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如此严格户籍和保甲，主要目的还是多征兵，而“兵役法”又给了他公开征兵的方便。于是，他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和“年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及龄壮丁，均应轮番施以严格之军事训练”的规定，于1938年公开征兵，接着于1939年又征兵两次。凡是家有两名以上壮丁者，均须参加抽签。为了增加兵源，制定了“大配小，小抬大”、“三代合一户”、“五世不分家”等种种恶毒的规定，不断整顿保甲，查编户口，其中心意旨，就是“并户”，从并户中增加双丁数目，并进而使每户壮丁数目“非三即五”，以无限地开拓兵源。
征兵中的弊病很多。在“征兵”和“验兵”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征兵官在壮丁“抽签”时扒一层皮，但往往验兵官认为不合格，全保户民就得摊款另雇，又扒一层皮。于是贪官污吏就找到了分吃雇兵价款、勒索卖放、贿赂公行的门路。所以，经手兵役的官吏，都从中捞到许多好处。老百姓中，贫富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地主富商子弟中签以后，可以雇人顶替；穷人中签，只好去当兵。因而，残酷的兵役之祸最终都转嫁到穷苦人民身上。抗丁的斗争日益激烈，外逃现象越来越多。同心县逃得全县只剩下18000多老弱妇孺。灵武县在1943年集合了1000多壮丁听候应验，夜间壮丁将寨门推倒，用铡刀砍伤验兵官，全部逃跑。马鸿逵大为震怒，亲手打了“征兵大员”李振国几个耳光，立即调兵捕捉。但面对逃丁、逃兵越来越严重的情况，马鸿逵只好采取又拉又打的两面手法。一方面采取缓和矛盾的手法，从1943年起，马鸿逵假仁假义地给当兵的家属散发有限的钱、粮、布匹；每年给士兵放两次假，准回家娶媳妇。另一方面则是残酷地对待逃兵，规定对于逃兵：一是抓本人；二是如本人抓不到，即抓家属，包括亲兄弟和叔伯兄弟；三如家属中无可抓之丁，即令破产雇兵，无产可破者，找保人要兵；四是保人无兵可抓者，雇兵顶补，或抓保人家属；五是保人既无家属，又无顶雇者，全保公摊。总之，不管怎说，马鸿逵的兵，一个也不能少。马的帮凶海涛曾裸地对县长们说：“县长们头脑要放清楚，主席要的是兵。千言万语一句话，要兵哩！”
总计抗战时期，马鸿逵征兵约4万人之多，但抗战八年之间他仅抽出两个旅上过绥西前线，还没有认真跟日寇打过仗（后面将另行叙述）。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马鸿逵的征兵变本加厉，手段更为凶残。一次捉回逃兵90名，集合在省城东教场，调来士兵500名，命令5个士兵打1个逃兵，一律用两根皮鞭抽打脊背，血肉横飞，惨叫连天，全城为之震动。一个逃兵大声叫喊：“打死我也不当兵。”马鸿逵暴跳如雷地说：“我枪毙了你！”“枪毙也不当兵。”马立即枪杀了这个逃兵。由于历年征兵，兵源枯竭，遂扩大范围：不论单丁孤子，都要当兵；五十五岁的男丁，剃了胡须占名应验；中等学校的学生也要当兵；十五岁的孩子，则征入幼年营当兵。并将全省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男丁，一律编入国民兵，每天上下午两次集训。1947年援榆林之战，马鸿逵军被解放军痛击，逃散颇众，马鸿逵又规定每一逃兵要顶兵5名，每一逃官要顶兵10名。后经地方士绅请求，改为“兵三官五”。凭带兵官开列清册，派厅长、处长大员到各县驻催。家抄路捕，鞭打镣押，老幼妇孺，一律关入监狱。贺兰县监狱中挤死孕妇1名，中卫县监狱中两名妇女流产。没有大人要小孩子，没有男丁要妇女。成立所谓“被服厂”、“幼年营”，驱迫妇女儿童进行超体力的劳动。灵武县有一名士兵本已战死，部队仍将其列入逃册之中，征兵大员李振国酷刑拷打家属，逼得家属把尸体抬来，才算了事。惠农县尾闸逃官一名，家属变卖15头骆驼、30亩水田雇兵两名，仍不得销账。这次缉逃征来的新兵成立了一个团，群众称之为“讹兵团”。在“幼年营”中的娃娃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又重，个个面黄肌瘦，1946年，在一个560多人的“幼儿营”中，就有病号240多人。马鸿逵只好令各家长具保领回治病，病愈后再回营从军。马鸿逵把号称塞上江南的宁夏，搞成了一座大监狱，一座大兵营！
4．夺地争权
