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登基后，所做的最大变动就是三分兵权，三分相权。
兵权分为西府，三衙与地方三部分，很难说它是好是坏，若说它坏，纵观宋明，几乎看不到蕃王与重将起兵谋反之类的事件。虽有，却无法使国家陷入南北朝唐朝时的那种混乱局面。
但说它好，无论是宋或明，除了极少数时刻，几乎看不到汉唐那种雄威。
因此好处有，坏处也不少，若往深处想，例如就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主将对部下都不熟悉了，这个仗能打好么？
宋九针对这个局面，在赵匡义彻底将节度使权利拿下时，做了有争议的改革。
先是将禁兵由城市向乡村转移，当时是很麻烦，然而长远看，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一次变革。
养兵成本下降，士兵养家糊口成本也下降，离开京城的繁华与浮华，士兵会更朴实，那么战斗力会提高。
到了边境是屯田，在家也是屯田，生活习惯变动不大，那么就可以延长轮戍时间。通过分批轮戍，至少留守边境的主将会了解部分将士情况，便于指挥。
宋朝才开始执行时，出现了一些混乱与争议，许多兵士将营田租给百姓。实际史上宋朝营田规模也不小，然而同样在犯这个毛病。这不仅是兵士懒散，他们是京城人氏，又哪里会种田？然而一旦七八成兵士转为农村兵，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边境多闲田。只要耕种起来，往往边境就可以实现粮草自给自足。这又节约了大量成本。
实际那次改革就是对赵匡胤三分兵权的良好修正。
只要继续执行下去，宋朝以后困于冗兵冗费的情况就会得到大幅度改善。
但在三分相位上，宋九却做了倒退性的变革。
赵匡胤用东西两府与三司三分相权，利于集权，减少权臣误国篡国的可能。
然而赵匡胤也意识到有种种不便之处，因此这个三分相权执行得十分模糊。
一直到宋九归来时，实际主要权利还是在中书。
宋九将东西两府权责分得清清楚楚，互不干涉。那么西府有军权，却没有行政权，更没有财权，三司有财权，却没有行政权与军权，东府有行政权却没有军权与财权。甚至西府有军权，却无掌兵权。更无财力支持，那么皇帝手中的权利就可以加强。
赵匡义在军事上是跛脚鸭，看不到它的弊端，只看到它利于君王将权利集中，于是高兴地默认了宋九的做法。
实际它们能分得清楚吗？
例如往前线调兵，与养兵。连国家财政收入有多少都不清楚，能否做出最好的决策？大战来临时，西府不知国家政务，东府不知西府军事计划，又能否做出最好的决策？
但没有宋九。宋朝也会往上面变化。直到富弼才看穿这个弊端，提出类似赵匡义在巴蜀的做法。让西府首相也兼任东府，东府首相兼任西府，这样相互了解，决策就不会出现重大失误。然而也没有很好地执行下去。
于是就有了李继捧归朝。
党项人原先生活在松藩草地到青海南部地区，青海北面与西部是吐谷浑人所在。
向北徙迁历史更早，隋朝时就有了，那未形成规模。直到唐高宗时，受吐蕃人所逼，党项人才以氏族为单位，大规模向陇右与庆灵银夏等地迁移，一直到天宝年间，这是党项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徙。
安史之乱后，原来陇右各部又向庆夏盐灵迁徙，庆夏盐灵则向银绥迁徙，有的甚至渡过黄河，达到河东地区。这是第二次党项内迁。
唐朝时大家也许不大注意，放在宋朝就能看出来了，这使得整个银川平原，与南北河套地区，成了党项人的大本营，给西夏崛起打下基础。
