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二零五三年中期进行的战略调整，改变了整个大战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大陆战场成为了绝对的主战场。虽然在此期间，海洋战场上也打得如火如荼，还爆发了几次影响重大的海战与登陆战役，但是直到俄罗斯战败，海洋都只是次要战场。
对牧浩洋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可以不再考虑作战上的问题了。
让周渝生担任海军参谋长，就是牧浩洋“甩挑子”的做法，即让周渝生去负责海军作战的事情。
牧浩洋这么做，也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必须解决、而且比作战还要重要的问题。
到二零五三年六月，第二阶段战争动员已经全面铺开。与第一阶段战争动员相比，第二阶段战争动员的重点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虽然这主要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国家机器已经全部围绕着军队进行，所以需要由军方来明确经济转型的重点，至少得由军方制订军事物资的生产规划。
事实上，这正是战争部长的主要职责。
所幸的是，这并非牧浩洋一个人的工作，不然就算把他累死，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按照黄瀚林的要求，经济转型主要由战争部提出目标，然后与其他部门商议，根据具体的经济运行情况，制订能够实现的战争生产计划，再交给其他部门执行，由国务院总管生产工作。
也就是说，牧浩洋只需要提出要求，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变更生产要求。
结果就是，在六月份，牧浩洋几乎天天与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开会，共同商讨具有实际价值的战争生产计划。
通过这份工作，牧浩洋对国家的战争潜力有了足够深入、全面的了解。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人口总量是八亿七千六百万，统计误差在百分之一以内，即实际人口在八亿八千五百万到八亿六千七百万之间，可用劳动力为二亿七千万，战时动员后能达到三亿八千万。
客观的讲，这个比例并不高。
要知道，美国在人口只有七亿左右的情况下，战时动员后的可用劳动力达到了四亿二千万，比中国还多了四千万。
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即中国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才迎来生育高峰。
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渡过了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结构偏轻，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七。主要就是，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人口暴减现象，随后国家大力鼓励生育，在二零三八年之后迎来了生育高峰期，人口才恢复正增长。
相对而言，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比较平缓。
人口结构，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总体战略。
说白了，没有人，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仅看本国人口、特别是可用劳动力，中国的战争潜力不如美国。只是，这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如果以十八岁为可用劳动力的下限，那么到二零五五年，中国的可用劳动力就能达到三亿九千五百万，而美国将减少到四亿零五百万。到二零五六年，中国将突破四亿，美国则将减少到四亿以内。
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而是两个国家集团的战争。
东方同盟集团的人口总量高达二十四亿，占全球人口总量的百分之四十，而西方同盟集团的人口总量只有十六亿，占全球人口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七。在可用劳动力上，东方同盟集团为十一亿三千万，西方同盟集团不到八亿。虽然东方同盟集团的社会平均生产效率不如西方同盟集团，但是在算上劳动力差距之后，东方同盟集团在扣除了必要劳动量之后，富余劳动量仍然超过了西方同盟集团。
也就是说，中国在劳动力上的欠缺，可以通过同盟集团补充。
事实上，在把生产效率算上之后，中国的社会劳动总量超过了美国。原因很简单：依靠更高效的能源系统，中国的社会劳动效率比美国高出了百分之十以上，因此社会劳动总量稍微超过美国。
当然，再把集团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根据国务院在二零五三年初做的统计，在不影响民众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中国能让百分之六十的社会劳动量从事军事生产，并且在二零五五年底，即在战后兴建的大批聚变核电站投产之后，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五。如果实施战时管制措施，限制民众的日常消费量，则能在二零五五年年底之前把百分之七十五的社会劳动量用于军事生产，在二零五六年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八十。
显然，美国肯定达不到这个水准。
按照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美国在维持民众基本生活水准不变的情况下，最多只能把社会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用于军事生产，而在进行战争管制的情况下，美国的社会劳动力军事化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五。
除了生产效率，盟国起到的作用也很重要。
在东方同盟集团中，中国是绝对的核心，而且中国也是集团中唯一的发达工业国，其他成员国要么不是发达国家，要么不是真正的工业国。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在东方同盟集团中有极为明确的社会分工，各个国家都有对应的角色，比如印度是主要的轻工业产品生产国与输出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承担着劳务输出重任，东南亚国家则是主要的原料出产国，朝鲜主要承担服务性产业。也就是说，只要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体系没有遭到破坏，中国就能把大量耗费人力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集中有限的劳动力发展军事工业。
相反，在西方同盟集团中，美国虽然是核心，却不是绝对的核心。原因很简单，在该集团中，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是发达国家，而加拿大、澳大利亚与墨西哥都已完成工业化进程。也就是说，集团中承担低级劳动任务的国家相对较少，为了使社会稳定，美国必须承担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拉低了社会劳动效率，无法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
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国的战争潜力远超过美国。
以国务院做的预测，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的军事产业不但将超过美国，还将超过整个西方同盟集团。最迟到二零五四年中期，中国的军事工业总产值就将超过加上俄罗斯的西方同盟集团。
强大的军事生产力，已经为中国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事实上，这也意味着，在不影响工业生产的前提下，中国能够征召更多的军人。
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军队的总兵力就将突破五百五十万，而且将以每个月五十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二零五四年，中国军队的总兵力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当然，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由此，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美国要在军事规模上保持战略均势，就必然征召更多的产业工人服役，从而使工业生产力降低。
当然，前提条件是，得有足够的战场来容纳双方的海量军事力量。
事实上，这正好说明了戚凯威所推行的大陆战略的重要性，即只有广袤的大陆战场能够容纳足够多的军队。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在大陆战场上尽快取得重大突破，比如越过乌拉尔山，才能迫使美国出兵俄罗斯，也才能使美国不得不征召更多的军人，从根本上打击美国，削弱美国的战争潜力。
问题是，扩大战争规模，绝对不是说干就能干的事。
首先，中国得有足够的兵力支撑起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除了征召更多的军人，并且对这些军人进行系统的培训之外，还必须生产出足够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让这些军人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做为战争部长，牧浩洋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六月份的会议，主要就集中在军事工业生产上，而且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在原定计划上把陆军主战装备的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便在年底之前武装十个集团军，让陆军能在二零五四年中期打赢大陆战争。
虽然还有一年，但是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
首要任务，自然是扩大地面战平台的生产规模，即建立更多的生产线，让更多的厂家参加生产。
知识产权的事情早已搞定，军方以微乎其微的价格买下了地面战平台的生产专利。
关键就是，缺乏实力足够强大的生产厂。
在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商讨之后，牧浩洋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面向有车辆生产资质的民营企业招标，并且提供技术支持与资金保障，让这些民营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配套生产线，培训出技术工人。
更重要的是，军方以提前下达订单的方式，鼓励民营企业参加军事生产。
在得到黄瀚林首肯后，国务院在七月初向十四家民营汽车制造厂招标，最终有六家厂商拿到了军方的提前订单。
这六家厂商都将在十月底之前投产，在年底使产量达到设计水准。
如此一来，在二零五四年的上半年，地面战平台的产量将增加一倍以上，确保在半年之内武装二十个集团军。
当然，陆军装备有了保障，牧浩洋不会忘了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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