马鸿逵野心勃勃，当了“宁夏王”，意犹未尽，还想积极扩张势力，要更多的地盘和权力。甘肃的西吉、海原、固原毗连宁夏。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原驻宁夏，但马鸿逵不给粮秣供应，马鸿宾告到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跟前。朱为缓和双方冲突，调马鸿宾部就食于海原、固原。马鸿逵遂借机向甘肃插足，一再扬言：“中央有意扩大宁夏省的区域，海、固回汉问题复杂，所以调马鸿宾的部队先开过去。”并打算派一个以阿訇为中心的代表团，借慰劳马鸿宾部的名义，联络西、海、固的回族群众，为其进一步染指打基础。还向蒋介石密电条陈重划省界的意见，索要西、海、固。但不久马鸿宾部调驻陇东，马染指于西、海、固的企图遂成泡影。
马鸿逵对于陕西的三边地区也垂涎已久。1946年，马倾巢出动，进犯盐池、定边、安边、靖边等解放区。一度占据定边后，马亲率其厅、处长到定边，召集群众宣传自己的“德政”，委任定边、靖边两个县的县长。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三边距宁夏较近，已先行派县长及佐治人员主持县政。今后为军事便利，该县政务暂以宁夏省政府就近推行”，并以同样电文通知陕西省政府。马鸿逵此举，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不久，解放军将马鸿逵部队从三边地区赶出来，马吞并三边的迷梦又被粉碎。
阿拉善和额济纳原是内蒙西套的两个独立旗，从清朝到民国，都直属朝廷和中央政府，不受邻省、邻蒙的干涉。马鸿逵到了宁夏，就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两个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国民党政府认为，两旗事务应由蒙藏委员会办理，宁夏省不应过多干涉，但马鸿逵野心不死，与两旗纠缠不休。后来，省、旗之间的争执集中在磴口问题上。磴口原是阿拉善旗所属的巴格（相当于乡），冯玉祥时代改为县，但其田赋、税收仍归阿旗政府，马鸿逵提出应改归宁夏省。双方争执不休，蒙藏委员会派人前来调解，达成临时协议：田赋由省方按照“征汉不征蒙”的原则办理；税收由省方征收，但每年要给阿旗补助4万元。实际上，马鸿逵将田赋税收都照征不误，但补助费从未给过。“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和伪蒙疆政府相继出现。马鸿逵以阿旗的札萨克（旗长）达理札雅（旧称达王）与溥仪是亲戚，日本曾在阿旗政府所在地定远营设过特务机关。就密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将达理札雅看管起来，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同意。马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劝达理札雅到宁夏来住，达理札雅抱定“虎不离山”的老主意不动，马遂以武力劫持。1938年2月，马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在马腾蛟指挥下，将定远营包围，开炮威胁。达理札雅仅有一连保安队，难以抵挡。马鸿逵叫他母亲和马鸿宾约达理札雅在定远营城外三道桥会面（按：马福祥和达理札雅的父亲塔旺札布是盟兄弟）。达理札雅不得已，便同夫人来到三道桥，马的母亲假惺惺地对达说：“你们弟兄怎么闹，我管不了，可我不能让我的儿媳和孙子们（指达理札雅的妻子、儿子）在炮火中受惊，我要带她们到银川。”达理札雅听了这番话，只好随马母到了银川，从此被监视起来。马鸿逵部围攻定远营，虽无大的战斗，也纵兵大肆掠夺，把蒙民的大烟、银币、羊皮、羊毛、衣物、金银首饰、镀金佛像等，几乎抢掠一空。之后，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派其心腹主持，实际成了县治。首先在定远营清查户口，编制保甲，登记壮丁，摊派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从1940年到1945年，先后征兵7次，每次征80到100名，还经常抓逃兵，挨户搜捕，弄得鸡犬不宁。又以“五匹马和七匹骆驼代替一个兵”的办法，先后征走骆驼1000余只，马800余匹。强购马2000余匹、牛500余头。禁止粮食进入阿旗，使粮价飞涨，蒙民终年不得一饱。还垄断阿旗的皮毛和土特产，对蒙民进行经济压榨。马鸿逵这种残酷统治，使全旗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口锐减，市面萧条，原来阿旗共有7000余人，到解放前仅剩3000余人；定远营原有小商号和小作坊150余户，后来仅剩下10余户。
此外，马鸿逵还向宁夏北部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伸手，将该旗搞成他敛财之地。
马鸿逵除了争地盘，还要争权。主要是跟国民党中央的有关部门争权。