但当时拓跋氏力量并不强大，从氏族划分，是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六大府落，野利占据其三。从地域划分，庆州一带的东山部，银夏一带的平夏部。拓跋氏力量仍然很小。
直到黄巢起义，夏州偏将李重建之子拓跋思恭协助唐僖宗与朱温作战，此战虽败，但朱温随后降唐，由是拓跋思恭与李克用协助官兵将黄巢从长安驱逐出去。从而获得割据夏绥两州大义。后来李思恭又乘朱玫之乱，派弟弟拿下延鄜，力量进一步强壮。随后起起落落，西北变成三大部分，夏绥银宥的拓跋氏，府麟的折氏，庆灵的西路党项。六大府落则变成五大贵姓，细封，费听，折氏，野利，拓跋，拓跋最强。以及其他古古怪怪的多达上千个姓氏，如牛儿，客户，野鸡等等。
但这时候他们还是以依附中原为主，甚至利用贡马，获得中原的赏赐度日。汉人对这一地区仍然有影响力。如后梁时，拓跋思谏死，其孙拓跋彝昌立，被汉将高宗益袭杀。然而随后党项人迎立拓跋彝昌的叔父，李思恭的儿子李仁福又将高宗益击败。
闻听夏州内乱，附近的李茂贞约李存勖合兵五万攻李仁福，李仁福向后梁求救，后梁派李遇援救，加上李仁福的顽强，两路人马退走。由是拓跋氏保存下来。
后唐取代后梁，出兵夏州，然而此时夏州城池坚固，后唐运输困难，再加上拓跋氏乘中原内乱时，几十年得到休生养息，于是李仁福之子李彝超兄弟击败后唐军队。但仍害怕中原王朝，随后称臣进贡。然而这一战，更加竖起了拓跋氏的威信。
再到后晋，李彝超病故，夏州大乱，然而此时后晋迫于契丹大军南下，无暇西顾。甚至将投奔后晋的李彝敏等人送还夏州问斩。又丧失了一次大好时机。到后汉时，李守贞等三镇叛乱。甚至请求李彝殷发兵帮助，更不想对付夏州了。而且李彝殷虽发兵，明为相助后汉，实际替李守卢助威。
也就是逆天的好运，再加上陆续几代明主的小心经营，拓跋李家一步步地在这个夹缝里壮大了实力。
然后到了后周，柴荣同样无暇顾西，然而柴荣做了一个英明的举措。扶持折家！若无折家在西北，对照后来的宋朝历史，那会是恶化到什么地步？
到宋朝，拓跋李家一直很小心。
宋朝正在统一中原，于是默视他们的存在，然而赵匡胤却不及柴荣的远见，并没有做削弱这股实力的任何举措。那怕宋九刻意进谏。
李家也害怕，李彝殷死，其子李光叡继位，开宝九年，党进与潘美出兵河东，李光叡曾出兵相助。克北汉吴堡寨。李光叡死后，李继筠继位，赵光义出兵北汉，李继筠沿黄河列寨，渡河以张声势。李继筠死后。其弟李继捧继位，由于其威信不足。又加上他立其弟李继立为留后，引起诸父昆弟怨怒，李继捧从父李克文上表进言，李继捧没能力，不当为定难节度留后，请派使让李继捧入朝。
赵匡义看到一次大好分裂党项，削弱拓跋李家的机会，于是同意李克文的进谏，以李克文权知夏州，与作坊副使尹宪同知州事。羌汉共同这块土地！
李克文内外交困，只好献出所管四州八县（银夏绥宥），带着家人进京。
这就是三分相位的不便之处。
西北那摊子事，应划属于东府管辖，还是属于西府管辖，恐怕连赵匡义也说不清楚。
赵普重新为相，曹彬是好人一个，西府实权多为东府侵夺，所以宋九来到西府后，对西北的情况不大了解。
是派了许多斥候打着开拓羊毛商道，拉拢阻卜，分化契丹的大名去了西北刺探情报，然而时间太仓促了，到现在前方还没有消息传回呢。
也就是朝廷操作李继捧归京这件事上，宋九一直蒙在谷里。
但因为宋九，朝廷派了许多斥候前去西北，东府同样是蒙在谷中。
出大事了。
