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的非正常生活给林宝山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他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夜里睡觉白天工作。他白天总想睡觉，而夜里他精神亢奋，无法进入睡眠。
他在灶屋里惠、惠地叫过几回，张惠根本就不理睬他了。他叫得那么小心，像生怕吓跑了停在嘴唇上的一只蚊子。他这样叫过几回之后，就彻底明白张惠再也不会理他了。
我的父亲迅速地委顿下去，他重新频繁地犯起癫痫症。
他叫母亲，而母亲不理他，之后他就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叫。我能听到他一个人翻来覆去，用自己的拳头，或者脚，或者头咚咚地擂墙。他说我想，我受不了。之后他就不再擂墙了，他呼哧呼哧地喘气，有节奏地呼啸。
母亲呸呸地向地上吐两声，说，恶心。
林宝山犯癫痫症的那晚，张惠正坐在桌前往小本子上写东西，她为了避免听到林宝山的呼啸，就搬出一床被子，用剪刀挑开一段线头，从里面拽出两团棉花，塞进耳朵里。后来，我就听到了林宝山的呼啸，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呼啸，他呼啸的节奏，时间，他会在什么时候颓然地安静下来。但是那晚节奏打乱了，他的呼啸还没有高亢起来，就没什么声响了。老鼠在地上蹲着，我在炕上趴着，无奈地期待着他重新叫起来，然后重新安静。那样我们才能把心放回肚子里，安心地睡觉。
可我越来越觉得有些不对劲，他的房间里死一般静。我说，爸爸不知道怎么了。但是张惠听不到我说话。于是我下了炕朝外屋走。张惠可能以为我要出去解手，她看了看我，又把精神集中回小本子上。我走到林宝山的房间，拉开灯，看到林宝山光着下身躺在炕上，他上身还穿着那件鼓鼓的汗衫，腰上还扎着破裤带，只光着下身。
我第一次看见男人的——他仰面躺着，无声无息，嘴角流着一摊白色的泡沫，小腹下面立着一根巨大的东西，旁边是一片黑森森的景象。
我吓呆了。林宝山在我的眼里是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人。男人是丑陋的，从那时起，它根深蒂固地盘踞着我的思想长达多年。
我的父亲林宝山被送进医院。给他穿衣服的时候，母亲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下身那根巨大的东西一直立着。后来，她胡乱弄了条破床单，裹住他，让他们把他弄到了医院。
林宝山的癫痫症状很快就消失了，但是他的另一个问题并没有消失，并且成了一个新问题——他的下身一直无法恢复正常。他回到家之后就不再出门了，躺在床上呻吟，央求母亲，惠，惠，你帮帮我吧，这可怎么办啊。
母亲说，滚！你以后断了这个念头！
我对母亲说，你就帮帮他吧！
张惠顿了顿，有些不知道怎么说的样子。但我能看得出来，她是很想跟我说的。从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把我当成朋友，她从来也不像别人那样煞费心思地骗我，说我是从地里刨出来的，土坷拉里拣回来的等等。她告诉我说，你是我生出来的，我身上的一个卵子跟林宝山身上的一个精子结合，然后在我子宫里，就是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肚子——慢慢长大，最后，通过我身体的一个通道——她再指指自己的下面——生出来。
她很努力地思考了一会才跟我说，男人的器官平时不是那样子的，只有他们想跟女人亲热的时候，它才会变成那样，因为它会充血。这是生理问题，你需要长大之后才能懂。
父亲很可怜地过着羞于出门的日子。母亲不肯帮他解决问题，她让他自己解决。她说，你又不是不会。后来，林宝山无奈，就自己解决起来。他关着门。但是一会儿之后他又推开门，说，不行。他疲惫极了，说，我胳膊都酸了。张惠说，那就没办法了，你让它自己慢慢好吧，这是你的报应，你不就是天天想着这个事吗，现在它天天这样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林宝山再一次把那把他不知从哪弄来的手术刀派上了用场，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啊地惨叫了一声，我跟张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跑过去一看，炕上流了很多血，他双手捂着他那根一直立着的巨大的东西。
他没死，只是性器受伤。医生说，他以后不能过性生活了。他辩解道，我只是想划一道小口，放放里面的血。
现在，林宝山一无所有，他对我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多次讨好我，试图让我跟他说说话。每逢这种时候，我都非常悲伤。我无法告诉他，只要一面对他，我就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他蹲在地上可怜巴巴地叫我，小雪，小雪，跟我说说话。可我就是无法说话。我哭了，眼泪一颗一颗地落下去，跌在他仰着的脸上。他的脸肮脏和衰老得让人生厌。
不久林宝山的伤口就痊愈了，他成为整个镇子取笑的对象，人们只要一看到他，包括那些妇女，都往他裆下看两眼。男人们说，宝山，下半辈子要断粮喽，女人们则说，宝山，这下知道了吧，城里女人是祸水。
林宝山不以为然，对那些男人说，断粮我也赚了。对那些女人就说，你们想当祸水，还当不上呢。
女人们就呸呸吐他两口，说，真是不值得可怜。
张惠好多天都觉得在镇上抬不起头，她请假在家呆了几天，但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几天以后她不得不回到医院上班。她在药房里用大口罩把脸捂住，只露出两只眼，来人拿药，她也不抬眼。但这仍免不了周围那些眼光给她带来的压力，有些妇女很放肆地从头到脚打量她，特别是她的胸和下面，试图从中发现她跟她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但她们什么也发现不了，因为张惠从来不到镇上的一家浴池洗澡。她有洁癖，还有，她根本不屑跟那些妇女赤身混在一起。
那段时间，是张惠一生当中最不堪的日子，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小贾叔叔已经离开了，否则，我不敢肯定张惠会不会精神分裂。实际上，她已经有轻微的精神分裂征兆了。小贾叔叔离开之后，刘班长住进了爷爷的厢房,张惠开始频繁地往刘班长那里跑。刘班长很忙，他很少在屋子里呆着，但是母亲乐此不疲，她甚至多次在煮了地瓜和芋头之后，端着一个盘子，走过白桥，去爷爷家送给刘班长吃。刘班长婉拒，说，部队有规定，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母亲就把盘子从门槛底下的门洞里塞进去，但是第二天，刘班长就把盘子送到了爷爷家。
母亲锲而不舍，有一次我坐在后窗外面的土坎上，目睹她跟刘班长像拉锯一样地推拉那个盘子，她把它从门洞里塞进去，刘班长就把它从里面推出来，她再塞进去，他再推出来，如此往复了好几次。
我觉得张惠已经有些不正常了，尽管她还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做饭吃饭，睡觉写日记。
天渐渐冷了，坐在后窗土坎上的时候，能感到屁股底下飕飕地冒着寒冷的地气。母亲不知道这个秘密的所在，我也不打算告诉她。它是我一个人的领地。我坐在那里想小贾叔叔围着磨盘吹口琴、看书的往事，还有，他通过窗户塞给我他的口琴，对我说，林雪，你是最美的孩子，将来，也会是一个最美的女人。
我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对此我很迷惑。因为，夏天早已经过去了，我脸上的疤痕并没消退。我还能做一个美丽的女孩吗？好像已经不能了。
现在我上学了，有一次我听到我们的美术老师跟数学老师一起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说，真可惜，要没那道疤，林雪会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子，现在，看看，这么美丽的一张脸，竟然毁容了。
我不懂毁容是什么意思，总之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了。我站在校园里，用手摸着那道凸起的疤痕，难过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