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田，也就是普通百姓必须耕种的田，也就是西晋为了防止没人种田，而强迫百姓种田的一种规定。如果说占田是百姓的一种权利，那课田也就是一种义务了。
西晋王朝规定，男丁课田50亩，女丁课田30亩，男性次丁课田25亩，其余人不可田。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只有一男一女无子女的丁克家庭来讲，你这一家可以最多占100亩地，但是有80亩地必须耕种，其它的地你也可以种，但是闲着也没人管你，爱种不种。
户调试是做了这样的规定，但是都没能得到严格执行，甚至在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当了皇帝以后，一个叫束皙的大臣还写司马衷写信说，四处游荡的人还是那么多，闲着长草的地还是当牧场用。所以，户调试对于占田和课田确实是有规定，不过要说实际效果，那可就真是不好说了。
但是对超额私自招募农民的行为，处罚的就十分严格。所谓缺什么什么就值钱，您想在那个人最缺人的年代，西晋怎么能不严格控制纳税人口流失呢？
比较典型的就是司马炎对中山王司马睦的处罚。
公元268年，时任首都军区司令(司隶校尉)的李熹（西）给司马炎写信，弹劾中山王司马睦、山涛、国务院副总理（尚书仆射）武郂、县长刘友等人私占国家田地。结果，司马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只是处理了县长刘友，对其他人一概宽恕。等到公元277年，中山王司马睦在他的封地内私自招收了七百多户人，帮助他们改名字、改户口，把他们弄成了自己的私人农民，这一次司马炎大发雷霆，立刻就把司马睦的王爵撤销，让他连降两级，把他贬成了一级侯爵——丹水县侯。
虽然司马睦被处罚有着再犯重罚的味道，但是他私占田地却没什么事儿，一旦私占人口，就被立刻处罚了，所以我们也能看出，西晋对于私占人口有多重视。
西晋的税收，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因为西晋之后就是三百年的大混乱，很多关于西晋的记载，现在都完全找不找了。从残存的个别资料上看，我们只能知道西晋的税收有田租、布、棉花。
田租就是五十亩地收四斛。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非常粗略的说，一亩的面积是五百平方米，一斛大米的重量是十四公斤，也就是五百平方米的地收五十公斤大米。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西晋里所说的五十亩，是一户只收四百升，还是不管几个人，一律按照五十亩守四百升的比例来收，就实在不好确定了。不过，我个人倾向按照比例征收。
布和棉花是按户征收。对于一个有男性正丁的家庭来说，一户要交布三匹、棉花三斤；如果没有男性正丁，就减半交；在边境市的按照这个标准收三分之二；更远的占三分之一；南方的少数民族交当地特色的布料，当时叫寳（从）布，每户是交一匹布，再远一些的就交一丈。这里要说一句的是，所谓按户征收，不是每一户都一刀切，全按这个数儿来，这布、棉花的数量，只是一个平均数，地方官应该按照各户的经济情况，富的多收、穷的少收，可是在实际上，控制了地方的士族豪强们，根本没人敢惹，有时候地方官都不敢去找他们收税，而老百姓本来应该少交布和棉花，却往往把士族的那一份还得交了。于是，实际情况就是，富的少交或者干脆不交，穷的反而要多交。
总之一句话，户调式不是司马炎时代的一种发明创造，它其实只是对早已形成的经济现实的一种承认，它是为士族利益服务的。对于司马家族来说，他们是在用户调式拼命的和稀泥，来解决皇帝和士族之间永远无法调和的利益矛盾，而对于士族来说，国家承认他们的那点儿利益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实际结果就是，户调式是开始实行了，而根本没几个人遵照执行。
司马炎的这个太康盛世，其实被后人注了太多的水。因为，各族百姓得到的，只是一种相对和平的生活而已，他们的各种负担仍然非常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百姓们，绝大多数连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强迫当兵、抢走当奴隶、买卖到大户人家当仆人。但即使是这样，相对于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来说，太康盛世仍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和平时代，一个中国各族百姓难得的休养生息的短暂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