宋九看着大家，谁会想到，反而一些人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万国来朝，群胡伏首，才是一个强国的表现。
宋九不会这样想，他在沉思。
难道赵匡义做错了吗？
机会稍纵即逝，这正好一次难得的机会，不要说什么民族观，这是家天下年代，包括文明发达的汉人，也没有抱成团，况且是党项人。朝廷未动一兵一卒，甚至连阴谋诡计都没有用，而是顺应民意，让李继捧归朝。赵匡义做错了吗？
朝廷在灵州早就派驻军队，包括府州也驻扎了少许军队，还是羁縻，但是一种象征，朝廷控制了这片区域。然而默视定难四州八县继续国中国？赵匡义做错了吗？
赵匡义想恢复汉唐荣光，想要恢复汉唐顶盛时荣光，不要求军队达到葱岭平壤，但最少东北到营州，南到交趾日南郡，西南控制青海日月岭东部饶河湟水地区，西达玉门关实现真正的大一统。也就是收回定难四州仅是所迈出的一个小步。赵匡义做错了吗？
宋朝京城是开封，定难四州威胁不大，然而军事上意义却很重大，无他，战马也！宋初兵力并不弱，然而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崔彦进、李继隆与李汉琼三员虎将能不能取得满城大捷。若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潘美与杨业能不能取得雁门大捷。然而屡次证明中原养不好马，甚至将许多马养死了，那么西北重不重要？赵匡义收回定难做错了吗？
过程宋朝没有恫吓，即便李继捧失势归朝，赵匡义赏官赏金赐银，即便李继捧献出定难四郡，赵匡义也没有急躁直接控制管理，而是以李克文为首，汉官尹宪为辅，表现出足够的尊重，赵匡义做错了吗？
宋九提出分化阻卜，打通羊毛商路，若那样只有三条商路，一条是府州到丰州，渡河至北河套，再达贺兰山，从贺兰山达居延海，从居延海再抵达阻卜。然而这条道路离契丹是那么地近，契丹会不会坐视。这条道路已经不能选择了。
实际只有两条商道可供选择，从府州到灵州再到贺兰山，那边从府州到太原。从庆州到灵州，那边从庆州到长安。可这两条道必须经过定难四郡，赵匡义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定难四郡稍稍加强控制，难道做错了吗？
肯定做错了，然而宋九却不知道哪儿做错了。
对这段历史他知道得并不多，所以没办法利用金手指修正。
实际他就是知道，这段历史也早就歪曲了，许多砖家胡乱指责，说赵匡义扰乱压迫西北民族，完全是操蛋的说法。因此宋九借鉴的意见也不大，说不定会扭曲宋九的思考。
他拼命地想。
散朝后来到西府，又打开西北的地图。
什么也没有看到，反而看到横山后，眉头拧起。
之所以如此，原因与他先前提议的加强版浅攻战术一样。从东易州开始，一直到河东，宋辽两国边境处多是崇山群岭，这里辽军骑兵优势不大，而且易于筑砦于要道上控制，同时这些砦堡又易守难攻。辽军来就防守，辽军去继续骚扰，最终迫使辽国大军疲于奔命，以最小的代价收回燕云。
构思这一战略的根本就是山。
赵匡义听从了一半，稍许设乡兵，于边境增驻砦堡，这样一来成了御，而非是攻。宋九没有勉强，潘美故也。
这得慢慢来。
而且边境得到加强，牵制了辽军，使之不能全力攻打辽东，也让宋九暂时满足了。
但现在横山山脉将会成为宋九头痛的所在。
于是他问曹彬：“曹将军，我提一种假设。”
“易安，什么假设？”
“如果朝廷此次让李继捧归朝，从而激怒了党项人，使定难四郡全部反叛，朝廷应如何补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