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难民每天只能领到一碗稀粥。
为了防止难民重领，领到稀粥的难民就在额头上打一个蓝色的记号。由于“粥摊”的稀粥每天都有限，有的难民排了好几个“粥摊”也没有领到那碗稀粥。还有就是，大多地方的乡绅都在稀粥里做了手脚，能吃到整碗稀粥的人不多，往往是喝两三口，碗底的肉就露出来了。
碗底有肉，并非地方乡绅们是菩萨心肠，而是他们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上面拨下来的大米，被他们偷梁换柱换成了肉。人是铁，饭是钢，人饿了只顾吃饭，有钱人家养的肥猪卖不出去，而大米价在一个劲地涨，一升大米竟然卖到了银元二角四分。
长短工每天的工钱也就七八分银元，给地主做一天活路，只能买三四两大米。
政府拨下来的大米，被地方乡绅用不值钱的猪肉顶替了，白花花的大米进了地方乡绅的仓库，然后又变成白花花的银元，落入了他们的口袋里。
然而，就在老百姓整天盼着能吃上一碗没有肉的稀粥时，那些拿枪杆子的大军阀们却在一次国宴上为了争夺一块叫做权力的骨头打起来了，就像一条条疯狗，他们彼此撕咬，相互*。他们“逢州吃州，逢县吃县”，吃得老百姓叫苦连天。
他们中有个姓蔡的大军阀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地从省城打过来，队伍里挑草鞋的就有千把人。
后来姓蔡的招安了两股土匪，无恶不作的两个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芷江县保安团的首脑，为姓蔡的筹军饷派款，连队伍穿的草鞋也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
按人头算，每个人头五双草鞋。
第九保有五百户人家，两千多口人，每年要交草鞋一万多双。
催交草鞋的任务落在了保长的身上。
父亲只能挨家挨户做宣传。草鞋是用稻草编织而成的，需要大量的稻草。十里八寨头两年是干旱，水稻下不了种，接着又发了一年大水，稻草都打了水漂，村民哪来么子稻草。村民们把床上铺的屋顶上盖的旧稻草都拿来了，还是凑不够五双草鞋。
父亲多次到乡里反映情况，要求减免草鞋这项摊派，每次都被乡长杨士基骂了个狗血喷头。
乡长杨士基后来不耐烦了，就说：“没有稻草，干脆交钱，每双草鞋给我要两分钱。”
政府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正如老百姓唱的：“国民党，太残暴，捐如草，税如毛。”这不，老百姓光“正税”就有二十余种，还有治安等各种捐税，本来就不堪重负了，许多人连粥都喝不上，现在又多了项草鞋费。
为此，父亲到芷江城头为民请愿，要求减免这项不合理的摊派。父亲把第九保全体民众联名按手印的请愿书交到县政府，没想到这次请愿不成，反倒引来了半年的牢狱之灾。
父亲与乡长杨士基为了一万双草鞋，结怨了。
天大地大，军阀最大，县政府哪敢得罪用枪杆子说话的大军阀，草鞋费还得如数缴。
官官相护，父亲对仕途开始失望了。实在不忍心向村民伸手要钱，父亲往往是村民捐多少，他就交多少。年底结算时，父亲还有五千双草鞋收不上来，结果乡长杨士基给父亲定了一个挪用公款侵吞军饷的罪名，把父亲关进了芷江监狱。
其实国民政府抓人跟土匪绑票差不多，只要交足了钱，就会没事的。五千双草鞋，也就是一百块大洋，父亲只要交了一百块大洋，就可以出狱了。
父亲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他也不想交。
父亲这么一耗，就是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