争夺控制宁夏省党部之权。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之前，宁夏省党部特派员为CC分子沈德仁，沈与马鸿宾私交甚好，他曾假借地方团体名义致电中央，拥护马鸿宾任宁夏省主席，反对马鸿逵。1932年冬，马鸿逵行将主宁的消息传出，沈德仁即急忙逃走。从此记旧恶的马鸿逵就种下了反CC的根子。1933年，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以马鸿逵为主任委员，王含章、张天吾（未到职）、杨作荣等为委员，陈克中为秘书。孙殿英侵入宁夏时，王含章、陈克中托故离开宁夏。杨作荣则留在宁夏，日日在马公馆大献殷勤，博得马的欢心。战争结束后，陈克中返回，见杨甚得宠，遂生醋意，向陈立夫密报“马、杨关系颇恶”，陈立夫即撤去杨作荣的省党部委员，马鸿逵为此极为不满，大骂陈立夫，发誓不进省党部的门。后来，陈克中自觉不妙，悄悄溜走。国民党中央又派来王崇熙，王广来两个CC分子，都被马鸿逵寻隙挤走，从此CC在宁夏省党部再也站不住脚。后来，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先后派来马济林、王仙槎，两人虽极力对马表示恭顺，但马抱定“家鸡打不飞，野鸡养不恋”的老主意，始终不予信任，使两个人什么事也干不成。马鸿逵则保荐他的亲信叶森、周伯锽为委员，从而省党部仍是由马鸿逵一手遮天，包揽一切。
争夺司法权。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之初，就对国民党的司法独立制度表示不满，扬言“我不晓得司法部的大门向哪一面开”。当时省财政厅长梁敬钅享是孔祥熙系统的健将，事事强调“部令”，对马颇不恭顺，后来梁又自己活动调任宁夏省高等法院院长，更引起马的嫉恨。他担心梁敬钅享抓他的辫子，向中央检举，于是暗令省政府审核处（处长由赵文府兼任）严格挑剔梁敬钅享的财政交代手续，梁赵二人几次在马鸿逵面前争吵不休，梁在宁夏混不下去，调任甘肃财政厅长。宁夏省高等法院院长出缺，马保荐其忠实奴才苏连元继任。从此，司法大权落入马鸿逵之手。
争夺教育行政权。各省教育厅历来为CC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弟兄所把持，宁夏教育厅也不例外。其厅长一职，开始是特务葛武棨，葛迫于马的淫威，去北京半年不返，马鸿逵径电蒋介石云“我的教育厅长失踪了”。蒋将电报交给教育部长陈果夫，陈只好向马道歉，调回葛武棨，以另一CC分子童耀华接任，但童就任后恃宠放肆，在财务上露了马脚，给马以攻击的口实，只好辞职而去。又派来华北CC派时子周（回民），时对马颇不顺从，马送以200两大烟土，时拒不接受；马当众责打儿子，在场军政头目下跪求情，时昂然站立，故马多方寻衅，将时赶走。后又派来骆美奂、王星舟等，都因不堪马之排挤，托故离去。最后是杨德翘，杨曾夸口能向中央要钱修建宁夏中学和师范学校，马立即派工兵把两所学校的房屋拆倒，但杨却分文未曾要来，只好一走。如此多次周折，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让步，让马推荐人选，马“保荐”心腹杨作荣为教育厅长，从此教育行政权亦为马鸿逵所把持。
争夺邮电检查权。1943年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杨福全带领上校、中校十几人，持厚礼到宁夏，向马鸿逵洽谈成立邮电检查所。马认为此系军统特务机构，对己颇为不利，不准成立。双方坚持，成为僵局。年底，军委会检查处主任夏某来宁夏与马商量，马提出：“要设邮检所，得由我保荐人，你们派人，我不答应。”对方让步，马保荐杨树楠等5人去重庆受训1个星期，返回后，马即任李树楠为宁夏邮检所所长，杨福全带来的人，只留下几个尉官，骨干都回去了。所以宁夏邮检均由马鸿逵一手控制。杨福全离开宁夏后，写信大骂马鸿逵，并索要所送的礼物，成为一场可耻的闹剧。
争夺银行控制权。马鸿逵在宁夏开设银行，发行纸币，从而控制宁夏的经济命脉。后来，国民党中央银行拟在宁夏设行，马坚决反对，屡次交涉，迄无结果。1938年，马以法币150万元为资本，改组省银行，才允许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在宁夏开业。但其限制条件十分苛刻，如不准银行自设电台，收发电报要先经马过目，马之部队薪饷不必等拨发命令即随时支提，黄金兑换由马支配等。马及其亲信对中央银行负责人也极蛮横，如该行田经理稍不恭顺，即遭赵文府的斥骂和责打；业务科长冯午因“擅自办理”黄金兑现，被马的军法处扣押一夜，只因冯系军法处处长程福刚的山西老乡，才免于刑拷。因此，中央银行派往宁夏的人，对马鸿逵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马鸿逵如此飞扬跋扈，必然与国民党的忠实爪牙和权要发生矛盾和冲突。与军统局的冲突便是突出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