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要在大会上讲话，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曾先送叶剑英看。叶剑英看后，很明确地提出两条意见：“一是‘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不久，华国锋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剑英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经向华主席反映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经改得很好。”
但是，出乎意料，华国锋并不接受叶剑英的意见，在会上不按修改了的讲话稿讲话。他坚持不能为“事件”平反，不能为邓小平平反。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还强调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
华国锋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汪东兴在会上也明确反对邓小平复出，他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如此“针尖对麦芒”，足见会上斗争的尖锐。
汪东兴不让陈云、王震他们在小组会的发言登会议简报。
尽管如此，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发人深省的是，陈云呼吁为邓小平平反，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有人呼吁应该让陈云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也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
汪东兴搬出了当年说过的话：“陈云同志一贯右倾！”
于是，“两个凡是”派便依据的话，压制陈云，不让陈云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华国锋步步后退
虽说在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叶剑英又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另外，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也支持邓小平，他多次跟华国锋谈话，希望早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最初，华国锋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华国锋这话，比起原先坚决不同意邓小平复出，是退了一步。他已经表示可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只是不能“急急忙忙”。接着，华国锋又退了一步。他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人们听说华国锋这话，讽刺道：“如今水也到了，渠也成了，就是被华国锋筑的堤坝挡住了。”
1977年4月2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口的《当前宣传要点》。
《当前宣传要点》宣称，要宣传华主席是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他继承、高举和捍卫了的伟大旗帜。要宣传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的基本路线伟大理论在当前的具体实践。要宣传凡是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就在中国报刊根据中央宣传口的《当前宣传要点》，大力宣传“英明领袖”华国锋、宣传“两个凡是”的时候，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及中央写了一封信。
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总是写“华主席、党中央”。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信中写道：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
邓小平的信中，关键性的话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一句。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思想”这一新概念。
邓小平的这一新概念，是指出不能把的某一句话、某一条批示都算成“思想”。对于思想，必须“准确”而“完整”地加以理解。
邓小平的话，也就是含蓄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对于的话，不论片言只语，都一概要加以遵循。
此后不久，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曾这样谈及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的含义。邓小平说：
我在今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思想，损害思想。
邓小平要求，把他的这封信印发全党——正因为这样，他的这封信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应该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信。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即1977年4月10日的信以及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是邓小平的很大的胜利。因为自从1976年清明节之后，全党已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听见邓小平的声音了。
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成了向全党发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讯号。
邓小平终于重新工作
党内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
华国锋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至于这“适当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华国锋没有说明。
但是，面对党内外的强大压力，华国锋无法再拖延。
华国锋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事件”平反。
华国锋声称：“现已查明，邓小平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是说，华国锋还是守住“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条防线，只是由于邓小平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可以“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
华国锋所说的“现已查明，邓小平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句话，倒也是有来历的……
那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人民日报》就派记者专门调查了1976年“事件”的真相。记者查明了，是当时的“四人帮”御用写作组“梁效”，写了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广场的反革命事件》，首先放出“邓小平是‘事件’的总后台”的谣言。于是，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写了《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诬指邓小平为“事件”的“总后台”。
《人民日报》的记者经过调查，查明当时把邓小平打成“事件”的“总后台”，是“四人帮”玩弄的政治阴谋。记者写出了调查报告《“事件”中的阴谋活动》，揭露了“四人帮”的阴谋，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发表这样的调查报告，当然要报送中央。
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以报社领导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送了《人民日报》记者的这一调查报告。
华国锋和汪东兴看到了这一报告，当时压了下来。
眼下，华国锋却用得着这一报告了，因为报告表明邓小平并不是“事件”的“总后台”，这样，可以把邓小平跟“事件”区分开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不意味为“事件”平反！
华国锋还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华国锋派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
鑫前去看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理所当然拒绝了华国锋的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很坚决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事件’是革命行动。”
华国锋无奈，只得收回那前提。
这样，就在中央印发邓小平的信之后的第3天——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
当然，这时的邓小平还只是“出来”而已，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不久，叶剑英80寿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80大寿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七日过生日，在1977年即为5月14日。
那天，叶剑英家中高朋满座，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来了，聂荣臻、徐向前来了。接着，邓小平赶到。
邓小平一进门，笑着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叶剑英马上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叶剑英这句话，反映了邓小平在老干部们心目中的地位——“领班”，也就是“领头人”。那天，叶剑英80寿辰，点了8根寿烛。邓小平见了，建议加上一根，变成9根，取“长久”之意。叶剑英家人立即又点上一根，叶剑英哈哈大笑起来……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不得不对“事件”降低调子。
虽然华国锋仍坚持“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这就是说，华国锋已经承认群众前往是“合乎情理”的了。
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定的，然而华国锋还是同意邓小平复出了；
“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也是定的，然而华国锋却已经承认群
众前往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
这两件事本身，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相矛盾。
其实，还有华国锋所做的两件更为重大的事件，与“两个凡是”相矛盾：
第一，抓捕“四人帮”，就是违反“两个凡是”。
众所周知，从1974年2月以来，虽然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但是只是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并没有说要打倒“四人帮”。
华国锋在去世之后，抓捕了以“遗孀”为首的“四人帮”，显然违背了的意愿。
第二，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为保存了遗体，建造了纪念堂，也是违反“两个凡是”的。
早在1956年4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会间休息时，在秘书递来的倡议实行火葬的折子上签了字。1958年提出自己死后骨灰撒向大海喂鱼，因为他活着时吃了很多鱼。
所以华国锋本人所作所为，也并非真正依照“两个凡是”办事。华国锋所说的“两个凡是”，无非是借的话来压制反对的声音。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政策的核心，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的要害问题。
秦基伟（1988年~1993年担任国防部部长）作为高级干部，曾这样谈及当时看了中央转发的邓小平两封信之后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
六年前（引者注：秦基伟的文章发表于1983年）当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这个问题，尖锐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虽然也感到非常重要，非常深刻，针对性很强，但毕竟只是从指导当时工作的现实意义上考虑得多，对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影响认识得很肤浅。经过反复的学习和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认真加以思考，才逐步意识到小平同志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透过复杂的现象，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十年内乱中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这确如一声霹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大家茅塞顿开，成为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先声。
尽管邓小平一出来就向“两个凡是”发起抨击，但是华国锋那时还戴着“英明领袖”的光环，“两个凡是”还占着统治地位，要推倒“两个凡是”，还必须经过一场曲折而艰巨的斗争。
也就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口号。邓小平明确地指出：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