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贾叔叔要走了。一辆军车停在白桥桥头，周围挤满了部队和镇上的人。
我没有挤在人群里，而是坐在小贾叔叔屋后面的土坎上，看他收拾行李。他们帮他把行李一件一件拿到汽车上，很快，房子里就变得空荡荡了。小贾叔叔站在磨盘旁边，把手放在磨盘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会，然后，提着一卷凉席走出了屋子。那是他最后一件行李。
人群很安静。开始有蝉的叫声了，它们在我头顶的槐树叶子中间悠长清脆地响着。我把下巴支在膝盖上，心想，我再也看不见小贾叔叔了。
小贾叔叔在车旁停下来，四处寻找了一会，最后，发现我坐在土坎上，远远地看着他。他大步返回屋子，来到后窗前，向我伸出手来。
我把手伸进窗子，让小贾叔叔握在手里。他的手很大，把我的整个手都包了进去。他说，林雪，记住，你是最美的孩子，将来，也会是最美的女人。
我说，我会想你的。
这是一九七九年，我跟小贾叔叔的最后一次对话。
小贾叔叔跟我说完这句话后，我们都觉得不必再说别的什么话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口琴，放到我手里，把我的手合上。然后他就走出了我爷爷的厢房，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母亲在藤椅上睡着。我真羡慕她，她有充足的时间用来睡眠，药房的工作很轻松，她工作一天就可以休息一天。可她还总是想回城，如果她回了城，她敢肯定会找到一份这样轻松的工作吗？没准她会当上一名环卫工人，穿着分不清性别的工作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拿着一把铁锹收拾城市里的垃圾，就像后来我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
我站在院子里，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九年的八月末了，蝉们在张惠头顶那棵大槐树上鸣叫得厉害，鸟却在睡着。树叶投下很多细碎的小星星，跳跃在张惠的脸上，她的脸干净而清爽，没有一点汗水。
张惠是突然醒的，之前她一直在沉睡，没有丝毫要醒的迹象，我急于把小贾叔叔离开的消息告诉她，但是她沉睡不醒。自从她开始服用那些药粒，一旦睡过去就很难叫醒。
我心急如焚地坐在小板凳上等着她醒来。后来她忽然睁开眼，把我吓了一跳。她问我，小贾叔叔走了是吗？
她怎么会知道的呢？自从她把小贾叔叔从这个家里赶走之后，他们就形同陌路了。一开始，我还偶尔向她通报小贾叔叔的情况，但是自从她开始服用能让自己熟睡的药粒，并每天昏昏沉沉停止思考之后，我就彻底不跟她说小贾叔叔的任何消息了。
更让我吃惊的是张惠后面的话，她说，送小贾叔叔的车现在到了红旗桥。过了红旗桥，再走两个小时，就能到县城。过了县城，一个半小时可以到烟台，小贾叔叔就该上火车了。
我说，我刚刚才从爷爷家回来，我是跑着回来的，你怎么知道的？
张惠很莫测高深地笑了笑，说，一切都是命运所定。存在是，离开也是。母亲的答案胜似没有答案，这使这件事此后成了一个无解的秘密。我问树上的鸟和地上的蚂蚁，是不是有谁先来向张惠通报了小贾叔叔离开的消息？鸟和蚂蚁都摇摇头。
后来我反复分析多年，直到小说进行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还在求解。我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应当和解，世上没有绝对的纯粹，尤其是这两样东西，界限太清楚反而令某些事物无解。当然这只是我的联想，具体到母亲当年留下的这个秘密，我想答案很有可能跟梦有关。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者，此生都必定要做梦，而且不止一次地做，其中肯定不乏某些跟现实息息相关的奇异之梦。这种梦，我认为是永远无解的，是神秘的宇宙给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生活的人的宝贵馈赠。在我生命里，梦是一个虚幻而必须的存在，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更对它情有独钟，所以我相信母亲当年一定是被神秘的梦所光顾，她躺在藤椅里昏睡，然后做梦，梦里出现小贾叔叔离开的景象。
所以她醒来以后很超脱很莫测地说，一切都是命运所定。她认为是命运让她不必身临其境而又熟知她情人离开的种种细节。
我相信这种梦是非常有可能的，因而这种推测是成立的。我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者，这是件好事。
跟这个诡秘事件相似的另外两个事件，分别发生在当年十月和十二月。第一次，母亲在一次沉睡之后忽然告诉我说，小贾叔叔把脚崴了。第二次，她说，小贾叔叔那里下暴雪了，跟咱这里一样。
她提到小贾叔叔崴脚，我还可以把这当成她的一次睡梦，可是当年十二月，她提到小贾叔叔那里下了暴雪，跟槐花洲一样，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因为当时她说完这句话后，我特意掀开窗帘朝外看了看，外面没有一丝下雪的迹象。
而暴雪是在当天夜里下的。这次我听到很多雪花在说话，由于众多声音混在一起，我听不清它们都在说些什么。我当时被一种好奇心纠缠住了，母亲是怎么预见到那场暴雪的呢？事后我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说连天气预报都没播报那场暴雪。这么说来，母亲比我还具备某种超能力，我只是能听到雪花在说话，母亲却能预见到一场还未下的暴雪。
当时我记住了她提到的时间，一九七九年十月和十二月，这使我萌生了重逢小贾叔叔以便求证的想法。当然后来，母亲的说法通过了事实的验证，我依然把原因归咎为梦，还有感应。唯物主义者难道就不相信感应的存在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我们寻求不到答案的事情？宇宙如此浩瀚，生物和自然如此神秘，规律只是我们掌握了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很多事物我们无法掌握其规律，也就无法探知其中奥妙。
总之，一九七九年夏天，小贾叔叔从我们的生活里离开了。有一天张惠很清醒的时候，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淡绿色本子，开始在上面写东西。她已经很久没在它上面写东西了。她不在那上面写东西了，是因为她晚上要到她跟林宝山的房间里睡觉，现在，她不再到他们的房间里睡觉了，现在那两条内裤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张惠终于可以无视林宝山的威胁，而搬到我的房间里来睡了。
这样，她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写东西。通常她在吃完晚饭，洗完脸和脚后，就坐在我房间里的写字台旁边，打开那个本子，在上面写一会儿。她写完之后，就把它锁进抽屉里，然后把钥匙挂到脖子上。她用一根很漂亮的红绳串着那把钥匙，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即使睡着，只要它有什么响动，她也会立即醒过来。
这样，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尝试都落了空，我无法在任何时候，把那根串着钥匙的红绳从她脖子上解下来。
张惠跟林宝山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相像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身体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林宝山的一切都嘎然而止在一九七九年的夏天。
小贾叔叔离开当天，林宝山就蔫了。当张惠面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枕头离开他们房间，他什么都不敢说，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这个时候，他穿着一件短袖汗衫，很脏，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由于汗衫很薄，可以看到他胸前鼓鼓地藏着什么东西。他的腰上还是扎着那条破裤带，从冬天开始，直到夏天，那条裤带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腰。他的腰肯定长痱子了，甚至有可能溃烂了，流脓了，因为他的身上总是散发出很难闻的气味，像夏天的臭肉散发出来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