的意图依然是维护和平。
会议结束之后，黄瀚林把杜小蕾留了下来，让她尽快对美国进行紧急访问。
黄瀚林没有在会议上直接提出来，而是在会议后单独找到杜小蕾，主要就是不想就这个问题与牧浩洋等将领发生争执。要知道，积极主战的不止是牧浩洋，还有戚凯威、母祁铁等高级将领。
说白了，在战争问题上，军方的态度高度一致。
事实上，这也表明黄瀚林对和平不抱多大希望，不然他应该在会议上直接提出为和平做最后的努力，而不是顾虑军方的感受。
对于元首的良苦用心，杜小蕾也非常感慨。
如果中美双方的政治家都能像黄瀚林这样，竭尽所能的争取和平，恐怕中美关系就不会走到这步田地了。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政治家，因为策划战争的往往不是政治家。
离开元首府后，杜小蕾没有立即返回国务院，而是去了总参谋部。
外交上的努力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由军方决定，即军事行动与部署才是更有效的外交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