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秋天就这么过去了。由于气候的温吞，济南的冬天就显得不那么明朗。李天亮打电话说，烟台下了第一场雪。他在Q上给我发了很多雪景的照片，说专门拍给我看的。他还装了摄像头，说也是专门为我装的，为了让我不至于把他忘掉。他请求视频，我接受，他在那个小框子里冲我摆手，还喝茶，把杯子举起来。
我挺愉快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疏远。不久我就在Q上坦白，我是为了一个男人才来到济南的，李天亮说他心里有些发酸。他问我会不会跟那个人结婚。我说他跟我母亲是彼此的初恋情人，这就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容易突破，他好像总把我当成他的侄女，他甚至说我应该叫他叔叔。
李天亮说，你们不合适。
我说其实我也没想怎么着，我这辈子只对一个男人动过结婚的念头，这个男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也许还在监狱里，也许已经死了。
李天亮说，那你为了贾特巴巴地跑到济南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说，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了，因为答案跟时间和历史有关。
时间和历史，这是两个多么难以摆脱的词汇。我意识到，这二十多年里，我一直没有走出这两个词汇。它们就像两只鞋子桎梏着我的脚。而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不顾一切地跑到济南来的呢？是因为贾特，还是因为时间和历史？我分不清他和它们之间的界限，很多时候我甚至感觉，他代表了它们。
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贾特带着他的女人造访了我。女人很大方，开门见山地让我叫她姐，在得到我勉强的同意之后，她立刻就像我姐姐一样，打算帮我干点活。她挽起袖子要帮我打扫卫生，却发现我家里很干净。
我说我母亲是一名药房管理员，她热爱清洁，总是偷拿医院里的卫生棉球，在我们家里东擦西擦，所以我也受了她的传染，有轻度洁癖。你要是真想干活，就等会儿做饭吧。
她毫不在意地说，行，我十分愿意效劳。
我很想对这个女人刻薄一点，对她尖酸地说点什么，或者流露出一种很明确的敌视态度。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一些，我挑剔她在厨房里把水溅得到处都是，菜叶子没有完全扔到垃圾桶里。我还说她用错了刀，明明是剔骨刀，她却拿它来切菜。我说这是贾特送我的，日式厨刀。她说哦，是吗，贾特挺会买东西的。我说他是一个很有品味的男人，年轻时，我母亲简直对他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个女人感兴趣地问我，贾特对你母亲怎么样？我说一样啊，她是他心里的女神。
这个名叫林林的女人竟然毫不生气。她就像一个心情不错的大人，纵容着她的孩子在一边有意捣乱。当我意识到她对我的这种态度时，我很泄气。
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林林不断照顾我，给我夹菜，仿佛这不是在我的家里，而是在她的家里。吃完饭后她自告奋勇去收拾碗筷，让我和贾特好好玩玩，说说话，或者干点别的。我们自然不能干点别的，电视节目也不怎么好看，于是我提议玩扑克牌。我平时总爱拿扑克牌算命。林林洗完碗后，饶有兴趣地看我跟贾特胡闹，我输了贾特就刮我的鼻子，他输了我就刮他的鼻子。我一直没让林林参与进来，让她旁观我们的亲密无间。
林林洗碗筷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不对她那么刻薄了。整个晚上我们三人心无芥蒂，其乐融融，像一家三口。林林要比贾特年轻一些，但也年轻不到哪里去，据我推断，至少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贾特介绍说，林林原来也是做生意的，开了一间美容美发厅，后来因为一个男人跟别的女人争风吃醋，被整了一下，破产了。
这些事是林林洗碗筷的时候贾特告诉我的，我说你那时候是她的常客吧？贾特说是。我说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同居？贾特说，我们也不同居，平时各住各的，只是有时候在一起。我说你可真行，满世界都是良家妇女，你却跟一个风尘女人好。贾特说你不懂，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能跟良家妇女在一起的，只能跟林林这样的女人好。
我们玩牌的时候，林林就坐在旁边磕瓜子。她磕得很快，瓜子壳很完整，牙齿咬瓜子的声音很干脆。我时不时地看她一眼，她无可奈何地呈现出一种老相来，即使是晚上，也看得很清楚。也许，贾特不喜欢年轻女人，我想。
这个晚上他们离开之后，我感觉到了我的嫉妒和浅薄。他们之间共同的过去使我感到不可逾越。而我跟他共同的过去呢？相比之下，显得是这么遥远。太遥远的东西一旦逼近，就容易面目全非。我一直在试图找回什么东西，替我母亲，或者替我自己，或者以替我母亲为幌子。现在发现不是找，是追。追比找更容易让人不堪。
冬天反正是温吞的，没有雪，路好，我开始到千佛山上跑步，每天早晨。在跑步的时候，我被遇到的人或多或少地注目。具体说，是我脸上的疤痕被人注目。我已经习惯了漠视这样的注目。
后来我的跑步也让很多人开始注目，我跑得很快。石板路干净而平整，比槐花洲那片布满鹅卵石的河滩跑起来舒服多了，而且我穿着质量不错的运动鞋。在跑步的时候我遇见住在我对门的美院男生，他跟在我后边，气喘吁吁。跑步结束之后，我会拿着那把老旧的口琴，找个地方坐下来吹上一阵。美院男生提醒我说，这口琴音不准了，该买新的了。我看着口琴，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贾特跟我的关系应该深入一下。我也许爱上他了。
同时我越来越感觉到了我对他的独占欲。他很频繁地带着林林到他给我买的房子里来，林林也知道这房子是贾特买的，可她毫不在乎，甚至她怂恿贾特对我再好一点，给我钱生活，让我不用这么辛苦地写作，她还提议他给我换套大点的房子。
我很不了解这个女人，她对我喜欢贾特了如指掌，却弄得我们像是一家人。有时她还一个人来，坐在我的沙滩椅上，迷迷蒙蒙地抽烟。她抽烟的时候，多半是我不怎么愿意搭理她的时候，我坐在电脑前，煞有介事地敲敲打打。她坐在阳台上，尽量不打扰我，我却依然不喜欢她坐在那里。
我经常找一些理由，很突然地给贾特打电话，让他来，有几次他来不及叫上林林，就一个人赶过来，我们之间的局面反倒不如三个人在一起的局面好。我试图像刚开始时那样，趴在他的肩上，向着他的脸吹风，却无论如何也做不来了。这使我陡然感到了林林这个女人的重要性。
有一次我让贾特陪我去爬千佛山，在山上我到处寻找防空洞。我希望找到一条很像玉黄顶山上那条山洞一样的防空洞，在寻找的过程中，我的耐心一点点地丧失了，历史似乎正在远离。
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我一屁股坐了下来。草都枯了，地面裸露着冬天的冷，我说我感受到张惠死时的冷了。
贾特说你这个傻孩子。
我说，你以后别叫我孩子我求你了。我又说，你过来。
贾特过来了，却像随时都要离开，让我很不舒服，我突然抓住他一只手，他没有防备地倒下来，我立即用胳膊缠住他，寻找他的嘴。他还没反应过来，我的舌头已经深入了进去。
过了一分钟，他终于反应过来，他开始热，却坚决地离开了我。他很有力量，我的胳膊像两条枯萎了的秋天的藤蔓。他的保镖在离我们大约十米远的地方，沉默地站着，看着别处。我悲伤地感到，我在他的生活里似乎无法占据任何一个位置。
在一个饭局上，他牵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别人，说我是他一位故交的女儿，作家。他们说，还以为是小情人呢。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两人是相依为命的关系，我老了，还得让她养活。我夹了一筷子菜，说，叔叔，吃菜。
此后我默许了这个心照不宣的协议，为了能在那些场合堂而皇之地牵着他的手。我也许是虚荣的，为了向自己证明我跟他之间的亲密无间，我需要这种亲密无间。晚上我看着笔筒里那把厨刀出神，并常常产生一些冲动的时刻，把它抽出来，飞快的，唰一下，让灯光跟它摩擦出瞬间的闪亮来，然后，思忖着它的用途。
星期天在杨雪家里，我们为如何找到瑞士人而挖空心思。我们没有想到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我曾经建议杨雪去告他，向法律求援。杨雪说，你还让不让我干这个小局长了？
我想想，也是，那样杨雪会身败名裂。排除这个办法，除了手机号码，杨雪没有这个人的其它可靠信息，因此每隔几个小时，杨雪就往瑞士人的手机上发送一条短信，她坚信瑞士人肯定会在某个他认为安全的时刻，悄悄打开手机查看一番。
杨雪给瑞士人发送的短信内容多变，软硬兼施，她甚至恫吓他说，她已经找了黑社会，不日就将找到他的下落，到时候废了他。过一段时间后，她又意识到恫吓也许效果不会理想，就换了口气，软绵绵的，请求他回来，再跟她见上一面，吃顿愉快的分手晚餐，再做一次爱。她甚至引诱他说，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那些激情荡漾的过去了吗？
而在我看来，这些办法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瑞士人有外国国籍，他在两个国家之间来去自如。我开始怀疑他到底算不算一个有钱人，如果他算一个有钱人，那十万块对他来说应该只是一个区区的小数目，就像我钱包里的十块零花钱一样。照这个思路分析，瑞士人应该不那么有钱。我问杨雪，你到底对瑞士人了解多少？杨雪说，几乎是一无所知。杨雪又说，现在我知道我遇到了一个骗子。
杨雪打量了一下王海给她买的房子，说我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这么一套房子，其余的什么都不属于我。我早晚得离开这里。
我说，你想到什么地方去？
杨雪说，谁知道呢。
我说，哪个城市才是我们的家？
杨雪说，有男人的地方就是，没男人的地方就不是。
杨雪坚持给瑞士人发了很长时间的短信。最后有一次她拨打那个号码的时候，被告之这个号码已停机。于是她不再给这个号码发短信了，她开始算计自己手里有多少钱，能不能在年底之前把那个窟窿给补上。她跟王海离婚的时候，除了得到这套房子，还一次性得到了几万块，加上离婚之后这几个月的积蓄，据杨雪说，还是能补上那个窟窿的。她气急败坏地在家里走来走去，说如果有一天让她碰到了瑞士人，她绝不会善罢甘休。
杨雪家里养了两条金鱼，她给其中的一条用瑞士人的名字命了名，我曾经见过她对着那个鱼缸，很亲热地叫着瑞士人的名字。瑞士人消失后，杨雪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收拾进了一个塑料袋，扔进了楼下的垃圾箱里，惟独剩下了这条以瑞士人名字命名的小金鱼。我想，杨雪大概是忘了这条小金鱼还跟瑞士人有关联了。当然也不排除她有意留下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